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供）
背景说明
本文原刊于经济部研究发展委员会之《经济情势暨评论》季刊4卷3期（1998年11月），由1997年7月引爆的亚洲金融风暴作深入省思。
一、前言
从1997年7月起，“金融危机”就成为世人的梦魇，原先还不被当作重要事务，甚至于还被认为很快就会消失。没想到一年多以来，风暴不但未止歇，还像传染病似的到处蔓延，东南亚诸国固不必说，就是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三个经济基本面被称为良好的经济体，也遭受严重波及，尤其香港这颗曾经是“自由经济堡垒”的“东方明珠”，竟然饱受摧残。风暴的威力继续扫到东北亚，南韩的景象凄凉，而本就深陷不景气的日本，更是雪上加霜；其后俄罗斯、中南美，甚至美国、欧洲也都无法幸免。局势的演变会伊于胡底，众说纷纭，除了应验“无国界经济”确实已经形成，祸福与共是全球人士必须接受的事实之外，事件的演变会不会恶化为全球经济大恐慌？1930年代的恶梦会再来吗？一直受到高度关切，为了防范于未然，各种论点纷纷出笼，期盼政府祭出有效政策的呼声此起彼落，而被认为医治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功臣的凯因斯（J.M. Keynes）备受怀念，不但希望其再世，而且他所倡导的“创造有效需求”之“政府干预”政策又大行其道，“反自由化”言论和行动弥漫，尤其防止资金自由流动的所谓“金融保守主义”已经抬头，政府管制力取得合理扩张，外汇管制和课税手段固然是通用方式，但以对抗所谓“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最值得注意。
问题是：通货紧缩会形成吗？以扩张通货的政策可能防止吗？还是会有难以逆料的长期后遗症会来到呢？为了厘清问题，非得寻根探源，将金融风暴的来龙去脉仔细解剖，俾找出罪魁祸首不可。以下先看通货紧缩课题。
二、通货紧缩会来吗？
近年来“通货紧缩”一词频频被提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祸害较诸“通货膨胀”有百倍之大（马凯，1998）。对于通货膨胀，世人耳熟能详，但与之相对的通货紧缩又是何指呢?
顾名思义，“通货紧缩”就是通货呈现紧俏局面，通货量不足以融通需求，显示出来的现象是“一般物价”都滑落到“一般水准”以下。与通货膨胀一样，这里的一般物价和一般水准之说法都不太明确，可以说很难寻得一个共识标准，不过，我们倒可以找到一个实际例子来说明，这就是1929年到1933年间的世界景象，当时全球多数经济体的物价下跌近百分之卅，伴随而来的是生产衰退、企业大量破产，以及失业率升高。其实，换个大家都熟悉的名词，全球通货紧缩就是“全球经济大恐慌”的同义词。那么，大恐慌或通货紧缩会再来吗？而当前在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带动下降息、宽松通货、信用膨胀政策是避免通货紧缩或大恐慌的良药，或者反会出现生产停滞加上通货膨胀的“停滞膨胀”后果呢？
无可置疑的，至少自1998年第二季以来，全球各国的实质生产都呈现停滞局面，证据就是“经济成长率”的一再下滑。不过，纵使成长率是往下跌，但全球平均值却还不至于跌至负数，而表现最差的泰国、南韩及马来西亚，据WEFA估测，最坏的1998年各为负成长8.2%、6.7%和4.8%，还未降到两位数负值呢！而就一般物价言，以消费者物价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1998年全球平均为4.5%，最低的日本也有0.4%，并无下跌现象。再据英国伦敦《经济学人》周刊报导：当前富裕经济体的大多数服务价格不降反升，只有少数国家产品价格全面下跌，但离1930年代的景况远得很，真要举出一个呈现类似情景的国家，日本差可一比，其物价、产品价格及薪资同时下降，利率已接近于零，即便如此，离1929-33年当时的百分之卅以上的跌幅还差得远呢！（参见《经济日报》，1998年10月17日三版）
因此，无论以经济成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下滑来呈现通货紧缩或经济大恐慌，迄今都无此现象，即便再加上失业率，除了印尼1999年的城市失业率被预估可能达40%，差可与1930年代的美国一比外，连被认为情况极差的日本，其1998年的失业率仍未冲破4%，也当然更能凸显出截至1998年底，全球并无通货紧缩或大恐慌的局面。不过，目前还没发生的现象，不能说未来不会出现，何况金融风暴仍方兴未艾，那么，未来有可能发生全球经济大恐慌吗？
关于1930年代之后，全球出现经济大恐慌的预言，已有多次经验，较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1978年美国印裔学者巴崔（R. Batra）出版《浩劫1990一经济大恐慌即将来临》（The Great Depression of l990）一书的预言；另一次是日本1995年1月17日发生大地震，引发资金紧俏、利率上升、股市将崩盘、银行大量倒闭、信用也随即崩溃，于是被认为将重演1930年代经济大恐慌，该次的预言家也是巴崔。这两次的预言都没实现，是巴崔危言耸听还是因其警告引起世人惊觉而有所因应乃得避免呢？无论如何，迄1998年为止，可确定的是尚未重现1930年代景象，但未来有可能吗？
由于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的源头是美国，而美国现今仍是全球最强经济体，在亚洲、俄罗斯、中南美洲诸经济体都饱受风暴摧残之际，美国经济再有三长两短，不就是更有全球大恐慌的可能吗？于是就有美国摩根银行担心若连美国也开始走入衰退，那么全球势必陷入六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大衰退之虞，也就是说，1930年代的萧条惨状将会重现，而柯林顿总统性丑闻面临弹劾就被视为一个关键。因为就在二十五年前，美国弹劾尼克森总统，于是国会和总统都忙于政治攻讦，加上石油危机、越战结束，引发近半世纪来最大的经济衰退。记忆犹新的人士，目前也担心柯林顿的弹劾案将使美国重蹈覆辙，此由近期美国股、汇市剧烈波动多少有些端倪可见，而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于1998年10月15日使出的四年来首见之“紧急”降息措施，是否就是已经意识到危机极有可能来到所匆忙采取的防范对策呢？
