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影响中国政局半个世纪，一生充满争议。小妹宋美龄说她“一生每逢大事必糊涂”，她晚年有醒悟吗？（《百年真相》提供）
关于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遗孀、曾当过中共国副主席的宋庆龄，极有可能是共产国际秘密党员一事，笔者曾在以前撰文提及过。一个证据出自中共高官廖承志的回忆录。
据廖承志在《我的回忆》中记述，1933年5月间，宋庆龄突然神秘的来到他的家中与他秘密接头，并明确告诉他：“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这个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
当时宋庆龄问了廖承志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在得到答复后，宋庆龄迅速离去。廖承志写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代表“最高方面”来秘密接头的宋庆龄，应该已经加入共产党了。
另一个证据是苏联解体后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亦可以看到宋庆龄不仅早有入党要求，而且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加入过共产党了。这份文献，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
谈话的最后部分，特别提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报告人称：“关于孙宋庆龄（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的召开了反帝大会。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显然，宋庆龄不仅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有着美国教育背景且在中华民国有着特殊地位的女子，共产国际会给予她怎样的任务呢？
苏联解密档案中一封署名帕维尔·米夫（Pavel Mif）给列夫·加拉罕（Lewon Karakhan）的绝密信件透露了端倪。该信被加拉罕于1928年3月23日抄送给了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密信中明确提到了苏联有意指派给宋庆龄的重大任务。
这三个苏联人都是谁呢？帕维尔·米夫，原名是米哈伊尔·福尔图斯（Mikhail Fortus），1927年起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参加过中共五大和六大。1938年苏联大清洗时被枪决。
顺便说一说莫斯科中山大学。它是1925年11月7日成立的，因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而建。学校开办时的全称是“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孙逸仙大学”或“孙大”。莫斯科中山大学所招生的对象不仅仅是中国国民党人，更多的是中共党员，课程主要有俄文、历史（主要是各种革命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等。学制两年。
不过，据刘江南所着的《蒋经国传》中描述，中山大学实际上只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党团组织，学生每天需上至少4小时的俄文课，内容也跟现时人们所知道的文科天差地远、甚至几乎完全无关；学生每天都要撰文“反省”，汇报思想。
1928年春，学校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随着蒋介石“清共”，这所大学也于1930年解散。
再看加拉罕，他在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曾任苏联驻中国大使，1926年9月，因中东铁路问题，在张作霖的强烈抗议下，加拉罕离开中国，回到莫斯科。1937年他也在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中被逮捕处死。
而伏罗希洛夫是原苏联领导人以及政治人物，曾在斯大林死后出任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7年。他1921年出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4年改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5年11月至1934年6月任苏联陆海军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至1940年任苏联国防委员。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他坐镇赤塔设置野战总部。也是他，敦促斯大林出兵中国东北。
在这封标注为绝密的信件中，米夫提到了苏联远东秘书处关于如何使用宋庆龄的几点建议和看法，具体如下：
一、我认为有必要请苏共的负责人与宋庆龄谈谈话，以了解她对共产国际最近的决定，特别是全会第九号决议（关于第三方）的态度（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第150页）。弄清楚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勾勒出宋庆龄及其志同道合者的利用方向。
二、我认为规划出宋庆龄未来的政治活动如下方向是有益的：
1、在她参与公共活动方面，可以建议在中国成立一个由其积极参与的反帝联盟，并确保可以利用这个成员广泛的组织，合法地掩盖共产党人的活动。
2、在国民党这条线上，可以利用宋庆龄瓦解国民党领导层，将国民党左派与之分离，并使其与共产党接触。
3、在国家层面上，利用宋庆龄向南京、武汉和奉天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让他们接受在中国创建“苏联之友协会”的想法。
4、通过宋庆龄向中国国内传播苏联的消息，以及反击所有国民党人（如孙科、胡汉民、伍朝枢）和民国媒体对苏联的一切“虚假和诽谤性”攻击。
三、除了我们的负责人与宋庆龄谈话外，我认为还非常有必要加强她对我们的政治体制如何处理事情的了解，因此，可以安排她来一次苏联之旅；邀请她参加红色国际工会大会；并指派1-2名讲师对其意识形态进行强化等。
四、如果与宋庆龄在上述所有方向上的合作取得成功，我认为有必要邀请邓演达前往苏联，以与共产党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并希望利用他与宋庆龄共同实现上述目标。
那么，苏共是否达成了以上的目的呢？
宋庆龄苏联之行
1927年8月，在蒋介石成立的南京政府在上海发动清党和汪精卫在武汉也清党后，宋庆龄离开中国，途径莫斯科前往欧洲。
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宋庆龄受到了苏共的厚待。米夫的密件应该是宋庆龄在苏联前后写的。宋庆龄也大概率是在此期间，接受了苏共的洗脑。彼时，南京国民政府因苏联支持共产党在南昌等地的武装暴动而与其断交，宋庆龄与陈友仁等一起在莫斯科谴责国民党政府。此时的宋庆龄还在莫斯科首次见到了同样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史沫特莱。
1929年春天，中山陵落成。南京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回国出席葬礼，史沫特莱则前去报导国葬。宋庆龄再次公开谴责国民政府，称：“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的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
显而易见，此时的宋庆龄业已沦为共产党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否则，她就会认识到背信弃义的首先是共产党，而国民党只是被迫反抗。
因宋庆龄所言鲜有人支持，她只得再次离开中国，前往欧洲，直到1931年为母奔丧才回国，并由此开始执行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任务。在1929到1931年回国前，宋庆龄的履历上一片空白，或许其在此期间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秘密培训也未可知。反正再次回来的宋庆龄，应该已经成为了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
