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体研究项目给出的全球政体变化趋势图中，自19世纪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非民主政体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后来民主政体开始逐步增长，并呈现波浪式的前进模式，参见图15.1。这也大体符合塞缪尔·亨廷顿关于三波民主化的论述。2到今天为止，在该机构评估的全球范围内160多个政治体中，有90多个国家与地区可以归入民主政体，约20个国家可以归入威权政体，约50个国家可以归入中间政体。按照该机构的评级，19世纪以来全球政体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民主政体总体上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呈现出显著的增长，人类的19—20世纪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化世纪；第二，目前为止，人类政治体在政体维度上仍然呈现出显著的分化，不同政治体在民主—威权的政体模式路径选择上并无充分的共识，而是维持着相当的多样性与政体模式选择上的全球分裂。
从政体演化的视角来看，人类不同政治体在这方面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有些国家在19世纪之前就实现了立宪主义的转向，而后又在19—20世纪普及了投票权，完成了民主转型与巩固；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启动向立宪政体与民主政体的转型；有些国家尽管启动了转型，但并没有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还有许多国家还在此过程中遭遇了民主转型的挫败或民主崩溃。对于不同国家在政体演化或民主转型道路上的差异，上一章已经做过许多学理探讨，学术界的理论解释主要聚焦于社会条件、政治制度与精英行为三大解释变量。但总的来说，迄今为止，不同国家在政体维度上仍然呈现出显著的全球分裂。
需要说明的是，政体类型或政体模式的全球分裂，不仅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且还涉及拥有不同政体类型的国家在价值观念和政治秩序上的潜在冲突。其实，早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时期，雅典日益兴盛的民主政体就被拥有寡头政体的斯巴达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这或许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背后更重要的逻辑。如今，全球范围政体模式类型差异较大的国家可能都将其他政体视为潜在的政治威胁，原因既有国际体系中不同政体之间的权力较量，又有国内政治秩序是否可能受到冲击或影响的深刻忧虑。就20世纪的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二战"中的英美与德意之间的冲突，还是冷战体系中美国阵营与苏联阵营之间的对抗，背后都跟不同国家在政体类型上的全球分裂有关。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政体类型的全球分裂还将深刻地影响人类政治。
▍族群、宗教与文明维度的全球分裂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全球政治地理版图还可能因为不同族群、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而产生彼此区隔，乃至彼此撕裂。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的相关研究中，把全球政治体大体上区分为8个主要文明，分别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Western）、东正教文明（Orthodox）、伊斯兰文明（Islamic）、佛教文明（Buddhist）、印度教文明（Hindu）、非洲文明（African）、拉丁美洲文明（Latin American）、中华文明（Sinic）以及日本文明（Japanese）。亨廷顿以文明作为基本单位理解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政治与全球分裂，应该是受到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影响。在《历史研究》这一鸿篇巨作中，汤因比就以文明兴衰的视角来剖析人类历史。当然，尽管同样使用文明的概念，两位著名学者对文明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理解全球体系中的不同文明，一个重要视角是族群与民族因素。在中国先秦典籍《左传》中，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判断。到了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重大冲突仍然有着很深刻的族群或民族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原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战争，就发生在不同的民族或族群之间。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就发生在该国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原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长期内战，主要发生在不同族群之间。在美国，这几年兴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非洲裔美国人因不满自己的社会待遇而发动的社会运动。所以，这仍然是以族群或种族为界线的政治。当然，就美国内政而言，以族群或种族为界限的政治并非其政治的主流。但在许多多族群的后发展国家，政治常常容易区分为我者与他者之间的斗争，而族群、民族或种族身份是非常方便地区分我者与他者的社会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