纵然有不少疑惧，但坚信1930年代凄惨场景不会再来的人士也是不少，我们举孙震（1998）的说法为例，他举出四个理由来支持其“不会重演1929年大萧条的故事”之论点：其一，东亚六国的经济规模不大，以1996年的资料言，ASEAN各国对美贸易总额的比率只有7.7%，而中国大陆、港澳、台湾对美贸易总额的比率也只有9%，合计不过17%，应不至于动摇世界经济；其二，东亚各国虽然遭遇经济困难，但尚无一国因而采取保护措施，致引起全面贸易萎缩；其三，东南亚各国和南韩大幅贬值后，由于人民币和港币钉住美元，大致稳住局面，虽日圆不争气，但并未出现各国争相贬值现象；其四，各国并未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致使雪上加霜。据此，孙震判断世界经济成长率会小降，但不会发生1930年代的萧条，他有感而发地表示人类毕竟从历史学到经验。
前两点理由虽较无争议，但马来西亚采取严格外汇管制，会不会进一步施用保护措施值得观察，而第三点理由正面临考验，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受到英国《经济学人》和《时代》杂志等全球知名且信誉卓著权威刊物严重看坏中，人民币能挺多久受到强烈质疑，一旦放手，是否将重蹈并加重1997年7月2日泰铢大幅贬值所引发迄今仍延烧的恶梦正受到关切。第四点理由也正被舆论所渲染的“通货紧缩”现象已出现而不确定其不存在，而上文所提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匆忙降息正是最好的质疑回应。关于后面这两点理由，也应该才是问题的核心，它们也都与政府管制货币密切相关，这也应是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及此次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以及此后会不会有大恐慌、大萧条再出现的关键点。那么，通货紧缩或信用紧缩是否就是大恐慌的祸源呢？政府若能精密调节通货供给就能免除大恐慌吗？当前被急切盼望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否正确呢？
三、通货紧缩是1930年代大恐慌成因吗？
如上文所分析的，迄今全球的经济成长率、通货膨胀率都下滑，失业率在上升，但并未达通货紧缩或大恐慌地步，不过预测来年的景气会更恶化，于是必须采用降息、宽松货币来刺激经济，否则真会步入大恐慌。这种当前居主流，也是各国正在使用的做法其实隐藏着重大迷思，除了犯了本末倒置的推理之外，还会贻下长期的后遗症，到头来可能不但无法免除经济萧条，还会出现通货膨胀，而萧条加上膨胀的“停滞膨胀”最不堪局面说不定就会来到。这其中牵涉到货币的意义及其功能为何、政府该扮演何等角色等重要基本观念，以及如何对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恐慌的解读，有必要予以一一解析。我们先由1930年代大恐慌的历史谈起。
根据史可生（Mark Skousen）在《大审判》（Economics on Trial-Lies, Myths, and Realities）一书第九章（中译节缩本第五章）里指出，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没预测到1929年的股市崩盘，以及接下来1939年的经济崩溃，只有奥国学派例外。
耶鲁大学名教授费雪（Irving Fisher）相信，只要消费物价保持稳定，经济体系就不可能出错；而他的货币政策目标，就是让价格稳定。费雪并没预期到，股市会崩盘或者经济会崩溃，即使当时股价上涨了三倍之多，他也否认华尔街会产生任何疯狂的投机。费雪说：“股市已经到达高原地带，并且会永远停留在那里。”然而，1930年代经济崩溃，动摇了他的名声，也毁了他在金融界的地位，他的货币理论完全没有用，他也因此一蹶不振。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也并不出色，他们虽然预测到股市将会崩盘，但他们并不相信景气会萧条。
凯因斯则正确预测到，将会有可怕的灾难发生；但是，他并不能够预测到1920年代晚期的经济大恐慌。在1927年，他说：“在我们的时代里，将不会有经济崩溃。”后来，股市崩盘严重地伤害了凯因斯的财务状况，他失去了四分之三的财产，但他也很快地又赚了回来。
奥国学派的经济学家却都预测到股市崩盘和经济萧条。他们相信，萧条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无限制地印制钞票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会使生产和消费之间产生失衡，而经济萧条是唯一能化解这种失衡的药方。
远在1924年，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就预测奥地利银行的信用将会崩溃。这个预测在1931年兑现，而欧洲经济也出现全面的萧条。接着海耶克在1929年初发表了许多文章，宣称美国的繁荣马上会崩溃，因为美国的联邦准备局即将停止“喂饱”通货膨胀。海耶克说：“并不是联邦准备局不愿意，而是他们根本不可能继续推动经济扩张，因为金本位制度为经济扩张设定了上限。在金本位制度之下，通货膨胀式的经济复苏，不可能会持久。”
在美国，由哈伍德（E. C. Harwood）和安德森（B. Anderson）领导的“健全货币的银行制度”学派，曾经警告膨胀性政策将会导致危机。哈伍德相信，银行信用扩张引起的物价上涨，是造成金融波动和景气循环的原因。因此，在1929年2月，他警告证券投资业将会有大危险。
紧接着，史可生探讨到底是什么原因，使1930年代的经济学家拒绝相信能正确预测经济大萧条的奥国学派呢？他写道，经济学家开始时曾经用心聆听奥国学派的分析，但最后却因为他们太强调减少税收、降低关税、减少政府支出、鼓励价格和工资下跌等，以便回到充分就业，而拒绝了他们的分析。
现今大家都知道，在1930年代后期，展现在《一般理论》这本书中的凯因斯新教条旋风似地接掌了经济专业的地位。凯因斯将整个世界倒转过来，全力推翻古典经济学。在他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喜欢“节俭的价值、金本位制度、自由贸易、平衡预算和长期的效益”。凯因斯则说服了同行，拒绝节俭的美德，用印钞票代替黄金，倾向短期对抗萧条的政策，例如赤字预算，而不管长期会有什么后果。经济大恐慌正好提供了机会，使凯因斯能够打败古典学派的理论。
一般的教科书通常告诉我们，造成经济大恐慌的原因，不是政府，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体系；而治疗方法，也就不是靠自由市场的运作，而是靠政府干预经济活动。
但事实恰好相反。政府和它扩张性政策的推动者中央银行，故意违反了自由市场原有的货币体系运作机能。大萧条之前，扩张的货币供给量，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有黄金的存量，也就意味着，将来货币供给量不可避免地会强烈收缩，然后造成经济萧条。
