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批评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很大的胆识。因为被批评者本人就在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是非常有影响的，是拥有很大权力和能量的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同大家评选相关。得罪了人，就会增加你评奖的风险。当时我们都盯着脸色铁青的被批评者。在我们私下的交谈中，科尔奈对经济学期刊、特别是顶级期刊的评审制度也有非常尖锐的批评。许多顶级期刊的编辑，往往忽略在经济学思想上有重大贡献的前沿性工作，相反，没有什么重要思想、只是在技术上做了些改进的，更容易发表。他认为现在的很多评审，谬误很严重，依赖这种谬误进行的评选非常荒唐。而经济学界年轻学者的前途，都是同这个评审制度绑在一起的，这种谬误和荒唐对年轻学者的发展、对学科发展的负面影响，让他非常担忧。
一个学者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是他每一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吗？关于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交谈。他对经济学界尤其是最顶尖的经济学系招聘资深教授的标准，也表示担忧。在哈佛这些年参加资深研究人员的招聘，他发现这个过程往往太过关注候选人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在什么杂志上发表，而忽略了他们在思想上的贡献，忽略了他们在学说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或者将有怎样的贡献。他举例说，有一个特别著名且有非常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曾经被哈佛讨论是否通过终身教职，结果否定了。否定的具体原因就是他在近期发表的东西少。科尔奈对此感到非常担忧和不满，他觉得这完全是一种荒唐的本末倒置的判断方式。
6、从哈佛退休
2002年前后，科尔奈考虑从哈佛退休。那段时间我曾请他们夫妇到我在波士顿的家里吃饭，我们在哈佛的最后一次深谈是在哈佛广场的咖啡馆里，我们聊了很久。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夫妇非常舍不得哈佛和在美国的朋友们，而且他们非常怀念《纽约时报》，觉得回到匈牙利就不能每天读到《纽约时报》了。但同时，他们又非常渴望回到匈牙利，他们和匈牙利有着不能割舍的联系。2002年以后，科尔奈夫妇就全时回到匈牙利了，成为布达佩斯高等学术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的终身研究员。
在2002年的秋天，我接到科尔奈的邀请去布达佩斯特高等学术研究所参加一个会议。此会议是他退休之后组织的一个庞大的研究项目：如何建设一个可信任的国家，就是在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建设一个可信任的政府或者国家。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布达佩斯。我立即就被这个美丽的城市迷住了。布达佩斯特高等学术研究所地处皇家城堡附近的布达市前市政厅，俨然一所十九世纪的宫殿。门前就是建于十八世纪的集巴洛克和新哥德风格于一体的肃穆的马加什教堂。从皇家城堡俯瞰多瑙河及对面的佩斯市，辉煌的国会大厦及链子桥尽收眼底。高等学术研究所旁的小饭馆里，吉普赛音乐家们热情地演奏着包揽世界各地文化的欢乐曲调。宽广无涯的壮丽景色和无处不在的浸透着思想的空气，难怪为人才辈出之地。
为了他的研究题目，科尔奈从全世界邀请了十几位跨学科的学者，去布达佩斯特一起探讨。除了经济学以外，还包括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我到那边带去的论文，是关于应用不完备法来讨论中国和俄罗斯的金融体制治理的。这是我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卡塔琳娜•皮斯托(Katharina Pistor)合作的。在那里，科尔奈向我引荐了两位耶鲁大学著名的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苏姗•露丝-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夫妇。布鲁斯是研究宪政宪法理论的，苏姗在研究腐败以及联邦制问题方面特别著名。