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修订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一书的后记。对于淮北，外地人觉得没什么可说，本地人又不知该说什么。我是淮北人。说到伤心处，荒唐愈可悲。嘉庆年间治河时，被废弃的后沭河从我生长的村中间穿过。村西是范围曾各达数百平方公里的桑墟湖和青伊湖，村子因此被称为“湖东口”，村西南是民国年间著名的匪窟司家荡，村东是同样曾达数百平方公里的硕项湖。紧挨村南的是古泊善后河，这条河即是古涟水，与盐河相交，经埒子口入海。村北稍远处是蔷薇河（后沭河），由临洪口入海。村子向西南约10公里是宽达数华里的新沂河。源于洪泽湖的灌溉河水从村西旁经过，我经常直接从河中掬水而饮。由于灶柴太珍贵，我没有留下小时喝过开水的记忆。那时的歌谣豪情万丈地高唱：“端起淮河当水瓢，凑近太阳点袋烟。”可能是不少人家与我家一样直接喝河水，连火柴都舍不得用。
本文作者马俊亚教授春天到来时，万木葱郁。每当我想到这个季节，总有些苦涩和无奈：在明媚的阳光下，早已饥肠辘辘的我，腿肚像灌满了铅，无精打采，但还得与哥哥一起用平板车去拉黄泥。这种泥是当年泛滥的黄水从黄土高原带来的，不适合五谷生长，只能作填坑盖房之用。掺满番薯野菜的玉米糊，我一吃就是几大碗，只是太不抵饿。
在学校，一般上完两节课后，我会饿得直冒冷汗。但当老师讲到周扒皮半夜鸡叫苛待高玉宝、美国资本家把鲜牛奶倒掉、刘文彩家的收租院大斗收租、阿里山的小姑娘还遭受着皮鞭的毒打时……我便从心底喷涌出成长于新社会的幸福感、生长在红旗下的自豪感以及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
上午第三节课一般是不上的，我要乘生产队看青老人回家吃中饭的时机，到“湖”（村民们都把田称为“湖”）里去打猪草。那时，人是可以饿肚子的，但猪不能。因此，我很小就领会了苏格拉底的断言：做猪比做人幸福。
夏天雨季时，“湖”中莽莽苍苍，大片大片的庄稼只有梢部露出水面；房前屋后的小河早已满溢，很多人家开始进水，脸盆、水瓢之类被用来戽水；地势较高的邻村还在向我们这边放水，大人们出动了，说理、争吵、对骂，甚至殴斗。只有大雨天，我辈才毋须打猪菜、割柴禾，可以做老师布置的作业，到河中摸鱼。云霁日出，水退的“湖”中白茫茫一片，稍低处就成了盐碱滩。除了些不知名的耐碱植物，这些碱滩光平如砥。经常捡些废单据当作业本的我，视这里为涂鸦的好场所，我很小就把作品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夏夜总是太短。除了新婚燕尔的小两口和大姑娘，人们很少睡到房矮窗小、闷如蒸笼的屋子里，而是在路边纳凉、过夜，偶尔发出呼噜声和一两下拍打蚊虫的声音。我辈男孩多拿条席子和被单，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过夜，那里平坦宽旷，蚊虫较少。鸡鸣二次，我强睁开眼，卷起芦席，半梦半醒地往家赶，帮母亲推磨。在富裕家庭，推磨是蒙着眼睛的驴干的活。我的其他兄弟都说推磨头晕，他们在分派到此活时，一致夸我的磨推得好，这是我的唯一能获得他们认可的优点。一大盆掺着玉米、番薯的杂粮磨完，天刚放亮，我要乘看青人尚未下“湖”，把猪草割回。吃完早饭再下“湖”割杂草，作灶柴。与看青人斗，我总能正确地运用游击战的方略。我常恨自己生得太晚，否则定能像电影中的小英雄一样去消灭反动派。
秋天到来时，白杨树脱光了绿叶，青青的小麦稀疏地分布在田中。时常可见片片田土光光秃秃，黄里泛白。妇女衣衫褴褛，孩子赤脚露背，人人肩筐提篓捡拾秸秆的根部，或是寻找野菜。只有秋天，家中才能吃上几餐面饼和米饭，这是我赞成“秋日胜春朝”的主要理由。夏日里泛滥的小河，水流已然消退，碧澄见底。叶尽枝枯的白杨树上传来一两声寒鸦的聒噪，给人心头增添了许多凄凉和失落。
风雪交加的冬天，生产队密不透风的牛屋中，干牛粪燃着呛人的烟尘，大人小孩济济一屋，听某位常去书场的村民转述说书人讲唱过的故事。在这里，人们为自己享受到牛的温暖而倍感满足。那些住在生产队牛屋里的“城里人”是令人羡慕的，他们可以随意使用生产队的草料，而且干的是农村最轻的活。这些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城里人，与贫下中农倒是没有什么接触，与村里鸡狗的交流似乎更多。乡亲们最盼望的事就是牛病了或是死了，大家整夜守在煮牛肉的土灶旁，富裕的家庭买些添斤加两的热牛肉，我家也可以舀上一盆免费的牛肉汤。