但是，在1930年的萧条，其实也不必然会变成全面性的大恐慌。发生大恐慌的原因是“政府”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而非市场。在股市崩盘之后，美国国会将所得税加倍，并提高进口关税50%。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也召集企业领导人，要求他们维持工资水准，于是加深了1930年代的失业率。如果当时工资能慢慢下跌，几百万的工人也不会因为公司破产而失去工作。
在1931年，联邦准备局采取强烈的货币紧缩政策，大幅提高重贴现率，希望阻止黄金外流。当时的银行体系并不稳固，如果一、两家主要银行破产，很快就会蔓延开来导致货币体系大量失血。这就是造成萧条的原因。
根据弗利曼（M. Friedman）和许瓦兹（Anna Schwartz）的巨作《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所记，无能的联邦准备局，允许半数的美国商业银行倒闭，使货币存量史无前例地大幅下跌。从1929年到1933年，货币存量总共下跌了三分之一。弗利曼说:“货币系统已经崩溃了，但很明显地并不需要变成这样。”
史可生下结论说：如果政府领导者在货币和银行政策方面不是如此无能，也许就不会发生大萧条，经济也不会停滞。自由市场并没有使经济体系离开正常轨道，除非它被别人推走，或者轨道本身就摆错了位置。
这个结论和上文对历史的简述，明白地告诉我们，是政府先用信用膨胀政策带来泡沫式繁荣景象，一旦无法支撑，就快速收缩，由而形成高度货币紧缩，经济陷入不景气，但政府如果没有采取干预市场价格，如强制工资僵硬，大恐慌也不一定会来到。其中似乎意指若政府能精密去调解货币供给并控管好银行，恐慌是不会发生的。当前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此种论点也广被接受，但它是有待商榷的，下文再对此详述。另外值得再强调的是，现今流行的总体经济学是滥觞于凯因斯，而凯因斯理论所观察到的“价格向下僵固性”，在凯因斯学派眼中是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表征，亦即市场价格无法灵活弹性调整，由而市场机能失去调解经济体系趋向均衡的功能，但由美国总统胡佛的干预事实，我们发现市场这只无形手之所以失去灵活，是受到政府这只有形手的阻碍，此对今日金融风暴的因应有莫大启示。
我们可进一步再举海耶克对1930年代经济大恐慌的事先预测来补充说明。现今被普遍接受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大恐慌肇因”的凯因斯观点，在海耶克看来却正相反。他认为大量失业（亦即超额供给）的出现，是因为劳动和其他各种生产因素在各业、各厂，以及各地之间的分配，与对其产品之需要的分配之间，不能协调所致，之所以如此，乃因“相对”价格和工资体系受到扭曲，而扭曲的源头就是政府使用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由其创造出来的“人造”需求（包括产品需求和生产因素需求），使生产者和劳动者都做了“错误预期”，终使实际上的产品及生产因素都过量。这个时候，政府决策者不但未及时停止此种虚假的扩张需求政策，反而更增强该扩张政策的应用，恶性循环的结果，不但使宝贵的生产资源流向低生产力之处，而且累积了大量的“超额供给”，一旦扩张政策停止，泡沬终于破灭之后，就出现了大萧条。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持续不断地一再使用扩张信用政策，时间愈拉长，祸害也就愈大。海耶克就用这套理论，在1927年于维也纳的“奥地利景气循环研究所”，成为第一位预测美国经济崩溃、进而殃及世界经济的“先知”。据说海耶克的这项分析，凯因斯本人在其晚年也已同意，而且对一些与他最接近的同仁所不断极力主张的信用扩张表示惊慌。在一九四六年海耶克与凯因斯最后一次谈话时，凯因斯甚至诚挚地对海耶克保证，如果他这些为1930年代之通货紧缩所亟需的理论会发生危险的影响，他将会立即挺身而出，设法改变舆论，使之步上正确方向。但不幸的是，三个月之后凯因斯就去世了。其实，即使凯因斯能活得长久些，并真的尝试说服其服膺者勿采信扩张政策，恐怕成效不彰，因为它太方便，并与政治权力紧密相结合。
虽然“凯因斯创造有效需求的药方治愈经济大恐慌”说法被世人高度接受，但事实上，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我们脱离了衰退”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大战发生，政府支出可能无法大幅增加，或者无法产生正面效果。数据显示，政府对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在1930年只占不到国民生产毛额（GNP）的15%，到一九四四年则跳升到46%；同时，失业率也降低到1.2%。也许有人因此觉得遗憾，为什么战争不早一点开始，或者持续得更久一点？
史可生认为，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繁荣，原因并不单纯。八百万人的新军事工作，抵消了民间八百万人的失业，而且许多申请工作的人也战死沙场或者变成残废。平均工作时间增加了20%；许多工程师每天辛苦工作将近十四小时，而且一周工作七天。表面上看来，产量在战争时大幅增加，但是实际上，半数以上的支出是用在战争上：两年的国民所得二千二百亿美元，在发射高射炮时消失无踪，或者随着中弹的船沉到海底；许多补给品在南太平洋的丛林中报废，而工资主要是付给了军人。
另一方面，在那段时间，名目所得虽然上升，但生活水准却下跌。糖、咖啡、肉和其他食物常常短缺；即使有价格管制和配给制度，物价仍然上涨了30%；很多企业家因为破坏价格管制和配给制度，被罚款或关进监牢；税率也一直大幅增加。
所以，凯因斯学派也并不能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来证明，政府支出将我们带离衰退。在战争中，其他经济条件并非不变。例如：一年之中，货币供给就增加了20%之多，约是平时的两倍，因此，经济学家并不能证明完全是财政政策（或者完全是货币政策）使经济复苏。
史可生强调，个人和企业的储蓄大幅增加，是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在1944年，个人储蓄增加了25%，也就是说，牺牲目前的消费，会使资本设备产能扩充；而利率降低也会使所得和消费增加，正如我们在战后所看到的状况一样。
总而言之，史可生认为我们并不能下结论说，战争对经济是好的；也不能说，增加政府支出是对抗衰退的好办法。事实上，只有采用了“节俭是美德”的观念，以及努力工作、鼓励企业家精神和资本形成，我们才能够克服经济低潮。同时，政府应该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环境。
