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秘密党员并助力中共之事，笔者在之前的几篇文章中，通过中共高官的回忆录和苏联解密档案等，业已加以印证。本篇再以宋美龄给时任中共最高书记的王明的一封书信内容，予以佐证。
这封信写于1937年1月26日，即西安军事叛变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和苏联斯大林对中共的命令下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顺利返回南京后。彼时宋美龄还在上海。
在信的开头，宋庆龄就直呼“王明同志”，紧接着的是“尊敬的同志”。“同志”者志同道合也，如果宋庆龄不是王明的同道中人，完全可以用“先生”称呼，但宋庆龄却两度称其为“同志”，说明宋本人与其信奉着同样的邪说。此外，宋在信中称毛泽东也为“同志”，原因相同。
宋庆龄为何要给身在莫斯科的王明写信呢？原来宋庆龄是想将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一些情况告知王明，因为“这些事情可能会危及我的工作，以及损害未来我可能参加的一些活动”。宋庆龄希望王明根据所发生的事情，给出进一步行动的建议。
无疑，宋庆龄请中共总书记给出行动建议，再一次说明二者间关系不简单，而且王明必然是知晓宋庆龄的真实身份的，因为从书信中的抬头以及行文的坦率，都在表明宋庆龄在王明面前不必隐瞒自己的身份。
那么，哪些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危及宋庆龄的工作呢？主要有两件事。
一件是中共将宋庆龄将5万美元款项转交给中共之事告诉了宋子文。宋子文知晓就意味着宋美龄、蒋介石等皆已知晓。
宋庆龄在信中说，“前段时间，我应毛泽东同志的来信（指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请求协助筹款，三个月前我就给他汇了一定的钱。这边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他就是我收到信并转钱的中间人（潘汉年）。”
但让宋庆龄困惑的是，如今刚从西安营救蒋介石回来的宋子文也知晓这桩极为秘密的事情。她写道“几周前，当宋子文从西安返回蒋介石时，他希望与我会面”。在会面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你，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你给他们寄去了五万美元，你还会否认你的同志出卖了你吗？’”（指共产国际应毛泽东要求通过宋庆龄送来的5万美元）
在信中，宋庆龄没有提到自己听到这番后的反应，但从宋庆龄专门将此事告知王明，说明她至少还是很生气的，生气自己的“同志”竟然将如此机密之事出卖给国民政府。而她生气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其并不希望过早暴露其为中共、为共产国际效力的事实，从而影响其继续以“国母”身份欺骗国民政府，欺骗民主人士。
另一件事是史沫特莱向外界泄露秘密之事。
史沫特莱是美国左派记者，1937年春天来到延安。25岁上下的她在延安访问的几个月时间里，就跟好色的老毛闹出了丑闻。当时风传很广的事是她跟老毛交往，头一回握手，第二回拥抱，第三回亲嘴……其大胆开放让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大为惊讶。当时延安很多人都知道，毛经常到史沫特莱的窑洞接受对他的采访。
因为史沫特莱觉得延安的生活太单调，就建议毛推广交谊舞。毛遂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跳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史沫特莱和年轻貌美的吴莉莉，是毛的另一个情人。
与毛有着“深厚”关系的史沫特莱后来写了多部记述中共革命、所谓“妇女解放”的书籍，为中共涂脂抹粉，其中一部名为《中国的土地》的书，单是德文版就印行了50万册。显然，在西方美化中共，误导西方人，史沫特莱算是其中一人。
在宋庆龄的信中，她提到在与宋子文交谈时，宋子文告诉她中共是不可信的。他说，蒋介石的获释是有一定的条件的，而且这些条件是严格保密的，蒋介石将在一段时间后履行。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共却在西安的广播电台披露了这些需要保密的内容，史沫特莱进行了英文报导。史沫特莱还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正在与蒋介石、宋子文等进行谈判。”
宋庆龄向王明强调宋子文所言，那就是“我们同意，所有这些事实都严格保密”。而对于中共在延安的“不保密”行为，宋庆龄似乎有些不满。
随即，宋庆龄又告知王明蒋介石对中共行为的反应：蒋介石对这种“共产党人违背承诺、缺乏诚意”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决定不再用承诺约束自己，也不满足任何条件。他称与“没有基本荣誉感等”的人合作是没有希望的。
蒋介石的愤怒让宋子文非常不安，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作为（西安协议）担保人的地位已经不可能继续了。
在这里说一说蒋介石的获释的条件是什么。根据前美国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着《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林添贵译）陈述，“周恩来从延安回报时，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蒋只是出言保证说会停止内战。他担心几天前似乎落入掌中的这位大敌，现在已不受控要大举迅速、残酷的报复。周恩来说，蒋‘可能不会食言’。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蒋自命为英雄人物，会言出必行，虽然周认为这种品格是虚荣心。毛泽东想起自己从前也是这样讽刺蒋的天真，毛认为，蒋就像阿Q一样，对自己的美德和真诚以及中国的传统充满幻想，中共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这一点天真。共产党表面上对委员长毕恭毕敬，但内心里却静待时机。”
