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留意一下一些建制派的KOL意见，对了解政权的思维甚至建制内部利益如何出现冲突，也是一个有趣过程。
名字就不提了，不过近日留意一位建制的财经专家专栏，讲到律政司近日就禁制《愿荣光归香港》一事被驳回说得咬牙切齿，但请不要误会，他批评的不是法院，而是律政司为何会作出上诉决定，原因在于如港府上诉得直，他认为就等如把主动权让给了Google，届时最坏情况是Google决定不再容许香港地区使用Google、YouTube，甚至Gmail，将等同关上中国面向国际互联网的最后一扇窗。在一些投资界的社交群组，有人悲观估计有数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选择离开，楼市股市有可能大跌两三成。
香港目前已是全球少数不能直接使用ChatGPT的地区之一，这已影响国际企业和专才，会否选择落户在香港的决定。相信法院一旦真的对《荣光》落下禁制令，届时香港真的会变成大湾区内的一个普通城市。
除了《荣光》禁制令受到中外高度关注，近日《金融时报》亦有一则报道，采访了多个企业律师，指香港已由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以中国为中心的金融中心”，由于他们无法理解《港区国安法》的界限在哪里，越来越多的律师正在逃离香港。
报道列举的事例，包括《国安法》实施后发生了一连串与法律界有关的事件，例如从事人权和刑事诉讼的律师被针对，警方“百万悬红”通缉的8人中包括两位知名律师、黎智英聘请英国大律师受阻无法来港、香港大学“国殇之柱”事件令代表港大的美资律师行孖士打受抵制等。受访的企业律师指出，业内出现自我审查，在选择案件上，都倾向选没有争议的才接受。
影响法治信心的案例还在不断积累，例如上面提到律政司就禁制《荣光歌》失败提出上诉，在申请文件中就强调行政长官既按《国安法》发了证明书，法院就该遵从颁发禁制令。这个申请理由给外界的印象是，政府明目张胆地要求法院放弃司法独立，只要听从特首命令就是了。
更甚是“百万悬红”通辑的八名身处海外人士，显然政权明白在国际不信任特区政府下根本难以引渡回港受审，他们目标是透过大举搜查八名人士的数十位家人朋友，目标是制造“寒蝉效应”，但这种高调的粗暴搜查手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关注。针对这些不利的印象与质疑，律政司并未有适时提出合理解释，无形中削弱了国际社会对香港法治的信心，这情况令关心香港的人非常不安。
根据律师会资料显示，香港注册外地律师人数5年间下降约7%，而且数目正在进一步减少，有本地工作的美国律师表示，这是由于对中国的投资正在减少，以及香港没有了法治。相较于香港的法制环境逐步恶化，更多律师愿意选择到新加坡工作，尽管他们也明白当地有自己的问题，但新加坡有“可预测的法治”，认同这种法治是企业能够依赖并信任的，是友好的法治。
不再是世界城市
欧盟8月18日发布的最新香港年度报告既严厉又透彻，但本地媒体几乎完全忽略了报告内容，只是覆述了特区政府陈腔滥调的官式回应。年度报告内提到，由十多个国家派驻香港的外交官花了很长时间观察国家安全法的审讯，当中包括过百名反对派议员、记者和民主活动人士被捕，报告还列出了学校和大学、环保组织、工会和专业协会面临的新压力和控制。有西方外交官感叹说，“当我与总部的同事交谈时，他们已经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国务院亦发表声明，表示关注近期香港警方扣留八名被通缉人士的亲属问话，形容是蓄意的恐吓行为，进一步侵蚀香港自由，并以此强迫被通缉者返港。美方呼吁香港当局停止对民主人士家属的骚扰，呼吁中方尊重港人权利和自由。
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有一篇专文，标题是“世界应该研究中国对香港自由的压制”，文章的插图是一个正在建造的笼子，而代表共产党旗帜的镰刀正从上面降下。文章引述一位驻香港的西方外交官表示，“香港正在令自己变得无关重要，”称许多外国政府都注意到这个金融中心正走向独裁之路。
《经济学人》专文“世界应该研究中国对香港自由的压制”。（《经济学人》网页截图）
文章提到，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香港都在被驯化。而为了让这座城市就范，北京领导人希望削弱西方的影响力。中国正在努力将香港与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在经济上联系起来。报道指，资源已经被重新分配，赚取利润的机会越来越多地流向内地公司或“爱国”的香港人。
新的管治模式甚至对一些建设性的批评亦提出质疑。当一些维权活动对政府计划中的交通或住房计划提出质疑时，“党媒”就会谴责他们煽动“公民对政府的仇恨”，并将反对声音标签化为“软对抗”。
外国政府和企业曾经认为，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价值能使其免受中国的高压统治。但可悲的是现实刚好相反，党的领导人更重视是对反对声音的控制。因此《经济学人》认同继续追踪香港的镇压过程是有实际意义，包括对香港多元化的压制正揭示了统治者的野心和恐惧，以及他们认为有序社会所需的控制，这是香港对全世界的一个沉重教训：作为了解共产党世界观的窗口，这座城市未来的命运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