回顾了1930年代大恐慌的来龙去脉之后，虽然仍旧无法得到明确的定论，但凯因斯创造有效需求理论的成效，被过分夸大应是确定的，而政府对货币供给和信用的控制失当，可能更为关键也很清楚地显现出来。回头检视当前的金融风暴，情景也颇类似，表面上是投资过多、生产过剩，致产品和生产因素市场上都出现“供给过剩”，而背后因素则是信用膨胀和政府对货币和银行及产业政策的管制失当。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货币的本质、货币的功能和政府在货币供给的角色，以及尊重市场机能的古典观点才是正途。下文即针对这些基本课题依序做一较为根本性的探讨。
四、货币到底是什么？
这个看似幼稚、简单的问题，其实可能永远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货币就是钱，而人们需要钱、爱钱，但金钱也是祸源，所谓金融风暴就是钱惹出来的祸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也是上文提过的唯一预测到1929年美国经济崩盘的海耶克，其对货币的描述最值得世人咀嚼。
海耶克说，一般人对不懂的事物，往往因为猜忌而产生厌恶心理，对于货币就是如此，尤其因为货币是高等文明秩序中最为抽象的机制，这种厌恶心理也就更为强烈。贸易倚赖货币，透过货币的媒介传导，个别特定的交易行为，可以在最遥远的地方，以最间接的方式，造成种种最为一般化、而且也最不容易理解的影响。人类的合作秩序若要延远流长，就必须借助于货币，但，货币也将使引导人群合作的种种机制，覆盖在一层难以穿透的浓雾之中。一旦以物易物被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交易所取代，原本还可以理解的事物便消失不见了，而代之而起的种种抽象的人际互动过程，即使是最有洞察力的人，也无法全盘理解。就是因为如此，海耶克才说，货币，或者说我们平常所使用的“金钱”是所有事物当中最难理解的东西，他还将之比作“性”，是人类最不可理喻的幻想所投注的对象；货币和“性”一样，同时令人陶醉、令人迷惘，而且受人排斥。
海耶克指出，讨论货币的文献，也许比讨论其他任何单一主题的文献，都要多上许多。很早以前就有人宣称，没有别的主题，即使包括爱情在内，曾经驱使更多的人疯狂；稍微熟悉货币类文献的人，一定可以了解此人的心情。对于金钱既爱又恨的心理，也许更为常见：金钱是自由最有力的宝贝，同时也是最为邪恶的压迫工具。此一最广泛流通的交易媒介，在一般人的心中，全面唤起了一种焦虑不安，亦即那种因为置身于无法理解的过程而有的不确定感，而一般人对此又是爱恨交加，因为他们热切地渴望得到此一过程的某些效果，但，对于其他与这些可欲的效果一起到来、不可分割的效果，却又恨之入骨。
海耶克认为货币的运行，就像语言或道德那样，是一种自化的秩序，而解释这种秩序的理论，又是最不容易求得圆满的。因此，货币专家们至今仍然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争论不休。有些这方面的专家甚至已经认命，不再追求圆满，因为在他们看来，各种细节必然都无法被察觉，而整个秩序又是如此的复杂，以致于如果能够抽象地说明货币秩序据以自化形成的种种原则，我们就应当感到心满意足；这种抽象的原则性说明，尽管带给我们很多重要的启示，却没有办法预测任何具体详细的结果。
货币不仅让专门学者感到苦恼，海耶克更进一步说，道德家们对于货币的猜忌也是没有一刻松懈的。货币好比是万能工具，谁掌有了它，谁就有力量，能够以最不着痕迹的方式，实现或影响最多种类的目的。对于这个万能的工具，海耶克举出两个让道德家猜忌的理由。一是虽然一般人一看就明白许多别的财富项目被用来作了些什么事；但，我们通常无法分辨使用货币究竟给自己或别人带来什么具体的影响。二是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货币所造成的影响可以分辨出来，但货币虽然可以用来行善，也同样可以用来为恶。因此，对于有钱人来说，金钱之功用在于其万能；然而，对于道德家而言，正因为金钱万能，所以金钱更不值得信任。而且，经由巧妙地运用货币，进而取得的巨大利益，看起来一如商业买卖，和体力付出无关，也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功德，甚至就像“纯粹纸上交易”一语所表达的那样，毫无实质基础。
海耶克问说：如果各种工匠因为改变了物质形状而令人惊惶，如果商人因为改变了无形的价值而令人恐惧，那么运用最为抽象，而且最无实质基础的经济制度，造成种种无法分辨之影响的银行家，会有多令人惊惧呢？是不是如此一来整个事态的发展就达到了一个顶点，而在这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当中，具体看得见的目的与手段，逐渐被抽象的概念所取代，被用来形塑种种规范，引导我们日常的活动。而货币，似乎不是在可以理解、值得赞佩的实质造化范围之内，而是在具体幻灭、抓不住的抽象主宰一切的空寂之中。货币就是这样让货币专家们感到迷惑，同时也让道德家们感到愤怒：这两种人都因为发觉，整个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力观照得到的范围，以及因为我们已经不再能够控制我们赖以生存的事态发展顺序，而感到震惊。似乎一切都已经超出我们的掌控，难怪有人谈起货币，往往措辞强烈，乃至夸张。事实上现在还有许多人，相信借钱取息和谋杀一样坏。而且我们不是还时常听到“现金交易关系”、“不义之财”、“贪婪的本能”，以及“唯利是图者”等等暗含鄙视金钱的字眼吗？
海耶克认为货币制度就像道德、法律、语言，以及各种生物那样，也是来自于自化的秩序，因此，也同样受到变异与演化选择过程的萃炼。然而，货币制度终究是在所有自化长成的结构当中，最不令人满意的产物。海耶克曾举例说，自从基本上含有自动调整机制的国际金本位制，在专家们的指导下，被由政府刻意操纵的“货币政策”取代之后，迄今已过了将近70年；但，很少人敢说，在这段期间中，货币制度的运作有任何改进。事实上，根据人类过去的经验，货币确实并不值得信任，但不是因为一般人所设想的那些理由而不值得信任。而是因为货币经历过的演化选择过程，比别种制度受到更多的干扰：由于受到政府垄断货币，阻挠市场竞争进行各种试验的影响，演化选择机制在货币方面，未曾充分发挥作用。海耶克进一步说，在政府的照顾之下，货币制度已经发展到非常复杂的地步了。然而，在此一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从中作梗，几乎没有市场试验，也很少让市场自由选择可能适合它的制度。因此，我们到今天还不太清楚什么是好的货币，也不知道货币可以好到什么程度。
