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塞连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然后又有一批年轻人顶上。这些单纯的年轻人从未上过战场，带着无知的无畏，一心为国捐躯。而在约塞连看来，这显然不是他们的过错，只要他们之中有一两个人阵亡，大家就会“成熟”起来，摆脱被忽悠的愚昧，最终像约塞连一样，认清这场战争是何等荒谬。
约塞连是一个敢于反抗的人，他拒绝一再增加、永无止境的飞行次数。他怂恿厨师往饭里加肥皂水，让大家可以拉肚子避免飞行，他会移动作战室地图上的标记，让长官误以为轰炸目标已经被占领，他还会因为一点点小问题要求飞行员返航……当战友战死后，他选择脱去军装，赤身裸体。海勒显然希望借助这种回复自然本真的描写，展示约塞连对自由的认同与渴望，还有这种情绪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违反命令的后果是可怕的。在战争中，平民的生命总被无视，长官会轻易下令炸毁一个村庄，只为了拍出一张好看的航拍照片。约塞连的战友邓巴选择反抗，故意偏离位置扔下炸弹，结果“被失踪”。约塞连非常清楚自己反抗的风险，深知庞大暴力机器的厉害，但他显然是勇敢的。他也有滑头的一面，以无伤大雅的反抗证明自己，让人想到哈谢克笔下的“好兵帅克”。
约塞连面对的体制化，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延伸，支配着每个人的命运。巨大的悖论背后，是无数的谎言。
钻空子成为“成功者”的唯一途径，米洛作为军务长，在飞行任务中上下其手。他组建了辛迪加，售卖各种物资乃至情报，甚至同时跟盟军和轴心国做生意。连飞行员救生衣里的二氧化碳都被他拿去给军官俱乐部做碳酸饮料，至于底层军人的性命，则根本不被放在心上。也正因此，海勒在书中写道：“我抬起头来，就看见人们在捞钱。我看不见天堂，圣徒和天使，我看见人们利用每一次高尚的冲动和每一场人类的悲剧大捞其钱。”
在这样的社会生存下来似乎也不难，只需要“把谣言说成真理，把阳痿说成禁欲，把傲慢说成谦卑，把劫掠说成慈善，把偷窃说成礼遇，把亵渎说成智慧，把野蛮霸道说成爱国主义，把残忍说成正义。谁都可以这么做，根本不需要什么智力，也不需要任何道德力量。”反正“对我们应当感到羞耻的事反倒自吹自插。那是个诀窍，似乎从来没有失败过。”但对于一个有底线的人来说，这真的很难。所以约塞连“在一个成功才是唯一美德的世界，他听任自己失败。”
“第二十二条军规”从未消失
尽管许多人都认为，约瑟夫·海勒始终未能写出超越《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品，但他本人显然不这样认为，反而声称“《最后时光》是比《第二十二条军规》更加重要、更具创造性的作品。”
作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续作，《最后时光》印证了一个事实：即使战争结束，第二十二条军规仍然无处不在，如“信息自由法案是一种联邦政府的制度，它要求所有有关机构必须向申请得到信息的任何人提供他们储存的所有信息，只有那些他们不想提供的信息除外。”约塞连所要面对的不再是战争，而是疾病与死亡，还有各种荒诞，其中最惊悚的是总统在打游戏时误将核武器释放。
相比之下，《一个中年男子的苦闷》更为辛辣，以至于有人称它“太过黑暗，无法流行”，还是“世界上最不开心的书之一”。
海勒为《一个中年男子的苦闷》花费了十三年时光，描述了鲍勃的人生和他的“美国梦”。从表面上来看，鲍勃实现了“美国梦”，他事业有成，是典型的美国中产，生活富足，住着郊区大宅，有优雅妻子和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智力低下），还有一个个情人，一切按部就班。但表象之下，他极度苦闷，工作让他筋疲力尽，剥夺了他所有的空余时间，办公室政治让他疲于奔命，家庭生活也让他窒息。鲍勃自己对生活的形容是：“我有一个不开心的妻子需要供养，还有两个不开心的孩子需要照顾。（我还有另外一个孩子，他的大脑有无法治愈的毛病。他既非开心，也并非不开心，而且我不知道在我们死后他将会怎样。）我有八个不开心的人在我手下工作。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和自己不开心的家属。”
所以，鲍勃只能假装自己很幸福，但伪装也随着心境的日益苦闷而愈发艰难。他的精神危机并非个体独有，而是美国中产普遍遭遇的困境。正如鲍勃所言：“有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小冲突，如今我只有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屈辱才能应付过去。”