晚上，公社的礼堂出演宣传队的节目。内容通常是地主搞破坏，最后被民兵或红小兵抓获。尽管我那时是看青人黑名单上的严打对象，但每次到生产队的田中割草，都要紧握镰刀警惕地搜寻一番，看有没有坏分子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农业学大寨”期间，即使深更半夜，大队的喇叭也震天动地，传达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或是县里派来的工作组把村民们从暖被窝中喝斥起来，在漆黑的霜幕下，去冰河里罱淤泥。
公社里的“大喇叭”
故乡，童年，在我的记忆中，绝大部分是劳累和饥饿。“男孩子不吃十年闲饭”，是长辈的教诲，意为男孩至多到10岁，就得承担家务劳动。在我的家中，父亲没完没了地生病，姐姐、哥哥过早地承担了成年人的辛劳和责任，却挣不到整工分。每年秋收分配，我家都是“透支户”，分不到几斤粮食。邻家的家长，均是生产队的干部或壮劳力，在大袋大袋地扛回用汗水换回的收获物和光荣的同时，有着充分的自信和理由对我们这样的落后家庭不屑一顾。
我到7岁就吃不到“闲饭”了。那一年，父亲被烧成重伤，我从此结束了童年。在此后的七八年里，在家中打猪菜、捡灶柴，为生产队割牛草、干各种各样的重农活，似乎是我生活的主题。而像放牛、喂猪、开机器之类的轻农活是绝不会轮到我的。记忆中获得的唯一一次照顾是12岁时替全生产队社员做饭，我先要挑着两只齐胸高的大水桶，到1.5公里外的农机站挑井水，再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去挑草。至于老师布置的背诵课文的任务，有时是在上学路上完成的。
即使这样，孩子们没有任何地位。在我家中，每餐饭食中的干稠部分，是父亲的专享。鸡蛋、水果、点心之类，只有最小的弟弟能从父亲那里分享一点点。其他人家的情况差堪相似。邻家一位四五岁女孩因丢失了一元钱，被父母用藤条打得皮开肉绽。忆及此事，至今犹感心悸。后来读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我深深地担心砸缸者的安危——要是我救下一个人，砸了人家的缸，当邻居上门索缸时，我估计自己会被父亲打死。毕竟，一口缸的代价是一个强劳力半年的所得。而死个孩子，“拖去给狗吃”是常规的处置方式，已经成为村民们训斥孩子的口头禅。
村中的母亲们，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咒骂孩子。生婆婆的气时，一般把孩子的祖宗数十代挨个骂一遍；与丈夫生气，则把孩子骂成是“讨债鬼”，数落着自己含辛茹苦的件件往事，希望孩子早点死；与邻居斗气，邻家有跛子就骂孩子的腿，有瞎子就骂孩子的眼睛；与小姑子斗气，就骂孩子是野种、长大是野男人……反正村子里经常骂声不断，搞不清谁挨骂或是谁不挨骂。在我后来发表研究淮北的文章招致无数谩骂和辱骂时，我才意识到当年村中的骂人者是为我好，从小就在我身上植入了抗骂基因。
每年家中总有一段时间断顿。母亲与一位远房祖母做炒牌（一种烤饼）卖，她们把小麦磨成85%的细白面粉、10%的粗黑粉、5%的麸皮。细白面粉是做炒牌卖给别人吃的，粗黑粉与麸皮就是利润，留下供家人食用。她们要躲着市管会（工商所的前身）的“干部”，否则，炒牌会被没收。她们还要躲着国营和集体饭店的师傅，因为她们的炒牌又白又热乎，严重地影响了饭店的生意，饭店的师傅常把她们的摊子踹翻。由于干部们说做生意就是投机倒把，必须打击，每次看到母亲去卖炒牌，我在同学面前就有抬不起头的感觉。学期末，被评为“三好生”时，我总是万分纠结要不要大义灭亲，向大队或老师举报母亲的“投机倒把”行为。
盼望过节，盼望外公。盼来节日，可以吃顿肉。猪肉白米饭是节日庆典的全部，是忍受一两个月饥饿的煎熬和馋虫的噬咬才等来的。盼来外公，可以吃几天粗粮饱饭。外公和外婆家均曾是东海南部地区的富户。民国年间，由于土匪的绑票，家道已开始中落，到1949年后，家中土地全部被没收。外公做过私塾先生，人品学问深受当地人的推重，土地改革时因此没有受到虐待。外公与外婆共生育6个孩子，因跑反、疾病等，仅我母亲一人存活下来。而我外婆的父亲是当地的名医。
外公有时荷着担子，有时推着车子，不断把吃糠咽菜省下的玉米、小麦等口粮送到我家。那时，父亲患有严重的肾病，曾被淮阴专区医院诊断为不治。外公不嫌不弃，用中药为父亲治疗。为了配齐药方，经常携带一些冷煎饼，步行数百里，前往海州、淮阴等地购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他的治疗下，父亲终于战胜沉疴。
我很向往到外公家去。他的家，黄土筑墙茅盖顶，门前一棵紫荆花。尽管房子很小，但总予人一尘不染之感。院子里种满许多花木，印象最深的是紫荆和葡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果树。在他在世时，我共去过两次。不过，那时白面馒头比鲜花对我的诱惑更大。在他家中，无须干任何农活，却可以吃上饱饭，他还教我四书五经、千家诗，给我讲诗词韵律等。那时，我从不关心两位老人的钱、粮从何而来，只关心自己能吃饱。