其实，政府对货币发展的干扰与垄断，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几乎在铸币开始被市场选作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时，政府的干扰就不断地发生了。海耶克严厉地指责说，没有货币，延远的自由合作秩序，就无法运行，但，货币几乎自始就遭到政府的摧残，以致它竟然变成延远的人类合作秩序当中，干扰各种自动调适过程的主要乱源。除了少数几个幸运的短暂时期，整个政府管理货币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诈欺和蒙骗的历史。在这方面，海耶克已经证实，政府自己比任何在竞争的市场里提供各种货币的私人机构，都来得更不道德。海耶克说过不少次，如果政府不再垄断货币，则市场经济的潜能也许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重读海耶克对货币的剀切剖析，再对照近期弗利曼（M. Friedman）这位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疾声呼吁解散国际货币基金（IMF）和各国中央银行（见1998年8月31日《中国时报》6版），不禁对世人当前面临的金融风暴打哆嗦，情境是多么地类似、熟悉，因为各国政府控制货币的欲望不但一如以往，或许还变本加厉呢！货币的出现是为了方便交易，让交易成本降低，原先由民间自然演化而出现，由于其神秘、迷人、重要而且还有弊端产生，最后竟被政府掌控，当控制不当时，就产生更大的风暴，1930年代的经验已是一个例子，如今再仔细地、更深入地思索当前方兴未艾的金融风暴，进一步又会发现同样的故事又重演，而“国家货币主义”其实才应该是金融风暴出现的真正元凶。
五、“国家货币主义”是罪魁祸首
抱持国家货币主义者认为，一国人民持有的货币数量，在全世界货币总量当中所占的份额，“不应该”取决于同一套决定国内各区域相对货币持有量的原则与机制。各个独立国家为了彰显其主权，不仅决定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而且也决定自主控制境内流通的货币数量（亦即，货币政策独立自主）。这样的国家货币主义不但被政治学者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目前大多数的经济学者似乎也深信不疑，相信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可以增进国民的福祉，却很少有人去验证事实是否如此。
就理论性的考察而言，和世界各国同属一套真正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情形相比，当各国各自追求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时，任何国际间的货币转移，透过对相关国家金融体系各自保有的国际准备资产的冲击，以及透过随之而来的银行信用倍数变化，必然会连带牵引许许多多“原本”不相干的人“暂时”增加或减少货币持有量。不过，因为两国金融体系各自独立追求自身的目的，而被诱增减货币持有量的许多人，其所达到的均衡只是“暂时的”，不是持久的（因为那个均衡是和实质面的因素相背离的）。简要地说，即使尚未考量积极性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间短期资本的移动，就支应国际贸易与投资而言，各国自主管理的货币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在国际浮动汇率的条件下，国际间货币的移转，不仅曾透过国际准备部位和银行信用的倍数调整，产生许多暂时、虚假的个人均衡，还会透过货币交换价值的变化，导致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全球货币总量和国际分布变化，从而产生更多、更严重背离实质面的不稳定均衡。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者，鉴于在固定汇率的条件下，一国央行无法追求自主的货币政策目的，因而主张各国让汇率自由浮动。布列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之所以走入历史，主要就是因为人们不假思索地认定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是好的，而且误以为浮动汇率可以让各国的货币政策不相互干扰，可以把源自外国的金融震荡隔绝在国境之外。他们忽略了汇率变动本身就是直接改变全球实质货币总量与国际分布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除非一国闭关自守、自给自足、不参加国际贸易与投资，否则绝对无法避免外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他们也忽略了浮动汇率会引发新的、而且更不容易掌控的短期资本移动，只会让各国独立管理的货币体系产生更大的不稳定。从此一理论观点而言，指责国际金融炒家是“无必要的、缺乏建设性的，而且完全不道德的”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但他似乎不知道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国家货币主义”，而他自己正是忠实执行者之一，并且是很重要的一员。
目前全球（包括国际与国内）贸易与投资往来使用的主要货币，按照其流通范围与交易量（亦即，按照其流动性程度），是美元、日圆与马克。流动性高的货币贬值本身就有增加全球货币量的效果，例如美元兑日圆贬值时，美元加上日圆的实质货币总量就会增加，而且日本国民持有的货币相对于美国也增加。因此，当美元兑日圆贬值时，日本很可能产生暂时的假性繁荣。过去的历史似乎印证了这一点，这也就是日本经济十多年深重不景气所显示的景象。
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固然是凸显各国货币主权的明证，但固定汇率更是国家货币主义的极致表现，因为汇率多少、固定时间多长、每一次调整幅度又是多少都是政府权力的运用。因此，除非让各国货币价值真正让国际市场力量来决定，或者走向海耶克当年倡导的“货币非国家化”，或者全球实施同一种货币，否则金融风暴恐怕会此起彼落，没完没了，经济基本面差的国家当然受害最深，就是基本面良好的经济体，也难免受波及。
平实地说，人类还是有许多睿智者，由欧元的统合理念、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以及G7先进国领袖在亚洲金融风暴炽热时曾聚会，提议成立世界中央银行的构想等等都可以窥知有心人的反省，但是，实现的可能性却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海耶克早在1976年就写了长达110页的〈货币非国家化〉论文鼓吹这种理念，虽在当时引起些许讨论，但二十多年来却一片风清云淡，而此理念更是早于1935年即已提出，也就是说经过六十年的酝酿之后，才在此时又仍回到原点重新讨论，加上权力滋味的美妙，尤其货币控制权的威力更无法让管制者释手。因此，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货币非国家化、全球统一货币都不可能实现，遑论弗利曼呼求的解散央行、废除IMF之提议了。