宋庆龄是否完成了共产国际的任务
绝密信件中的第一条建议中提到的共产国际全会第九号决议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阶段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中共要“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因此要加强“组织工会”，发动工人，“抵制游击战争的倾向”，希望总结广州暴动的经验，等等。简单的说，就是共产国际不认可毛的“农村打游击”的想法，还是希望中共在大城市发动工人暴动。
米夫想让苏共负责人与宋庆龄交谈，应该是想了解她对中共“革命”走向的看法，看是支持共产国际，还是支持此时已跑到农村建立据点的毛和朱德。
密件的第二部分是核心，即苏共希冀通过宋庆龄达到的几个目的。从此后发生的事情看，苏共的目的大多都达到了，只是效力不同。
首先，在利用一个广泛组织掩盖中共当然活动方面，1932年12月，宋庆龄、杨杏佛、蔡元培、林语堂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并邀请胡适、鲁迅等名人加入。虽然同盟宣称争取“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以及向政治犯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该同盟成立的主因是宋庆龄为执行来自共产国际的重要命令，营救在上海的共产间谍、持有瑞士护照的保罗和格特鲁德•牛兰夫妇。1931年6月，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被押解到南京。宋庆龄在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得到斯大林的指示，受托向蒋介石提出以被羁留在苏的蒋经国来交换牛兰夫妇，但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这也足以说明宋庆龄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
在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后，宋庆龄继续公开污蔑国民党，并亲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还从瑞士请来律师为其辩护，同时成立同盟组织，自任主席，组织营救委员会。因社会反应不大，遂将组织扩大并改而冠以“人权保障”的名称，并吸收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加盟，但其目的仍是营救牛兰夫妇。
在同盟成立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胡适质疑杨杏佛撒谎、发表捏造国民政府监狱存在酷刑的英文文章后，胡适被开除。此后，蔡元培、林语堂等人也随即退出。而在宋庆龄、杨铨、鲁迅等人的主导下的人权保障同盟，几乎完全变成了与中共和共产国际单方面合作的政治工具，所救的都是共产党人和其追随者。1933年6月，在已经升任同盟副主席的杨杏佛被枪杀后，该同盟从此销声匿迹。而牛兰夫妇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才在宋庆龄等人的催促下被释放。
此后，宋庆龄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参与多个社会团体、活动，为共产国际效力，支持中共，分化国民党。
如1933年年初，帮助越南的胡志明与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恢复了胡与越共的联系。9月，上海组织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反战大会，发表演说，并被推选为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主席。
1934年4月，在中共提出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上签名，呼吁发起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8月，与亲共的何香凝等千人发起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任主席。
1936年初，中共派出李云（祝秀贞），负责宋庆龄与中共地下党之间传递国民党高层的情报；3月，宋庆龄向毛泽东派去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斯诺，11月借给毛5万美元。
另据李云回忆，中共上海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就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由中共派董健吾前往陕北，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1936年，宋支持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1938年6月，在廖承志的支持下，组建了保卫中国同盟，募集了大量医药物资，源源不断的支援中共。
1939年3月，宋在香港的国际妇女节集会上，发表题为《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的演说。
另据中共媒体披露，曾从事中共情报工作、后负责替中共与日军秘密联络的大特务潘汉年就曾在1936年将毛泽东的亲笔信带给宋庆龄，宋庆龄由此积极配合潘汉年与国民党的谈判。潘汉年在1937年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还有，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后，宋庆龄颠倒黑白，罔顾中共军队不抗日、专打国军，从而引起这场祸事的事实，挺身而出通电谴责国民政府。
1945年在美国旧金山会议前，中、苏、美等国就旧金山会议中的中方代表中，是否要容纳中共代表的问题曾展开过争论，苏联曾给蒋介石很大压力，但是蒋介石拒不接纳，而宋庆龄也曾与蒋介石商议，让他接受中共代表参加，这让蒋介石非常不满。
1945年9月，宋庆龄在重庆同正与蒋介石进行和平会谈的毛泽东会见。12月，她离开重庆回到上海，并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为中共筹措资金。
1946年7月，宋响应苏联，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
一件件、一桩桩事情都表明，宋庆龄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中华民国抗战以及为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努力之际，却成为共产国际和中共的马前卒，并按照共产国际给自己的指示和任务，从事破坏国民政府、支持苏共和中共的活动。这样的宋庆龄是不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是不是个卖国者？
被中共冷遇
为共产国际和中共充当马前卒的宋庆龄在中共建政后，被中共任命为国家副主席，并着实风光了一阵，有着各种头衔。但随着中共政权的巩固，中共与苏联关系降温，宋庆龄的花瓶作用也降低。在她对中共发起的“反右”和“文革”等运动表示不解并上书毛后，遭到了毛和中共的厌弃。毛甚至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
可是，内心已产生变化的宋庆龄能去哪里呢？从此，宋庆龄选择了尽量少公开露面，直到1981年因患白血病去世。死前的遗言之一是“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留这样的遗言，除了她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上了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大当外，或许还因为自己的私生活不检点吧。只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