中国经济如果真像日本的十年，恐怕问题还简单了。关键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困境，不会那么简单。图为日本2011年的东京及背景中的富士山
中共经济第一季度表现的极差，中共忙不迭地出台11个文件，中共国务院7月发布的文件一共提出31条对民营经济管理的意见，号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但这些措施能否解决中国经济的潜在问题和实质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
中共国务院的《意见》说，要“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氛围”等六个方面，31条具体举措再度强调平等对待、合规经营、企业家精神。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这里，中共政府以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它们其实正好暴露了深层的症结—政府的干预和遏制。
根据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从2012年至2022年的十年间，在税收上，中国民企占比从48%提升至59.6%；在就业方面，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吸纳就业占比从32.1%提高至48.3%；在数量上，民企数量占比从79.4%增长到93.3%；从外贸看，民企从2019年起成为第一大外贸主体，2022年占比达50.9%。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企、私营企业、中国的普通百姓，在税收、就业、进出口等国民经济的主要方面，都超越了官方垄断和控制的国企，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但恰恰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这部分，却受到了中共政权的打压和桎梏。
中共说要“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正好说明是中共政府，在持续导致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恶化；中共说要“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的支持力度”，正好说明其经济政策从来没有真正的在支持民间企业；中共说要“强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正好说明中共徒有虚名的法治体系，根本没有用来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只是中共权贵镇压人民的工具；中共说要“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氛围”，也恰恰说明民营企业在中国，其发展质量因为政府的限制而低下，民营经济人士因为中共的肆意扑杀不能健康发展，社会氛围也因为中共的宣传和打压变得对民企充满了敌意。
中共为了让民营企业家为它们卖命、为他们赚钱、为他们刺激经济，从牢里放出来了2200多名民营企业家。外部世界原本还以为，只有孙大午这位杰出的企业家被抓捕，没想到高达两千多人被中共囚禁。这两千中国的企业精英，放出来后会继续为中共添砖加瓦吗？还是会尽快的润、出逃、远离中共的魔掌？
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达到5092.76万户，较2012年年底增长了3.7倍，民营企业在企业中的占比由79.4%提升至92.4%。但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放缓非常的明显。正如北大教授周其仁援引江阴双良集团老总的说法，“民营企业都是骑在虎背上，不是骑在马背上。”现在看来，他们大部分已经从虎背上摔下来了，他们恐怕也不会再与狼共舞、与虎谋皮了。
中共经济之所以陷入如此悲惨的境地、注定要整体倒退20年、回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境地，还是因为中共已经丧失了信誉，不管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民间、到外国政府、西方资本，都不再相信中共，也对中共管理经济的能力彻底丧失了信心。高盛刚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股票的评级，把工行、农行、交行、兴业、华夏全部降到卖出(Sell)，中行和招行为持有(Neutral)。建议买入(Buy)的只剩建行、邮储、宁波银行、和平安银行。华尔街已经嗅到了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气息，和随之而来拖垮中共银行体制的可能，在鼓励资本大举撤离中国市场！
中国制造业扩张放缓，就业状况严重恶化，房地产销售大幅下挫，经济进入萧条，内外需求疲软，支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全部失去动力，因此，中国国内舆论愈来愈担心，中国可能会出现“日本失去的十年”。在当下，经济增长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最后基石，一旦中国出现十年以上的经济萧条，就业、民生和社会维稳的压力会跟当年的日本相提并论吗？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心中，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以后，日本股市、房产等崩盘，导致了从90年开始整个90年代的经济放缓。近年来，日本原来的“失去的十年”还被扩大成“失落的三十年”，那次经济危机被认为是日本近三十年发展缓慢、人民躺平的祸首。但重新回顾一下日本这一历史时期的相关数据，人们可能得出另外的结论。
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是指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和低迷。其主要原因，是资源浪费和不良投资，日本企业过度投资扩张，忽视资源利用效率，导致资源浪费和不良投资，生产效率低下、库存积压。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日本银行和政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过度的房地产开发,导致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泡沫，而经济增长却停滞不前。再者，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劳动力市场萎缩，人才短缺，加剧了社会保障系统的压力。与此同时，因为资产的泡沫，过度追求规模和市场份额，忽视了产品质量和创新。日本企业内部的官僚主义，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也都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压力。
但是在今天，人们重新审视日本当年的经济状况，发现当年对日本经济的判断是错误的。日本观察家伊文•豪尔说，西方认为的日本失去的十年，明显是一个错误。踏上日本土地的人们，从成田和羽田机场开始，会发现日本现代气息浓厚，嗅不到属于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无所掩饰的颓废气息。《纽约时报》的埃蒙•芬灵顿则说明，失落的日本只是一个传说，日本总是新产品的第一个使用和推广者，失去的十年里，日本人均发电的增速是美国的两倍；21世纪后，日本人均发电量增速持续超过美国。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则彻底否定了人们的普遍认知，认为所谓日本九十年代发生经济崩溃，观点并不正确，因为日本的生产力水平同期并没有大幅下滑，日本唯一失去的只是之前经济奇迹中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因为日本在这十年中，失业率始终不高，犯罪率一直很低，贫富差距不明显，全民享受医疗保险，人口寿命全球领先，这明明是世界的楷模，怎么可以说是“失落的十年呢”？
中国的情况则恶劣得多，与日本根本无法相比。在日本，当年企业过度投资和扩张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资源浪费，这都是企业行为，并非政府行为。这些企业破产后，日本的国家和大部分国民并未受到直接影响。相比之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却是由政府主导的情况所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都卷入了房地产，这些政府的债务、融资平台的债务，以及国有银行因房地产而高度的杠杆负债，都是政府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也是全民的问题。中共权贵和少数房地产企业的白手套从中获利，但事实上全民都背上了债务，这跟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
中国当然还有其它的问题。三架马车全部熄火，进出口破灭，基建过剩，内需不振，青年人失业可能高达50%，在日本都不存在这些问题。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从来都没有出现下滑，也没有出现过中国这样高的失业率。日本确实存在十年的经济放缓，但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在那之后，日本的经济环境出现了平稳的变化，日本企业也通过这段期间重新调整，并重新取得技术的领先地位和技术的进步。因此，这种情况与中国完全不同。
中日之间，如果说有可比性的话，就好像都有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从表面上看有这个可比性，但实质上的问题根源完全没有可比性。因为日本并没有出现整个社会的动荡或政权的不稳，社会结构也没有出现问题。而中国如果房价继续缩水、失业飙升、收入下降，将会严重威胁中共的统治和社会稳定，所以后果比日本严重得多得多。
纽约时报左派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一文中也指出，中国最近似乎步履蹒跚，一些人一直在问，中国未来的道路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克鲁格曼的回答是，可能不会——中国的情况会更糟。关于日本的失业，克鲁格曼指出，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青年失业率（15-24岁）确实有所上升，但这一上升趋势后来得到了扭转。而中国正走向经济放缓，中国也难以复制日本的社会凝聚力——在不造成大规模痛苦或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管理较低增长的能力。所以，克鲁格曼认为，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情况可能会更糟。
所以说，日本的十年，其实没有那么可怕，那只是相对于日本之前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相对放缓，而日本的人文、社会、企业创新、政治体制，没有受到经济放缓的影响。恰恰相反，日本企业重新定位，努力创新，平稳的过渡到安倍经济学以来的新增长点。与之相比，日本式的十年，更可能蜕变成中国经济困顿的至少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包括政治体制，都可能随着这次经济的萧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谢田博士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暨约翰奥林棕榈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