非常有趣的是，在科尔奈帮我们引荐认识之后，我就向布鲁斯介绍我们的不完备法的理论。结果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争论了一阵子，布鲁斯表示对我们的理论很感兴趣，也信服了。科尔奈非常高兴，对我说，你得到他的首肯非常重要，因为他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在那次开会期间，一天傍晚，科尔奈邀请我到他家去做客，他的新家在一个半山腰，风景非常美丽。赶到他家的时候刚天黑，能看到布达佩斯特夜晚壮丽的灯火。他的新家布置的很优雅。畅叙一番之后，科尔奈亲自驾车，带我们去城里一家小饭馆吃饭，吃的是匈牙利名菜，渔夫之汤（fishman's soup）。
这里我还想再提一点生活细节。科尔奈开的车总是相当破旧。在哈佛我们当学生时候就注意到，他的车是所有教授中最破旧的，是一辆大众制造的rabbit，兔子车，哈哈，最低档的车，而且还是二手的，像我们穷学生用的破车。当时我们以为因为他半年在匈牙利，所以在哈佛就买辆破车对付。结果到了布达佩斯特，他的永久性的家，他还是开辆特别破的车。但是他很自豪地跟我称赞他的车有多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不同意我关于他的车的评价。这些都是特别美好的回忆，都很有趣。那天饭后科尔奈夫妇带我沿多瑙河游览夜景，他们很兴奋地领我看江上的链子桥，国会大厦，还指给我看很多他们曾经工作过的政府建筑物。当时还有个小插曲，我们从一个广场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启动车时，有根柱子科尔奈没有看清差点撞上去，结果被他太太大声训斥了一番。
2006年，我参加位于布达佩斯特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的一个会议并演讲。科尔奈也是那里的教授。我们再一次在布达佩斯特相聚。他把我带到布达佩斯特一个豪华的奥匈帝国时代留下来的咖啡馆，可能是布达佩斯特最豪华的咖啡馆。在那里我们聊了很久，他给我讲这个咖啡馆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还问及若干我们共同的中国朋友，钱颖一、吴敬琏等。那天我们还谈了技术革命，包括google等等IT技术革命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因为他儿子安德鲁斯(Andras Kornai)是相关方面的专家，数学博士和伯克利的语言学博士。
2009年9月，为了纪念推倒柏林墙20周年，也是东欧、中欧转轨20周年，在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发起了纪念柏林墙20周年的学术会。我同科尔奈在这个会议上又见面了。科尔奈又像十年前在斯德哥尔摩一样，是那次会议唯一的特邀演讲人。他讲了关于技术革命，经济转轨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会议结束之后，我同他们夫妇乘船去赫尔辛基的一个小岛，去看古迹。在那个小岛上走了几个小时，除了欣赏古迹，谈生活、谈一切之外，如同每一次一样，科尔奈对我在这次会上讲的关于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的论文又有许多批评。这篇论文既是我的新的研究，又是我已经进行了很长时期的工作。他一方面对我的论文鼓励和赞赏有加，同时也尖锐地批评，说我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政治因素。
除学术之外，那天还讨论了他计划来北京，参加纪念吴敬琏教授八十寿辰的国际学术会议。他在过去半年里身体一直严重不适。他妻子说，这段日子里，他是靠研究工作的进展让自己心情好些。因为准备接受手术，他对于能否亲自前来北京预感不乐观。但是，他已经为最坏况作好了详细安排。他详尽地询问了会议的组织情况，以及会议的组织者，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肖梦。
二十多年来，科尔奈是我的老师，我的导师，我的亲密朋友。同时，他对我的精神深处的影响更像是父辈。我妻子常说，科尔奈的为人甚至性格都非常像我的父亲。科尔奈对我也确实很像我父亲对我的态度。我妻子在见到科尔奈的时候，曾跟他说，你对成钢的影响，很像他父亲对他的影响。
这可能是我学术生涯中的好运气，能够有一位严父一样的老师和导师，不仅引导，而且一直监督和批评。在我与科尔奈四分之一世纪的亲密交往中，我见到的科尔奈是一个从来不对政界、学术界和社会上任何歪风邪气低头的人，永远不低头，永远都是勇敢、坦诚、直率的。他从来不会因为苟且小利而丧失原则，他是以他的人格来带动学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