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周恩来（右一）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作者按：《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是我1999年3月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AS－－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第51届年会上的一个学术报告的中文简译本。那次会议在美国波士顿（Boston）举行，我论文的英文原题是A－Contradictory－Image－from－Diverse－Sources：The－Role－of－Zhou－Enl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为了使学术界同行能认真讨论这一历史课题，虚心听取意见，我还特地在论文的封面上打上了“Draft（草稿）”的字样。不料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竟然被中共安全机关认为是“攻击中央首长”，成为我在去年在北京8月被扣押的深藏原因之一。而我在内蒙古文革旧货地摊上购买的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中间有周的两篇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也被中共安全部门定为“机密情报”。且不说把文革中到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定为今天的“情报”有违中国小学生字典中对“情报”的定义；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亿人眼下的政治表现，又岂是今天的安全部门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关审讯人员为了把我的学术报告和美国的情报机关硬扯上关系，非要“穷追猛打”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是否受了CIA的资助，差一点把拥有数千名学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间谍组织”。把学术讨论无限上纲地政治化（如对吴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又把政治歧见别有用心地“间谍化”（如对杨尚昆窃取毛机密，对贺龙、罗瑞卿“二月兵变”的指控），实在是文革整人的惯用伎俩。可惜的是：中共的安全机关在这方面的进步实在不大。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讳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一眼洞见底蕴。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其实是某种“剪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着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易事。在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恩来传》（四卷本，下称《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记录片《周恩来》1，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