海勒写作这本书时，正值70年代的经济滞涨，他嘲讽道：“历史就像是一只装满了随机巧合的垃圾袋，在一阵大风中被无情地撕开。无论是瓦特和他的蒸汽机，法拉第和他的电动机，还是爱迪生和他的白炽灯泡，想必他们的目的都不是有朝一日造成燃料短缺，从而使得他们的国家不得不受阿拉伯石油的摆布。”原本在阶级向上流动中就遇到瓶颈、很难突破到富人阶层的中产阶层，又遭遇了一夜之间阶层滑落的风险，自然难免迷失。
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些痛苦和屈辱，除了忍受之外别无选择。鲍勃乃至其他人，都没有勇气改变这一切。他们厌倦工作和人际关系，但仍然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失去工作和得罪他人；他们对乏味的家庭生活充满抗拒，但又无法摆脱责任；他们痛恨自己的老去，但又为了维护话语权和位置，对年轻人十分反感……
当然，即使选择远离家庭，单纯追逐事业上的成功，境遇也未必会更好。在《完美如金》中，教授戈尔德厌倦家庭，在获得美国白宫提供的要职后，逐渐远离家庭，试图与妻子离婚，但所谓的成功并为给他带来幸福感，“他这一辈子都讨厌麻烦。他这一辈子都生怕失败。而他现在百般苦恼的原因却似乎是因为这次他可能会成功。”
书中的角色都处于追求成功的路上，并为此抛弃正常的道德观，旁观者则艳羡于这些成功者的“幸福”。可实际上呢？戈尔德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又有何意义，即使当他因为生病短暂失联，也没有人发现他的缺席。
即使是那些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也有无助的一面。在各种典籍、传说和艺术作品中，大卫王都是完美的代名词。他是击杀歌利亚的英雄、出色的军事统帅、统一以色列并定都耶路撒冷的杰出君主，还是诗人与音乐家。但海勒在《天知道》中描述了另一个大卫王：晚年的他形容枯槁，奄奄一息，悔恨自己的生命，感叹上帝的遗弃。
约瑟夫·海勒的人生与黑色幽默
约瑟夫·海勒于1923年5月1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科尼岛区，父母是俄国犹太移民。他5岁时，父亲去世，他和哥哥、母亲艰难度日。许多人认为，海勒书中街头式的幽默正是来自这段生活。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诞生，也与海勒的人生有关。1942年入伍美国空军的他，驻防科西嘉岛，曾执行60次轰炸任务，1945年退役。
早在1939年就由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布勒东提出的“黑色幽默”概念，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得到了正视与流传。作家尼克举过一个例子来阐释黑色幽默：一个被判绞刑的人在临上绞架前，故作轻松地问“这玩艺结实吗？”因此“黑色幽默”也被称作“绞刑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的幽默”，“黑色”有绝望和痛苦之意。它不同于一般幽默的乐观，而是以悲观视角面对死亡与荒诞。
海勒曾说：“我要让人们先开怀大笑，然后回过头去以恐惧的心理回顾他们所笑过的一切。”
“第二十二条军规”当然是荒谬可笑的，但它又是极度恐怖的，是权力的化身。它不但有强制性，还有欺骗性，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一个个被蒙蔽的士兵成为战场上的炮灰，他们至死都不知道自己身处谎言中。即使洞悉这一切，大多数人也只能选择顺从。即使战争结束，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们仍然无法摆脱权力的强制与欺骗。冷战同样是海勒写作的背景，麦卡锡主义的高压态势，让人们在政治话题上小心翼翼，全部心思用于逐利。
但海勒所书写的绝不仅仅是美国，他所关注的是官僚制度下的荒谬世界，还有生存的绝望。毕竟，就像他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所写的那样：
“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信任、精神价值日益败坏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