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基础经济学教科书，开宗明义几乎都由“人的欲望无穷，资源有限”开始，强调人的“自利”(self-interest)，人们也都认为这是源自于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而史密斯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九三七年版英文书的第十四页(二○○○年版中译本第三十页)，这样写着：
“我们每天有得吃喝，并非由于肉商、酒商，或是面包商的仁心善行，而是由于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们诉诸他们自利的心态而非人道精神，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说我们多么匮乏可怜，而只说他们会得到什么好处。”
“自利”是人性乎？
在这一小段文字中，一针见血地将“自利”的现代人之人性勾勒得甚为传神；从此以后几乎所有经济学的讨论里，都假定“自利行为”的存在，但往往忽略或排斥利他行为。也就因为如此，许多社会学者和心理学家，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认为经济自由哲学所假设的人之行为模型有缺陷，于是拒绝接受。不过，亚当．史密斯的《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八五三年版本第三百二十一页（二○○九年版中译本第三百页）中，有这样的叙述：
“每一个人都更显着地感觉到他自己的快乐与痛苦，甚于感觉到他人的快乐与痛苦……，在他自己之后，他自己的家庭成员，那些通常和他生活在同一屋子里的人，包括他的父母、他的小孩、他的兄弟姊妹，自然是他最温暖的情感对象。他们自然是，而且通常也是，对其幸福与否，他的作为必定最有影响的那些人。”
这里所描述的，是“个人”在家庭里，具有“利他性”。所谓的利他，系指某一个人的行为结果对“他人”有利，如此，上文引述的肉商等不是都有极强的利他效果吗？所以，“利己”、“利他”的争论，关键点应在“人心的主观意志”且无所求，或者说是否行为人自愿、油然而生且不求回报的。对于自己，“自利”、甚至于“自私自利”求取自身幸福，应该不可能是被迫的，对于家人、亲戚朋友，甚至是自己喜欢的人，出自内心的主动利他，也应很自然。不过，对于众多的陌生人，我们可能会主动而不计代价地利他吗？虽然我们希望人人都有博爱、利他心，但回归现实人间，却是让人失望的。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几乎是现代人的座右铭，尽管大家都批评自私自利，但现实却是如此，于是转而探究自利行为。名闻全球的华裔产权名家张五常教授认为，自利行为可由三个角度体会：一是利己的行为也可以利他，这在上引的史密斯名言里已明示了。二是“自私是会损人利己的”，此与寇斯（Ronald Coase,1910-2013，一九九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交易成本”（tranaction cost）关系密切。三是反问“假若人是不自私的，社会得到什么好处？”
如果人是不自私的，人际间的交易成本会大减，甚至是没有，那么人类福祉会提升，甚至人间会成天堂。大部分的宗教都劝人放弃私心，而共产、社会主义不也以“大公无私”为基础？只是“无私”这种境界只在乌托邦或是天堂，人间处处充斥自私自利，那就承认此事实，在此现实下，再看如何才能获益。
自私的爱迪生
张五常教授就曾对自利行为作观察，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发表了〈自私对社会的贡献〉短文，描述自私自利对社会有利也有害，但不是利害参半，而是利大于害。他深知读者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于是举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1847-1931）为例证明。我们应该都同意，爱迪生对人类有莫大的贡献。记得就读小学时就被灌输爱迪生是位伟人，为了研究可以废寝忘食，是位无私、人格高超的人物。但张教授说他在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七年间，曾从事研究有关发明专利权的经济问题，搜集了很多资料，其中对有关爱迪生的部分，他特别留意，因为他也是自小就被老师耳提面命应效法爱迪生的伟大、无私，为社会贡献。张教授在看过有关资料后，下评语说：爱迪生的“伟大”是对的，但“无私”却是谎话。他发现爱迪生的自私，世界少有。爱迪生从不捐钱，对工人苛刻至极，对于自己认为无利可图的发明，一概不理；但认为有商业价值的，就大量投资，日夜催下属工作。
张教授说，爱迪生对发明后专利权的重视，也是少见，每次觉得外人可能盗用他的发明，就诉诸于法。如此一来，爱迪生的发明纵然是价值连城，他死时却不富有，因为打的官司实在太多了。张教授说，有人做过估计，认为爱迪生所花的律师费用超过了他发明专利权所得到的收入，不过，这样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爱迪生将财富分享给了律师。可惜的是，律师也是高所得的一群呀！
张教授举爱迪生这个典型的自私者对社会有偌大贡献来印证“自私对社会有益”的论点，与上文提及的亚当．史密斯在《原富》里所陈述的论调异曲同工，都支持“我们在市场能买到所需的货品，可不是由于供应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为赚钱自利的缘故。”于是一直以来，主流经济学不论哪个流派，就都将“自利心”作为“人的行为”准则。
