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亦师亦友
科尔奈非常在意每人的为人，超出学术之外的为人。他在为学生写推荐信时，除学术之外，只要有可能，他总还要评价这个学生的为人。大量的学术和非学术的交往使我们从师生变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大量地讨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我们各自的经历和观察。我向他谈及我的个人经历：我父亲曾被打成"右派"，我自己曾被打成"反革命"，曾经在农村劳动十年，包括作为反革命被劳改等等。他觉得所有这些悲剧都像他自己的国家，他的身边发生的事件一样熟悉。
在《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的序言里，科尔奈教授写到，他的一个中国学生曾经在农村经历过折磨，现在坐在他的课堂里。他指的即是我的经历，也不仅是我个人的经历，那是一代中国青年人的经历。我们之间的亲密交往和理解，还因为一些重要的事件而深化。在我正在写论文的时期，北京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在那一两个礼拜里，除了在办公室谈话外，科尔奈还请我们到家里深谈。跟我们一样，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每天都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新闻。当时北京发生的一切把他带回了1956年的匈牙利。他觉得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的祖国曾发生的事情，深深地揪着他的心，使得他不能做别的事情。
像许多中国学生一样，当时这个事件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情绪非常急躁，基本上荒废了学业。直到后来科尔奈找我，跟我非常非常认真地谈话。他讲述了自己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所做的决策。然后告诉我：你必须做一个选择，要么你就去做一个优秀的政治活动家，要么做一名优秀的学者，你不能做半个学者半个政治活动家，这是不可能做好的。在政治和学术之间，你必须做一个选择。这次谈话对我非常重要。从此以后，这个忠告我一直记在心里。到底我们该怎么为社会做贡献？怎样做，才能够最好地贡献社会？我自己后来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的长处，我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地方，是我的学术研究。这是他对我特别大的影响，超出了学术范围，关乎我的人生选择。当我从这本自传中多次读到相关的叙述时，我觉得二十年前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夜。
我从哈佛毕业的时候，得到了几个不同机构的聘请，包括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我去征求科尔奈的意见。当他听说伦敦经济学院想要聘请我，他非常兴奋，他说那是他在西方工作过的第一个学术机构，得益匪浅。这在我决定加入伦敦经济学院工作上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多位同事都常常跟我讲起他们同科尔奈教授的交往。
例如，已故的威尔斯教授(Peter Wiles)（他曾是当年大力推动伦敦经济学院聘请科尔奈的人之一），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哥穆尔卡（Stanislaw Gomulka），德赛勋爵（Lord Meghnad Desai），雷雅德勋爵（Lord Richard Layard）等。我到伦敦经济学院教书以后，一直和科尔奈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我曾多年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兼职。那段时间，除了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每年有四五个月在HIID做研究。因此仍能经常见到他。
记得大约在1994年，科尔奈曾请我在他的课堂上给他的研究生们讲中国的经济改革。我讲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同东欧、中欧和前苏联国家的巨大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从中国的制度和历史角度做了解释。我讲完之后，科尔奈表达了鼓励，但同时当着所有学生对我提出了批评。他批评我忽略了大量的政治内容。他说，虽然我省略这些内容的原因，对那些了解中国的年长者完全能够理解。但这种忽略的方式，会让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包括中国的年轻人误解，误认为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发展起了好的作用。实际上，他对我各个方面的批评或提醒在二十几年里是一贯的，这一直是我们亲密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软预算约束和金融危机
1998年1月是科尔奈的70岁生日。他的同事和好友，也是我的导师和合作者，马斯金（Eric S. Maskin）发起编辑一本学术文集，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为他祝寿。文集的名字就叫做《计划、短缺和转轨——纪念科尔奈》(Planning, Shortage, and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Janos Kornai, MIT Press)。
马斯金希望我也能贡献一篇论文。而我的合作者，钱颖一和罗兰（Gérard Roland）也得到了邀请，于是我们决定把我们三人合写的一篇论文放进去。这篇论文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东欧、中欧、前苏联国家不同的原因。当时马斯金特别嘱咐，在科尔奈生日之前这件事要保密。后来我在伦敦的时候，收到了科尔奈的一封信，他说马斯金为他办了一个生日晚宴，晚宴上马斯金向他宣读了这本书的目录，包括我向科尔奈祝寿的传真信，得知我的一篇论文也在其中，他说他非常感动，也非常骄傲。
在这个时间前后，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我的研究工作因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发现韩国、日本也存在大量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由此导致了金融危机，尤其是韩国。软预算约束这个问题是科尔奈提出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的。我作为他的学生，熟悉地掌握了这个概念以后，在这个时候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用来分析亚洲金融危机，证明市场经济中也存在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而且，市场经济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会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同黄海洲合写）。我认为，软预算约束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和深度远远超过了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都基本存在的问题。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人们不熟悉这个概念，忽略了这个问题，因此导致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一次又一次产生严重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场金融危机。
在这整个研究过程中，我跟科尔奈教授一直保持联系，得到了他很大的支持。
记得在90年代末的时候，他接受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必记本"注：Olivier Blanchard，现任IMF首席经济学家)采访的时候，科尔奈专门提到了我在这方面的工作。后来，科尔奈同马斯金和罗兰合写的关于软预算约束的论文，再一次肯定了我在这方面工作的价值。1999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组织了一个以软预算约束为主题的特邀分会（invited session）。我又做了另一个关于软预算约束与经济增长的论文（同黄海洲合写）。那篇论文把软预算约束的理论运用到了增长理论上，用来解释世界上不同国家长远的经济增长轨迹。当时科尔奈在场，也得到他的支持。最近，在2008年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同科尔奈有很多通信(email)来往。我扩展了软预算约束的理论，来分析美国金融体制内在的基本问题。我认为问题的核心是，起源于美国、扩展到全球的金融机构使用了"软预算约束创新"的方式，从基础上破坏了金融秩序。他们用创新的方式来系统地软化金融机构及民众的预算约束。那些金融创新把原本每一户、每一个机构内在的预算约束，变成了外部问题。
科尔奈非常鼓励我的研究思路。他也非常关注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发生的、空前规模的政府拯救倒台金融机构的行为，认为这种典型的软预算约束的做法最终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因为兴趣相投，我们甚至曾商讨要合写论文。后因时间精力所限，我们决定分头工作。后来科尔奈很快就写了一篇，讨论资本主义世界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里的问题。他非常希望这篇文章能发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上，曾经送到《经济学家》杂志。但是西方的主流媒体看不到这篇文章的价值，被退稿了。这篇文章的中文稿后来发表在中信出版的《比较》上，里面的一些基本思想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
5、学者风范
我想特别介绍下科尔奈的学术态度。
在1999年的诺贝尔第五次经济论坛上，科尔奈是唯一被邀请做主题演讲的，集中讨论经济转轨的问题。我最强烈的印象是，他在演讲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对转轨国家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学家。具体而言，他批评的就是快速的、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对市场化的盲目鼓吹，就是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比如说没有适当的法律、没有适当的执法机构、没有适当的金融市场……在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用免费赠送认股权证的方式私有化国有企业，使得采取这些政策的国家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挫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