在认清现实下，我们先只能由各国央行如何妥善控制货币供给下手，正如货币之所以出现，本来就是充当“交易媒介”，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人际间分工合作，致人类的生活福祉得以不断增进。如今演化得过于复杂，反使当今的货币不当使用竟然成为金融风暴祸源，在痛定思痛之余，我们实在有必要让货币返朴归真，再回到“交易媒介”的本质。这种让货币回归其单纯“交易媒介”本质的主张，就是已故的蒋硕杰院士在世时所一再强调的“流量”，而非“存量”货币需求的理念。原来他早已体认到货币的威力，无怪乎他一再表示央行应以狭义货币为标的，并屡次向央行及当政者建言。在生前的各类文章中，蒋硕杰皆以狭义货币（即M1）做为央行应控制的标的。既然货币的功能在于充当交易媒介，就应以满足“交易需求”为主，于是货币供给增加率乃由代表交易需求的实质经济成长率和可容许的通货膨胀率来决定。由于未来的交易需求难以决定，弗利曼乃提议以“固定增加率”法则做为货币供给增加率，如此一来，无论是过多或不足，其程度都不会过大，但这种中庸之道却不被各国政府采用，各国政府仍惯用预期未来实质生产增加率和可容许通货膨胀率作为控制货币供给的准则。由此观之，当预期经济成长会下跌，货币供应量至少不该宽松才对。由此角度我们就可回头审视当前宽松银根，以及借由担心货币紧缩而形成一般舆论和多国政府采用的降息措施来解救经济的适当性。
如上文所回顾的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恐慌，呈现的现象是投资过度、生产过剩，虽被凯因斯看成“需求不足”，实则“供给过剩”，而当前金融风暴景象一如六十多年前的景象。换句话说，是供给面出的问题，既然是供给所出的问题，就应由价格下跌来消化超额供给，至于价格应下降到何种程度，需视超额程度而定，正如上文所引的英国伦敦《经济学人》周刊之报导，当前富裕经济体的大多数服务价格不降反升，只有少数国家产品价格全面下跌，离30年代的景况远得很，真要举出一个呈现类似情景的国家，日本差可一比，其物价、产品价格及薪资同时下降，利率已接近于零，即便如此，离1929-33年当时的百分之卅以上的跌幅还差得远呢！
因此，纵使以价格的下跌来呈现通货紧缩或经济大萧条，当前都无此现象，也当然没有使用宽松通货或信用膨胀政策的必要。进一步言，由于市场调节的困难，已经发生的全球市场萎缩，至少1999年还不可能复苏，此由世界银行等机构将1999年世界经济成长率再调低可见端倪。既然如此，生产不但不可能大增，反会进一步缩减，交易量也会持续停滞萎缩，作为融通之用的通货应该要紧缩才对，岂可再宽松？一旦宽松，利率再下跌、物价不跌反升，岂非对平时有少量储蓄、期待价格下跌可置产者不公？而五鬼搬运、通货膨胀很可能出现，不是就发生“停滞膨胀”和“劫贫济富”、“惩罚好人”的不幸后果吗?
除了这种使用宽松通货、降息措施来因应金融风暴之外，至少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重拾“固定汇率”和外汇管制，俄罗斯的“固定汇率发钞制”之议，IMF的金援，以及日本、台湾和不少国家采用的“扩大内需”措施。这些措施能够生效吗?
马哈迪的作法似乎采信克鲁曼（P. Krugman）的建议，克鲁曼着眼于短期的安定，认为应壮士断腕，以管制外汇方式让汇市交易降温，并阻隔投机客的炒作，这是标准的锯箭法，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经济活动难免萎缩，有害长期发展，而固定汇率若能收效，1997年东南亚诸国也就不会放弃。因此，这种学习中共的开倒车做法实在有待商榷。正如弗利曼在1998年10月1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专文中所言，就资本流动管制、固定汇率、独立的国内货币政策三重为难选择中，放弃资本流动以解决三重为难的困局是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最糟糕的，因为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外来的资本，特别是随着资本而来的制度和知识，好能充分运用他们的能力。此外，历史可以证明，外汇管制漏洞百出，企图要管制外汇，就一定导致贪污腐化，还会扩张政府管制的范围，结果和刺激良性经济成长的道路南辕北辙。关于外汇管制的谬误，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外汇管制，产权专家张五常在1985年也发表多篇文章详细解说，他以“管制外汇是一个以砍头来治头痛的办法”作为鲜活注脚，并下结论说落后国家之所以继续落后，这种管制是原因之一。
六、“固定汇率发钞制”的迷思
惨遭金融风暴肆虐的俄罗斯，采用固定汇率发钞制的建议被提及。顾名思义，“固定汇率发钞制”指一国央行依某一固定汇率，根据官方外汇存底的多寡来发行本国通货，亦即所有的本国通货都是有外汇存底做支撑的。此制度曾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由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各国采用，货币与英磅挂勾；而香港在1983年、阿根廷在1991年和立陶宛在1994年也开始引入，货币与美元挂勾；爱沙尼亚、波斯尼亚和保加利亚近年来也将货币与马克挂勾，并把外汇存底所支撑的范围由纸钞与硬币扩大到以本币计价的银行存款。
据郑骢（1998）的分析，固定汇率发钞制的最大优点为本国央行可以通过此制度增加国人对央行货币政策的信心，从而提高本币的信用，也就是借着信用良好的外币来增光本国货币。不过，此优点也会产生弊端，如果被借挂勾的国家产生通货膨胀，该国就被进口通货膨胀所害。
此外，郑骢也指出该制度有三大缺点，一是引入该制度的困难重重，因为货币供给量（M）为汇率（W）乘以外汇准备（R），其三个变数如何维持着等式关系是一大难题。举例说，印尼在1997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前，印尼盾汇率在2500元兑l美元左右，之后一路下跌至1998年5月19日的1.2万元兑l美元左右，当时的苏哈托欲以固定汇率6000元兑l美元引入固定汇率发钞制。此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将外汇存底加倍，一是将通货量低估一半，前者无力为之，因为外汇存底本来就不足，而IMF的贷款是要偿外债，不是供发钞之用；后者若实现，只会引起民众争先兑换外汇，一点都无助于本国货币信用之增加。