宣传队、学校老师、大道小路边的大喇叭、每家屋檐下的小广播日夜宣传，村中到处是鼓舞人心的标语。我当时坚信，我们不久就会像大寨或是江南那样，每天能吃上一顿饱饭。县里派下的工作组斗志昂扬、立场坚定地下令把即将成熟的小麦翻作绿肥，用来种稻子，以“赶江南”。结果，被水浸泡的小麦发了芽，平整稻田时重新翻上来的麦秸堆积如山，麦子毁了，稻子却也无法种植。那一年，一个劳动日折合4分钱人民币，一个壮劳力即使干上300天，也只能挣12元钱。秋收分配时，整劳力分得的口粮为9斤。到冬季，有的乡亲开始了讨饭。
经常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意外死亡者均被葬在村西南的一块田地中。据说这些屈死的鬼魂是不能进入阴曹地府的，他们会把怨恨发泄到活人的身上。有几位在这里干活的妇女被鬼“祟”了，发病时竟然讲着她们平时根本不会讲的山东话或是别处方言。
村中的漂亮姑娘一个个嫁到了外地。后来知道，她们有的嫁给了河南的矿工，有的嫁给了城中的瞎子，有的嫁给了吃国家粮（城镇户口）的傻子，有的嫁给了国营农场的二流子……这深深地教育了我！比这么多年所有思想政治老师加在一起对我的教育效果要好得多：要想娶漂亮姑娘，必须把自己的农村户口变为城镇户口。这也是我后来认真学习、并能考上录取率仅有4%的“一本”的原因。
我成了村中第一位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大学教授。乡邻和亲友对我寄予了无数的厚望。他们的车子被交警处罚、邻里发生冲突、孩子想转学、去派出所改名、在省城缺路费、想买真文凭、与别人打官司、写不出论文、想进南大读书、与乡镇政府有纠葛、就业找工作、盖房子缺钱、做生意缺钱、娶亲缺钱……都会找我帮忙。所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概括起来只有两条，一是要钱，一是要关系，而我平时最缺的就是这两样东西，只能让他们一次次地失望而归。
我成了村中无能者的代名词，成了读书无用论的活典范。许多在外见过世面的人，回家绘声绘色地描述外面的精彩世界，引来许许多多的崇拜者，亲友们争相宴请，以之为荣。就是刑满归来者，也可自豪地给村民们带回大量的奇闻异事，让乡亲们伸长了脖子，缩不回舌头。
一些原来对我抱有巨大希望的亲友，把我视为骗子、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之徒；有人还编出各种各样的流言以泄愤。在村中，他们无数遍在我父母面前把我与某位在县城当交警、在某局开车的能人作对比，以彰显我的低能和呆蠢。
我绝非能人。在村中的能人们为大家带来许多实惠之时，我自然无力、也不敢奢想望其项背。只想做一件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这当然是不能为任何村民带来实际利益的虚事。于是，最近二十五年里，我始终把淮北作为研究对象，多次勒紧腰带，独自一人，深入僻乡偏壤，做田野调查，搜集各种各样的资料和数据。在某乡村，我曾无缘无故地遭半村人围殴。后来某位在该地当领导的老乡告诉我，他们那个局的“每个处长都被揍过”，我终于明白原来我也曾享受过处长级待遇。
我发表淮北人在江南的小文章，有些仅看了标题和提要的淮北网友，随即展开了谩骂，认为我贬低了淮北人的形象。我的关于淮北初夜权问题的文章发表后，似乎大江南北自认为学识宏富的网友多加入了骂阵，且不断地推出“谩骂升级版”：辱骂、构诬、编造流言、无厘头的“商榷”，甚至有人热血沸腾、壮怀激烈地扬言要除掉我这个苏北败类！我在某个学术论坛发表对淮北女性节烈的看法后，当晚竟梦见自己被一胖女鬼翻山越岭、跨海渡江地整整追杀了一夜，到了早晨尚疲惫不堪，冷汗未干。这似乎告诉我：讲淮北真话，连鬼都不容！
子夜以手扪胸，我怎敢否认，以前的“研究成果”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水分”。但我对淮北的研究，绝不是为了增加某项指标或“成果”，而是实实在在地说着自己内心认为必须要说的话，绝不说自己内心不想说的话。
即将呈奉给读者的，就是我十多年研究的些许收获。不奢望不挨骂，惟愿这一地域能引起真正的方家的关注。若能如此，无论怎样罪我、骂我，我均感欣慰。
祝福故乡，祝福整个淮北早日摆脱贫困！
2009年11月初稿
2020年10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