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营的野外烧烤。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Barbara Kay撰文／任季编译
我的青少年时代相当封闭，以为夏令营，尤其是至少为期一个月的外宿夏令营是儿童和青少年的常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大多数夏令营就像大多数私立学校一样，只专属于特权阶层子女。
我的父母非常热衷于过他们自己的暑假，所以我和我的姐妹们都被打包带走，让我们去愉快地享受离家夏令营。总的来说，我们确实喜欢。我以为自己的两个孩子也会喜欢，但实情是他们讨厌夏令营，而且不是没有原因的。
两次让人不舒服的经历，我们本应该当时就获知详情，但却没有。当时的夏令营还没有与家长沟通孩子情况的习惯，除非认为确有必要，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通知我们。
我的儿子有哮喘痼疾，夏令营的工作人员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就在夏令营的头几天，当他的哮喘发作得相当严重时，他们让他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在营地医务室里躺了超过24个小时，然后才意识到营地无法提供他需要的医疗护理。当他被送往劳伦森医院输氧时，我们才知道他的病情。我们感到难以置信，到了这种情况他们才认为需要通知我们。我们对他们的无动于衷感到愤怒。我的儿子恳求回家，他回家了，再也没有回去。
我女儿的情况是，我们把她送到了和她表哥同一个夏令营，她的表哥是个经验丰富的营员，因此我们要求把她安排在她表哥的小木屋里，这样就有了照顾她的人。整整一周后，当我们收到她的第一封信时（邮件每周寄出两次），我们才知道她被安排到了另一个小屋，那里有一群早熟的社交女孩，她们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她觉得与她们格格不入，这让她很痛苦。营地主任毫无悔意，我们把她带回了家。
这两种情况在今天都是不可想像的。当时，我们除了给主任写一封措辞强烈的信，表达我们的愤慨之外，别无他法，这种事情是不能起诉的。今天，就不会有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如果我们把故事发布在营地的Facebook页面上，营地负责人会很尴尬，甚至会感到很大压力。
先进的通讯工具让一切变得很透明，让营地和家长都变得小心翼翼。当代的夏令营不会像我那个年代那样对家长隐瞒信息，但提高透明度和家长参与度的趋势却也让一些虎爸、虎妈们变得神经过敏。
根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报导，作为一种时尚，夏令营不断发布活动、用餐和集会期间的照片，向家长保证他们的孩子不仅生活得很好，而且每时每刻都“玩得很开心”。家长们像算命先生看茶叶的纹路一样仔细观察这些抓拍的照片。他们的孩子参与社交活动了吗？他们在笑吗？《华尔街日报》说：“任何不足之处，如孩子独自行走或木然的表情都会引发疑问和深入探究。”
一位母亲对《世界日报》说：“这让人上瘾。”每天早上，斯泰西‧约翰逊（Stacy Johnson）都会浏览“数百张”来自波科诺斯宾夕法尼亚营地的照片。家长们往往会对看到的照片发挥自己的想像。布鲁克林的妈妈戴娜‧所罗门（Dayna Solomon）在一张照片中看到自己13岁的儿子从其他营员伸出的手臂下走过。“他看起来并不兴奋”，她给丈夫塞思发短信说。“别太过敏”，塞思回复道，“他只是在专心玩他的游戏。”
海蒂‧格林（Heidi Green）是一名专业摄影师，也是两名营员的母亲，她创建了Instagram账户“Spot My Kid”。她向《华尔街日报》描述自己的粉丝是“疯狂的夏令营父母，他们跟踪、过度探究着每一个视频或图片”。包括她自己：“我们是如此渴望看到他们生活的细节”，以至于她会“把照片放大100倍”。
看到孩子孤零零地站着，没有笑容，就会引发一些家长的恐慌。为儿童和营地牵线搭桥的服务公司Camp Specialists的业务发展总监斯泰西‧弗莱施曼（Stacy Fleischman）常常面对这样的客户。她说：“（照片）会让不焦虑的家长变得焦虑。”
宾夕法尼亚州韦恩县的泰勒山营地聘请专业摄影师和摄像师记录营员的经历。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Instagram账户。为了满足需求，营地每天至少为每位营员拍摄两张照片。夏令营开幕当天的浏览量约为50万次。泰勒山营地的合伙人温迪‧西格尔（Wendy Siegel）告诉《华尔街日报》：“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今天来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与父母全天候保持联系。突然之间，对了解一切的欲望出现了，而且这种欲望似乎永不满足。”
西格尔还用她从家长那里收到的照片回复举例说明，比如“我儿子没有笑，请回去再拍一张他笑的照片”，“为什么我儿子站在人群的外围？那些男孩不喜欢他吗？”家长们很高兴他们的孩子在夏令营期间能够完全不接触电子设备，这可能是所有夏令营共同的最积极的特点，但许多家长却没有觉得频繁使用Campanion或其它类似软件有什么不妥。这些软件利用面部识别技术提醒家长注意他们孩子的照片。Campanion并不是为这一用途设计的，但该软件的首席执行官说，用这种软件来标记照片很自然，其“为家长提供了一种更密切分享夏令营体验的方式”。
就这点来说，我父母有着基本正确的观点，夏令营不是为了“分享”，它一方面让我们学会独立，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从全天候的养育角色中抽身出来，利用独处的时间恢复起他们之间的联系，以及与朋友的联系。对父母和孩子来说，这是一次健康的双赢。我自己的孩子也经受过这种过度便利的不利影响。
但肯定有一个快乐的平衡点。我们人类到底是怎么了，让曾经没有监督权的人不仅仅得到一般的监督权，而是要不死不休地追求超级赋权？在这种情况下，“超级赋权”变成了一种数字奴役，它耗费时间，带来压力，却对任何人都没有明显的好处。
作者简介：
芭芭拉‧凯（Barbara Kay），专栏作者和作家。最近的著作是与琳达‧布莱德（Linda Blade）合著的《违反体育道德：变性激进主义和否定科学如何在破坏着体育运动》（Unsporting: How Trans Activism and Science Denial are Destroying Sport）。
原文：Barbara Kay: Summer Camp in the Digital Age Propels Some Parents Into Neurotic Overdrive| The Epoch Time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