不过，我们换个角度、拉高层次想一想，包括爱迪生在内，如果拥有“利他心”，岂非能发明更多、更好的，且有益于众人的新事物？若各行各业的生产者，都能以“爱心”、“善心”生产物品，岂不让消费者更喜爱？报酬怎不会滚滚而来？而且大伙儿在生产时也充满一片和谐、和乐气氛，而宝贵生产资源也会被惜用，当今所谓科技新贵“过劳死”、生活紧张忙碌、压力过重的种种毛病不是就不会存在了吗？有没有这种“无私”典范呢？有！另一位名闻全球、更受敬重的伟大科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就是这样一个人。
无私的爱因斯坦
话说一九三○年时，美国百货业钜子 Louis Bamberger和其妹Mrs. Felix出资请教育家Abraham Flexner帮忙建立一个新的科学研究所。Flexner觉得美国一般的研究所已有许多，乃建议创办一所新型的高级研究机构，聘请世界一流的学者作研究，让这些研究者有百分之百的独立与自由，没有任何教学、行政任务，要做什么研究也是由研究者自行决定，研究所只负责提供足够的经费。这所研究机构就是后来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
有人向 Flexner建议聘请一九二一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Flexner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亲赴加州理工学院，当面向在该处讲学的爱因斯坦说明该研究所的种种，爱因斯坦很感兴趣，而于一九三三年接受邀请。Flexner连忙请教爱因斯坦有何要求，爱因斯坦只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必须接受他的助手迈耶尔且给予正式职位；二是爱因斯坦个人年薪只要三千美元，而且“若在普林斯顿一年生活不需三千美元，薪水还可以再低。”对于这两个要求，Flexner颇感为难，第一个要求完全没问题，但第二个要求却完全违背常理，一般人往往是“多多益善”，能得到的报酬是愈多愈好，怎么会有人反其道而行呢？
Flexner的苦恼，不只是觉得如此低薪实在是亏待爱因斯坦，而且对其他研究者又该如何比照呢？于是Flexner一次又一次要求爱因斯坦提高薪水，到最后几乎是用恳求的，才好不容易说服爱因斯坦接受一万六千元的年薪。三千和一万六千，相差五倍多，可见爱因斯坦要求三千美元以下的年薪有多么低，而这就是爱因斯坦日常生活的态度，觉得这个数目的金钱已能好好过日子，这也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的生活是何等俭朴、简单。
爱迪生和爱因斯坦两位都对人类社会有大贡献，但一位“自私自利”，一位“无私利他”，终究都造成“既利己又利他”的效果，这也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是先利己再利他好呢？还是先利他而后利己呢？台湾的学者曾有过争辩。一九九三年四月十日中华经济研究院出版的《经济前瞻》双月刊中，王京明和张清溪两位就“利己、利他孰先”为文做过辩论。
王京明引用老子《道德经》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作为“唯有透过无私(不自生)的看法，到最后才能真正成就每一个人的私利。”之佐证，并且进一步引伸出“先要求每个人放弃自私自利的心，如此到头来，反能成就每个人的私。”而为了永续发展，“无私”还应普及到万事万物。我们知道，无私正是利他的最高情怀呢！
张清溪则直接了当地认为“因‘有私’故成其‘无私’”，他把世人琅琅上口的“市场失灵”之根源归为“无私”。如果真要解决所谓的市场失灵，把原为无私的东西，指定给特定个人，使其成为“有私”（如私有财产）是根本之道。在没有任何公有物（或无市场）下，拥有者需自负盈亏，会将财产作最有效率使用，使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张清溪推而展之，认为当代内、世代间、人与其他生物、人与“无生物”之间的关系，也应是对万事万物的有私，才能成就当代、世代、人类与周遭环境的无私。当然，若能彻底将人类“洗脑”，洗掉“自私”天性，是可做到对万事万物的无私，但那已不是“人的世界”，而且也无所谓“成其私”，因为根本就没有“私”嘛！
私利公益相调和
其实，两位教授的论点并无差异，都认为“无私”是好的，只是张教授务实的承认当今世人是“自私”的，且是“天性”，也就是无法改变，但王京明抱持自私是可去除而导向无私的信念。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两位都没谈到自私是否会“损人利己”，或者自利和自私是否相同，甚至于自私自利是否会导致“贪婪”，似乎都站在“不害人”的基点立论。如此，是否“利己利人”或“利人利己”就不必加以讨论了呢？
再回到前头引用的亚当．史密斯那一段话，说的是“自利心”和“爱自己的心”，后人却有将之解释为“自利贪婪”，但史密斯说的是“交换东西或买卖时”，“对我有利的，对你也有利”，基本上是“利己利人”的概念，和“自私贪婪”这种“利己不利人”或“损人利己”的概念是天差地远的。而且，史密斯本人绝非自利贪婪者，他把收入悄悄捐给慈善机构，本人生活相当俭朴，开销除了用来请朋友吃简单的晚餐外，就是维持他小而美的图书馆，把史密斯的“自利”解释成“自私贪婪”，是对他最大的歪曲！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