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长期对中国大陆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的深切关怀，也对中国大陆自由派学者和流亡人士表达深切关怀。（图片由廖志峰先生提供）
今年8月1日，是余英时先生逝世两周年。
余英时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他走后留下的空白，无人可以填补。
余英时先生是享誉全球的史学家，也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而尤其让我们感念的，是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大陆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的深切关怀，对中国大陆自由派学者和流亡人士的深切关怀。
在大陆学人中，我是和余先生相识较早的。1987年我来到美国哈佛读博。这一年的10月18日，《联合报》驻美记者张作锦与孟玄两位先生，开车带着我和哈佛同学丁学良到普林斯顿余先生住所，进行了一场对谈。这场对谈长达五、六个小时，基本上是余先生提问，我和丁学良回答，间或余先生也发表自己的看法。余先生对大陆状况的广泛了解，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把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他对我们这一代学人在极端困难闭塞条件下独立思考的深厚同情与高度肯定，更使我有知音之感。后来，这场对谈整理成文字，以《大陆的改革前景和思想出路》为标题，加上余先生写的前言，发表在1988年1月1日《联合报》，那一天是台湾解除报禁的第一天，《联合报》增加印张，扩大版面。这篇对谈共两万多字，占了整整两个版面（你能想像现在的报纸用整整两个版面刊发一篇思想性的文字么？），一时间造成不小的影响。
1989年新年伊始，在中国国内，以方励之致邓小平公开信发其端，兴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知识界联名信运动，要求政治改革，要求释放良心犯。身在海外的余先生也领衔发起连署及发布《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余先生曾筹款于《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2008年12月《零八宪章》发表，余先生是海外首批签署人之一。
1989年六四事件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成立了接纳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余先生亲自挑选和延揽了二十几位学者和作家，为他们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余先生对我们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他出面担任了我们很多机构，诸如北京之春、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和刘宾雁良知奖等的理事、顾问或评委。余先生给很多大陆学者或作家——熟识的或不熟识的――的书写了序言；在他的寓所接待了许许多多来自天南海北，尤其是来自大陆的知识人、文化人。
余英时与作者合影。（图片由作者提供）
2007年，余先生荣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克卢格（Kluge）人文学术终生成就奖。我们十几个流亡知识人和余先生相聚一堂，向他道贺，并向他数十年如一日的价值坚守表示钦敬。余先生说：“你们称许我的那些话，你们自己也都做到了。我认为基本上是价值问题。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高尚人格，我也没有要努力让自己成圣成贤，我没有这个观点。所以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儒家。我觉得每个人只对自己负责。但是有一点我跟你们大家都共同的，我们选择我们的价值，选择价值以后我们就真正相信这个价值，保卫这个价值。如此而已。”
余先生这番话讲得很平实。说来也是，做这些事好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一般人就是做不到，能做到的就是那么稀少。
这里，我着重讲一讲，作为思想史家的余先生与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在《大陆的改革前景和思想出路》的前言里，余先生写道：“诚如胡平所说，他们是在极端困难闭塞的条件下进行思考的。由于和外面世界是隔阂的，许多思想资源都无法接触到，有时他们辛苦思索得来的新理论，在大陆以外可能已是常识性的东西。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大陆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全无凭借的情况下重新发掘自由和民主的真义，其价值决不在‘创新’之下。”
在这里，余先生点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自由主义，是再发现，是重新发掘；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内生的，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深刻而痛苦的生活经验”，“从切身的忧患”的独立思考而获得的。我们成长于极端封闭的毛时代，没人接受过西式教育，也没人有什么特殊的家学渊源，没人留过学，也都没出过国。我们的精神成长背景和严复、梁启超、胡适那些人大不相同。他们的自由理念都是从西方学来的，而我们的自由理念却主要是从自身经验中悟出来的。不消说，西方有关自由民主的思想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还有前几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想，都给了我们重要的启迪。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所能得到的这些思想资料都是东鳞西爪，残缺不全。它们像远处传来的乐曲，若有若无，时断时续，非有心人不能听见。听者少一半靠听觉，多一半靠自己的想像，勉力将之敷衍成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
现在，很多人在谈到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的思想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总是归因于中共的对外开放，西方文化再一次传入大陆。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实情的。正因为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次自由主义思想的自发性和内生性，所以他们提出了不少聪明的假问题。例如和传统对接的问题：既然自由主义是西方的产物，它们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吗？然而我们一旦知道了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本来就是从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这些问题自然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在《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1991年）一文里，余英时先生高度评价胡适对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余先生尤其赞同胡适把对少数人权利的宽容保护视为自由民主的精髓。余先生说，胡适从不把中国传统看成笼统的一片，胡适攻击中国传统，主要是攻击当时中国的残忍。胡适提倡民主和法治也是为了救治这种根深柢固的残忍症。余先生写道，今天西方有不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注意到“残忍”（cruelty）的问题。有人主张在社会一般恶德（ordinary vices）之中，“残忍”应该放在第一位，因为“残忍”是自由意识所最不能容忍的罪恶。”
余先生特地指出：这一点对中国民主自由运动却有新的意义。
余英时予作者的亲笔信。（作者提供）
余先生这里提到的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即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茱迪.史珂拉（Judith N.Shklar，1928-1992）。她的《Ordinary Vices》出版于1984年。史珂拉最有名的论文是《恐惧的自由主义》。史珂拉指出，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产生于对残忍的宗教迫害的恐惧。史珂拉写到：“自由主义......起源于后宗教改革的欧洲。它起源于基督教内部教义的正统性要求与博爱、信仰与道德之间的极度紧张。宗教战争的残忍性使得众多基督徒从教会的公共政策转向了这样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把宽容当作基督教的博爱的一种表达。”
不难看出，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和当年西方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共建政以来，建立起远比西方中世纪更彻底的政教合一，实行了远比传统专制更严厉的专制，首先是思想专制，是对各种不同政见的残酷迫害。从平民到高干，很少人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文革浩劫则把这一切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民间，不只是年轻人，就在中共党内，就在某些中共领导人中间，也萌生了宽容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思想。
在汉语学术圈中，研究史珂拉论著的人很少。余先生不但注意到史珂拉的思想，而且指出史珂拉的“残忍是首恶”和“恐惧的自由主义”对中国民主自由运动的重大意义。这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民主自由运动无疑是极富启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