第二个缺点是该制度不易维持，此由M=WR化为增加率等式可以容易得知，汇率固定，则货币供给量增加率就等于外汇存底增加率。根据货币数量说，货币供给增加率等于通货膨胀率加上实质生产增加率，若想维持汇率固定和没有通货膨胀，外汇存底增加率就要等于实质生产增加率，否则就有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危险。即使一国能长期维持外汇存底和国内生产同步成长也非好事。因为钜额的外汇存底是本国宝贵资源的巨额浪费。
第三个缺点是本国央行完全失去对本国货币量的控制，亦即，为了保持固定汇率，本国的货币政策需随外国起舞，央行失去“银行中的银行”之功能。这虽是货币非国家化的一种方式，但衡诸现实，各国央行不可能不使用货币政策。如此一来乱象就会出现。
此外，当一国的外汇收入突然减少或用印钞票来融通财政赤字，致货币供给增加率大于外汇存底增加率时，就会产生贬值压力，此时的官定固定汇率就会成为外汇市场上被投机客攻击的目标。尤其在政经局势不稳；资本大量外逃时，实行固定汇率发钞制的国家会出现外汇存底锐减、国内通货紧缩、市场利率上涨现象，轻则造成经济萧条，重则整个银行体系产生信用危机。香港近年来的演变情势是否类似此景呢？
因此，固定汇率发钞制不能随意采用，特别已在风暴圈内的国家更需三思。
七、IMF能帮上什么忙？
每当某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或者负债难偿，几乎都会向国际货币基金（IMF）需求金援，而各国舆论也往往持正面看法，此自1944年IMF成立以来，几乎是不变的定律。早些时候IMF扮演着圣诞老人角色，近几年则要求受援国家接受其所提的改革条件，在亚洲金融风暴肆虐期间，IMF更加活跃，虽然曾被高度质疑适得其反地将受创国雪上加霜推向更恶劣局面，但终究还是颇受期待。1998年10月下旬美国国会又同意给IMFl80亿美元资金，舆论声称巴西、菲律宾等国将直接受惠。不过，IMF的金援真能帮助受创国早日走出阴影吗？
追溯IMF的成立，据弗利曼再三强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监督在布列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建立的固定汇率制度之运作，但1971年8月15日固定汇率制度就瓦解了。照理，它在失去其目的就应功成身退，但反而愈长愈大，弗利曼甚至说少有如此的机构。为了延续，帮坐拥庞大资金的IMF找到新功能，此即为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经济顾问服务，但它提供顾客钱，却不向顾客收取费用，其做法曾被严厉批评为助纣为虐，因为协助腐败政府维系寿命。IMF所提供的建议不见得都好，毕竟其成员不多，也不可能轻易抓得住受援国的痛灶；即便能提供好的建议，顾客也未必肯照着做。无论如何，IMF却一向不缺顾客，且能为顾客带来资金，弗利曼认为它徒然鼓励一个接一个国家继续推行不智、且肯定总有一天无以为继的政策而已，弗利曼指出近期的俄罗斯就是显例，因为受援的结果是导致金融秩序更为动荡不安，反而不见有稳定迹象。
不少人举出1994-95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风暴来反驳IMF无用的说法，因为墨国就是得到IMF及其他国家约五百亿美元纾困方案方能脱困。但在弗利曼看来，墨西哥并未脱离灾难，真正脱离灾难的是拿美元贷款给墨西哥却收不到钱的外国机构。实情是，在接受纾困方案之后，墨西哥经历的内部衰退是既深且久，该灾难让一般的墨西哥人面临产品和劳务价格高涨，收入顿时严重缩水，直到今天，苦难仍未过去。
不但墨西哥的苦难未过去，弗利曼还指责墨西哥纾困方案诱使亚洲金融风暴在两年之后爆发，因为它鼓励个人和金融机构借钱，并且投资到东亚国家，而东亚国家的高利率和高投资报酬率就是吸引投资人的重大诱因，在汇率风险上，投资人确信若发生不测致汇率订住美元脱钩，IMF必定会帮助他们脱困。此种被称为“失德”的效果的确被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等人严厉指控，而其副总理安华的受难是否正凸显出IMF角色的暧昧呢？
借贷行为是商场的常态，但因IMF组织结构类似公营事业，不可能有“钱花在刀口上”的行为，这也难怪弗利曼会一直指责美国和其他IMF的会员国，是在纵容利用纳税人的钱补给私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过，IMF不太可能被裁撤，若其组织架构不改，是有可能持续扮演两面不讨好的散财童子角色，而其金援功能也必定时常遭受质疑！
八、扩大内需方案有效吗？
自1930年代以来各国每遇经济不景气，凯因斯创造有效需求的老招式就会被搬出来，近期的日本是典例，几年来历任短命首相都提出庞大数字的刺激、纾困方案，可是日本的经济仍然沈痾未除，甚且每下愈况。尽管如此，同样内涵的“扩大内需”措施仍然是各国当政者爱用的方式，台湾也不例外。1998年10月底立法院通过的扩大内需方案预算有助于台湾经济脱离不景气吗?
大家已耳熟能详，此次台湾经济不景气，可说是遭受池鱼之殃。在风暴国经济崩盘，市场随之萎缩下，透过连锁效果终而冲击到台湾经济，时间落差一年才反映到实质生产面，也就是经济成长率下跌，亦即比起去年同期的成长幅度减少，这是极其自然的现象，何必大惊小怪呢？为什么还需要利用人为力量扭曲生产资源的效率来维持一个“好看的”成长率呢？何况就是接受成长率下滑的事实，比起大多数的国家，台湾的表现好得太多了。那么，决策官员何需勉力推出“扩大内需”措施呢？
不可否认的，生产萎缩、经济活动趋缓，人民生活的确会受影响，而且外在环境金融面大波动也确实会引发国内投机性较浓市场的起伏，所反应的正是“信心”和预期心理。问题是：诸如政府扩大内需或是急就章推出的稳定股市和宽松货币等措施，究竟是安定人心抑或让人心更惶恐呢？表面上强调基本面良好，实际上却动作连连，不正是“心虚”或“没信心”的表示吗？在此示范效果下，原本还老神在在的民众也难保不被搅乱一池春水跟着慌乱起来。虽然我们政府没像港府那样在金融市场里与国际投机客大战，让股市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赌场，政府也成为大赌客之一的不堪，但推出的短期刺激方案，是否反会有陷入“停滞膨胀”泥沼之虞呢？
行政院经建会于1998年10月27日所发布的九月份台湾景气指标，景气灯号又闪出“黄蓝灯”，此种代表景气不佳的灯号已经持续六个月、且其综合判断分数在近三个月忽高忽低，呈现不稳定趋势，依九月份的18分系由八月份的22分跌落4分之多来看，应是续往衰退方向走。不过，主其事的经建会官员却判定国内景气将在1998年第四季筑底，1999年初即可望反弹逐步上升。
经建会官员的判断基础有六：一是九月份的领先指标分数上升，且是连续八个月下降后的首度回升；二是同时指标在七、八月连续下降后，九月份也上扬；三是九月份的外销订单继八月份上升之后又再续增；四是九月份的资本财进口仍有15%的成长，估计全年民间投资也会有18～20%的成长；五是行政院扩大内需方案已获立法院审查通过，即可全力推动；六是国际经济1999年将比1998年好，此由国际货币基金的预测（1999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将由1998年的2%升为2.5%），以及华顿计量经济预测协会的预测（由1998年的2.1%升至99年的2.5%）可以得知。