陶涵认为，“蒋介石的确没有公开承诺任何条件，大可迅速调集大军包围延安。中共在陕北的三个红军兵力只有五万人左右；其中只有两万九千六百五十人有枪，而且他们没有空军。蒋氏统领大军两百零二万九千人，其中三十万人受德式训练，有八万人更是配备德制武器。此外，他拥有三百一十四架军机，六百多名战斗机飞行员。而且，斯诺说‘他安全脱险后全民拥护的声势极大，证实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远胜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一位领袖。’以民意而言，这是发动攻击的最佳时刻。”
“但是，蒋介石果如周恩来预见，他信守承诺、停止‘剿共’。甚且，还开始每月拨款二三十万元给中共部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为统一战线背书，重申必须反共到底。不少中央委员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共产党合作，才是恢复中国主权的道路。但是蒋介石执意要做，下令对西北红军根据地开放贸易，部分恢复邮电服务。”
蒋介石因为相信中共党员也是中国人，也会爱国，才拿出诚意对待中共。但中共此后的所为，证明蒋介石的判断是错误的，中共为了达到一己私利，可以不择手段。
针对宋子文谈及的中共背信弃义和出卖“同志”的所为，宋庆龄的第一反应是为“我们的同志”辩护，并说背叛一定是杨虎城干的。
宋庆龄虽然没有指责中共，但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史沫特莱的不满。她写道：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为共产党工作的，而只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作家和记者。
宋庆龄还告诉王明，史沫特莱在上海被视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她将《中国工人通讯》出版者、工会书记（指中华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饶漱石）、特科（中共中央上海局）人员等带入其所在的外国人公寓。在宋庆龄看来，这使得这间有着重要用途的外国人公寓受到了损害，“尽管她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却损害了我们的利益。”
宋庆龄最后表示对于“我们的同志”为何要将史沫特莱安排在西安工作，给大家带来不便和困难表示不理解，而她也曾向延安转达王明的远离史沫特莱的指示。
从宋庆龄给王明的信中的称呼和所提到的两件事看，其不仅是共党分子，还在政治等方面效力中共，是共产国际和中共的马前卒。
事实上，宋庆龄在国难当头、蒋介石率领国民政府竭力备战、抗战之际，在国共内战之时，干的基本都是助力中共之事。
比如，她帮助中共营救了若干中共要员，同时还向中共秘密传递国民党的情报。当年负责其与中共联络的中共党人李云（祝秀贞）回忆，中共上海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就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由中共派董健吾前往陕北，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比如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去了香港，在廖承志的支持下，组建了保卫中国同盟，募集了大量医药物资，源源不断的支援中共，支持中共推翻中华民国政府。
比如1941年，国民党军队围剿了中共叶挺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皖南事变”。宋庆龄罔顾中共军队不抗日、专打国军，从而引起这场祸事的事实，挺身而出通电谴责国民党。
2009年新华网报道，1946年5月，宋庆龄打着分发联合国救灾物资的旗号，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组织了700多艘船，满载军队医院所需的医疗器械，运送给苏北陈毅、粟裕新四军。
到1948年，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帮助共产党在全国的八个“解放区”建立了八个“国际和平医院”、42个分院，总计床位达11,800张，还有几十个巡回医疗队和几家颇具规模的制药厂。捐去的现款有20亿元之巨。
再如，1947年8月，蒋介石政府在军事战败的情况下，寻求与中共和谈以挽救危局，宋庆龄特有的地位使她成为国民政府争取斡旋和谈的最佳人选。宋美龄也到沪与宋庆龄相见，是希望她帮助国民党解决问题，但宋庆龄予以拒绝。
1949年10月1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当天在日记中写道：“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
而让蒋介石痛心疾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虽然一度受到中共的重用，但之后却只能沦为花瓶，并在郁郁中走完一生。或许她内心也深知，自己在国统区公开为共产国际、为中共效力，却可以平安无事，还是因为自己的姐妹宋美龄、宋霭龄和蒋介石念及亲情，才网开一面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