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虽曾大力维护毛泽东的权威，最终却被迫害致死。（网络图片）
上世纪50年代末，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提出了几点不同意见，结果引起毛“龙颜大怒”，毛措辞严厉地将此信批为反党“万言书”，毫不留情地对彭“新账老账一起算”，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一封并不足万言（大约四千余字）且不够尖锐的“万言书”，使彭德怀遭遇万劫不复的厄运，先被罢官流放，后被迫害致死。而当时位居中共二号人物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遗余力地对彭德怀的“万言书”进行批判，其调子之高、火力之大，丝毫不亚于一号人物毛泽东。尤其是他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不仅把彭的言行上纲上线为一种“破坏活动”，大有让其“永世不得翻身”之势，而且再次积极鼓吹和大力提倡毛的个人崇拜，把毛的个人权威和专制作风推向了一个新高潮，为后来毛随心所欲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刘少奇万万没有想到，从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仅仅时隔几年，毛的脸犹如庐山的风云说变就变，以一纸不足千言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他“打倒在地”，其下场比彭德怀更为悲惨。
对彭德怀的“万言书”进行愤怒声讨的刘少奇，竟然忘记过去自己也曾写过“万言书”的历史。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给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写了两封分别长达万言的信，主要内容是大量列举中共过去10年来白区工作中的种种错误，对中共10年来的政治路线提出诸多质疑，并对中央政治局和主要负责人表示强烈不满。著名历史学家高华在《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中分析指出：刘少奇的两封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其一，刘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这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其二，刘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特别集中抨击中共10年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中共10年的政治路线；其三，刘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10年历史，并且详细叙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明显意图。（参见高华着：《革命年代》155～15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
与彭德怀的“万言书”相比，刘少奇的“万言书”可谓名副其实，不仅在字数上大大超过，而且在“反党”问题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彭在“万言书”中，对“三面红旗”本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那么几点错误，而且根本没有把错误的原因直接归结到毛泽东身上。彭时隔多年还自我辩解说：我给毛主席写信的目的，“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引自《彭德怀自述》28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可毛抓住彭的“万言书”中使用了一个“有失有得”的词语大做文章，认为彭一反“有得有失”的常规用法，而把“失”放在“得”的前边，显然是“别有用心”。毛在会议上怒形于色地质问彭：“失、得之说，反映灵魂深处如何？”（引自李锐着：《庐山会议真面目》219页，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此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刘少奇在“万言书”中，对中共的政治路线没有肯定一点成绩，而是说得一团漆黑，认为“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声称中共10年来的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让人觉得似乎已到了病入膏肓和无可救药的地步。尤其是刘对中央政治局及其主要负责人的批评和责难，所提问题之尖锐、所用语气之强硬、所怀用意之“如何”，更是彭的“万言书”所不能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历史上海瑞骂嘉靖皇帝的《治安疏》方能与之不相上下。
刘少奇不仅在“万言书”上“公然反党”，而且在随后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竟然面对面地向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公开叫板”。刘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其精神实质与他的“万言书”如出一辙，都是“肆无忌惮”地痛批中央的错误，而且，刘借开会之机把批评公开化和白热化，大有为推翻中央最高领导制造舆论之势，套用文革中批刘的话说：“反党气焰十分嚣张”。刘少奇当年在延安的这一“历史壮举”，当然是彭德怀后来在庐山会议上难以做到的。彭的“万言书”一经被毛泽东御批为“反党政治意见书”，他哪还能像刘少奇那样胆大包天地与毛“公开叫板”？由此看来，论“反党”的能力和胆量，刘少奇也堪称“老资格”，而彭德怀不过是“后起之秀”。
更让彭德怀“自愧弗如”的是，刘少奇当年上“万言书”和作大报告“公然反党”，可他竟然“安然无恙”，不但没有被打成什么“分子”、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出人意料地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盟友，随后与毛联手一举瓦解了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的“教条主义宗派集团”，并由此“一举成名天下知”而位居中共第二号人物。
当然，刘少奇的“万言书”和大报告，当时并不是没有遭到非议。刘对党中央的“恶毒攻击”，在党内引起了“公愤”，有人给他扣上“反共产国际，反中共中央”的大帽子；有人讥讽他是陈独秀的“应声虫”；有人指责他中了张国焘的“流毒”；有人甚至当场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老右”……高华说：“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由于会议争论激烈，致使会议开不下去了而不得不临时“叫停”。张闻天当然不同意刘少奇在“万言书”和报告中对白区工作进行全盘否定的说法，与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他在会议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上所犯错误的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张的报告得到了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刘不得不“被迫退却”，便在会议结束时不大情愿地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参见《革命年代》157、158、1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