这六大讯息涵括了国内外因素，除了第六项因素会与时改变，以及另有其他机构却对1999年做更悲观预测因而较不确定之外，其他五项都对未来的台湾经济成长显示正面涵义。当然，第五项扩大内需是否可以如政府所愿顺利落实，尚在未定之天。因此，由前四项利多因素和经建会调查制造业厂商对未来三个月景气的反应，充满着乐观气息观之，确实不易否定经建会官员的研判。不过，如果再参酌更多讯息，恐怕情况就不会如此乐观了。
所谓的经济景气，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因而一定会有否极泰来、乐极生悲循环，所以目前的问题是：全球经济是否已经探底了？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以执全球经济牛耳的美国来说，其企业界对前景都深表忧心，不但认为全球经济会再恶化，而且认为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将迅速陷入衰退，至于亚洲则在公元二千年以前几乎不能复苏。著名的英国伦敦《经济学人》周刊，近期更对近几年来经济成长表现一直名列前茅的中国大陆，直言其成长率将大幅下跌至3~4%。其实由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日前紧急降息的动作，就可得知美国经济已经陷入麻烦当中，而现在才要恶化，怎可能在很短时期恢复？对于欧洲来说，失业率居高不下是近期多国政权转移的主因，换由左倾政府掌舵，令人怀疑其福利政策会悬崖勒马，而经济情况怎会有较乐观讯息？怪不得民间的研究机构台湾经济研究院，会转换其一向偏乐观的看法，认为1999年的世界经济不会比1998年好，因而也看低台湾1999年的经济成长。
相对于经建会引用的九月份资本财进口和全年民间投资会有15%以上的成长，我们却看到万有纸业、瑞联机构、东隆五金等大企业相继出现财务危机，甚至连中央票券公司也发生跳票，而九月份支票存款遽降，也表示经济活动大幅降温。虽然难免让人怀疑其中有阴谋，意即年底三合一选举在即，企业此时引爆财务危机逼迫政府伸援手纾困，以及银行大幅紧缩放款以防受拖累，以免演变成金融风暴，但民间企业是否会大幅增加投资，是值得怀疑的。由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银行界说出“明年春天会比今年冬天更冷”的话语，即可说明1999年的景况不太可能强过1998年。
对于行政院扩大内需方案预算经立法院通过，虽说舆论一致质疑其落实的可能性，但正如凯因斯创造有效需求药方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各国政府支出得以大幅提升而有助于经济复苏的吊诡情况一样，1999年十月份连续水患的天灾人祸，也极可能帮助扩大内需方案的落实，因为庞大的预算已经有正当而且实际的用途。纵然有人估计灾情会带坏经济，但不要忘记这些被破坏的生产早已算入所得帐，而重振家园的新建设正可因增值而计入经济成长行列呢！这正是所谓的“非常破坏、非常建设”的写照。不过，由此一端正可凸显一味追求经济成长率的荒谬，其不能正确衡量生活福祉也再明显不过了，我们还是早日走出经济成长的数字迷障吧！
不过，纵然仍以当前全球通用的经济成长指标来看，就目前的国际情势演变观察，实在难以相信经济景气会在短暂数个月就可回春，因为实质生产面的冲击才正开始呢！毕竟景气滑落固然不是短时间就来到，而景气若能复苏，也当然不是立即可以来到。就此课题，实际从事生产的业者应该比较清楚，他们的判断也比较可信，而关在办公室里用模型推演或凭主观推测者所提供的讯息，只可供作参考资讯而已。那么，航运钜子张荣发先生的预测就不可轻忽了，尤其他所从事的又是大宗国际运输，对全球市场的荣枯更是相对地了解。因此，其公元2002年国内经济才会复苏好转的判断，恐怕不是随便说说，而国人也不能随便听听而已。
值此时刻，由景气下滑所引发的失业、犯罪等所谓的社会问题的确是有必要备加重视。其次，业者在经营艰困时刻，发挥灵活调节活力是度小月的良方，而自由度大的回旋空间愈发需要，类似〈劳基法〉的束缚应该袪除才对。对一般民众来说，认清现实勒紧裤带，保守持家或许才是不景气时节应有的态度。至于政府，大可不必随某些业者呼求“优惠、刺激短期景气”起舞，而长期性的公平公正发展环境事务才应是正事。
九、结论
综合上文的分析，可知迄今并未有全球通货紧缩或全球经济大恐慌的情事，而金融风暴及股市崩盘所引发的投资过度、生产过剩、超额供给表象，实是不当的信用膨胀货币政策所致。究其根源，乃对货币功能的错用，以及国家货币主义过分发挥，除非“货币非国家化”或全球统一货币得以实现，否则金融风波仍无法避免此起彼落。
至于当前为防止风暴持续扩大，以及为使经济景气不致恶化所采取的降息、宽松通货、IMF金援、外汇管制、固定汇率，以及扩大内需等政策，恐怕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做法，若实施不当，或许反遭致“停滞膨胀”祸患。于今之计，既然无法统合货币，各国政府也不会放弃对货币的控制，或可在弗利曼的“固定法则”和采取狭义货币上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
最后，或许正如弗利曼所言：“眼前的危机并非市场失灵的结果。反之，这是政府干预或是政府试图取代市场的结果。无论是政府干预或是政府试图取代市场，从内部下手用的是透过贷款、补贴或是赋税，总之是种种绑手绑脚的措施。从外面来的则是透过IMF和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机构。我们不需要力量更大的政府机构花更多纳税人的钱，而政府其实可靠程度有限，甚至根本不可靠。我们需要的政府（不分国内或国际）是让路给市场走、让市场去运作的政府。”（见《工商时报》，1998年10月14日，三版）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政府不需要，也不是说政府不重要，而是希望政府做应该做的事（如当好裁判职务），不可去做不应该做的事（干预市场就是一端）。我们目前的“政府再造”工程，内涵应该就是如此，此次的风暴经验更加证实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既然对，就更应勉力为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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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