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李泽厚并没有“落叶归根”，而是终老美国科罗拉多；刘宾雁去世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同仁，曾向普大申请为他在校园竖一墓碑未果，后被允许将骨灰盒置于普大东亚系葛思特图书馆内，殊为荣耀，因为这是胡适当年亲建的中文图书馆，可惜刘太太朱洪年迈回中国之际，一并取走了骨灰盒，这里的价值分殊，便人云亦云矣。我只提供这两个细节，补充下引余杰之文。前几日还有一事涉及余杰另一本书《当代英雄》第一卷，事缘严家祺给我打电话，称他读过此书中所写康正果，方知遥在1978年他曾转递康的申诉材料，而使其获得“落实政策”，如此才有今日之诗人兼文评家康正果，我也告诉他，康正果1994年到耶鲁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直至退休，一直想面谢严家棋而未果，两人至今未曾谋面。这些都是关于文人流亡的故事。】
2021年11月3日，哲学家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逝世，享年91岁。李泽厚与余英时同庚，亦得年九十一高寿，均在2021年辞世，一个走在夏天，一个走在冬天，岂非奇事！但是坊间对两位大师，又是褒贬立见，我只能说，代沟好深，然而非议李泽厚“告别革命”的人，要么对中国近现代史还陌生，要么渴望“革命”而茫然于共产党这场革命，基本上对“革命”这件事情尚很幼稚就是了。李泽厚对中国和中共，从来没有抱过希望，因为他知道中国还是一个农民大国，刚刚吃饱饭。我在《屠龙年代》第二章‘燥龙’中曾写到当年那个焦躁的中国，清醒者无几人，李泽厚恰是其中一个：
‘如果没有韦石之变或当时的北伐，太平天国革命本可成功。当满清皇帝的个人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时候，倘使光绪是另外一个人，戊戌变法未尝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后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着数千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仍将百折千回，历尽艰险，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笔直平坦的。所以，太平天国尽可挥戈直下北京，但仍脱不掉农民战争历史规律的制约，而终于没有全力去打，也正是由这一规律所支配，是眼界狭隘，满足即得胜利，停滞、腐化、分裂、争权夺利等等封建的东西必然浮现的结果。谭嗣同不去找袁世凯，袁世凯不去告密，情况确乎将有不同，但改良派软弱无力，最终只好依靠封建势力，而封建反动派决不会轻易容许变法改良，在新旧势力悬殊的关键时刻，“有维新之名”的政客、军阀必然背叛，如此等等……。’
多么迷人的历史玄机！大概就是这些文字，诱惑我一九八六年去拜访李泽厚。那是他在文革后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里写的一段文字。八〇代的人，常常并不迷恋思想，而是醉心“历史的重复”，也即李泽厚一再感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圆圈游戏”。
李泽厚“圆圈游戏”之说，到今天已经显得有点老皇历了，但是习近平不正在从思想上回到毛泽东、从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从经济上回到大锅饭嘛，这么明显的一个大圆圈，不是被李泽厚又一次预言到了？
在那个时代，我们不是也会这样问吗：如果罗斯福派给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不是一个暴躁、尖酸刻薄的人，一九四九年中国或许不会江山变色。一九四七年六月，倘使国军二十九军军长刘勘不是被胡宗南严令调开，他就在延安王家湾追上了毛泽东，那么中国就出不了一个“大救星”了。一九五九年夏天在江西庐山的“美庐”，如果毛泽东那天没有熬夜，而跟一早来访的彭德怀见面并恳谈，也许“庐山会议”继续“反冒进”而不是突变为“反右倾”，中国就不会一下子饿死三千六百万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如果不是林立果用那架“三叉戟”载林彪、如果林豆豆没有向周恩来报告，则林彪也许不会仓皇出逃，那么后来的邓小平及其“改革时代”，连同“天安门学运”、“六四屠杀”、“中国盛世”都将一笔勾销……。
我当然知道，其实李泽厚并不在乎这些“如果”，他只是为了引出他那句思想史的结论：“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这是他的所谓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这个必然，在黑格尔是“绝对精神”，在马克思是“客观历史规律”；在李泽厚，则指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就从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他在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又提出中国近现代根本没有自由主义发展的空间，其缘故都是经济太落后、社会未发育；总之，“经济基础”决定其他。
六四后他的“告别革命”说，令民间舆论大哗，他辞世后，我倒可以说一点与世俗不同的看法：
——李泽厚选择终老美国，而不是乡梓，为什么人们看不到这别有意味之点？1997年底，当时李泽厚在费城Swarthmore学院访问，周末一家人过来普林斯顿，我陪他们去看房子，他说他考虑在海外渡晚年的问题，选定要在东岸落脚，觉得普林斯顿比较合适；他有一个很乖的儿子，搞电脑的，可以在这里找工作，陪着父母；他选落脚地是要离火车站近，回中国方便；
——八九学潮中，五月十四日阎明复经戴晴找十一个知识分子去纪念碑下劝学生，是我去拉来李泽厚，事后他跟我说∶“你们都没影儿了，偌大一个广场，我怎么回家呀？没辙只好找个开摩托的，掏五块钱给他，载我回家”；
——六四屠杀后我逃到香港，经巴黎转去普林斯顿，九一年傅莉携子出国来聚，递一张字条给我：“救救李公”，那是李泽厚的学生托她捎给我的；我马上联络林毓生教授，因六四前威斯康辛大学已经邀请他来访问，于是大学有一封教授联名信递进白宫，呼吁老布什要北京放行李泽厚，他不久来美，曾在多所大学教书，后靠近儿子定居科罗拉多；
——李泽厚在中国，不仅有美学专论，也有哲学论著，更兼思想史学说，他说“毛泽东的身影覆盖、支配了整整一代人”，那么他自己呢？这不是我能论断的，有待后人论说。
有一次跟林毓生通话，他说鲁迅曾想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未成，按鲁迅的划分，四代是康梁一代、五四一代﹙胡适﹚、五四学生一代，即傅斯年他们，还有诸如梁漱暝，也包括毛泽东，再下来就是二十年代出生、抗战读大学的那一代，他举例如殷海光﹙金岳霖的学生﹚。他说，四代之下，第五代就该是余英时、李泽厚他们了，第六代即“文革”一代，第七代即“天安门一代”。我说每一代的情形都很复杂，中国从来没有搞清楚过，比如徐志摩，我写了三篇文章﹙王赓、林徽因、赛珍珠﹚才知道其中许多隐晦的细节，要写他，至少得弄清楚两个问题：清末民初江南世家子弟的生活环境，以及中国早期留学生的生活。他说，"你也不要考虑得太多，拖得太久，拣熟悉的写起来"。然而后来我没写成中国“七代知识分子”，颇觉辜负于林先生，到这里写八九中的“七胡子”，其中李泽厚已算“第五代”，那些“胡子们”摆进“林毓生序列”中不知道该算第几代了，但是总算告慰于林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