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精神浩劫。（公有领域）
诗人本名查良铮，一九一八年出生于天津。一九三四年将“查”字一拆为二，“木”、“穆”谐音，开始用“穆旦”作笔名。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诗文创作。当时强寇侵凌，平、津首当其冲，年青的诗人热心抗日救亡活动，写下了《哀国难》，“洒着一腔热血”大声疾呼：
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
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
眼看四十年的光辉一旦塌沉，
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一九三五年秋，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校迁往昆明，清华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这片被称为“振兴并发展中国新诗的新垦地上”，穆旦得到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燕卜逊等人的言传身教，深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全面现代化的诗风。
一九四二年春，西南边陲告急。中国远征军在昆明组建，二十四岁的爱国诗人走出学府，随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他亲历了缅甸战场与日军的战斗，随后又在大撤退中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野人山重峦迭嶂，原始森林瘴疠横行，官兵断粮断水，穆旦九死一生撤至印度。过了三年，诗人才根据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长诗是以《葬歌》终结的：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在这里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首椎心泣血的长诗，它不仅是对胡康河上的白骨深情的祭奠，也是纪念千千万万为抗日而牺牲的将士的史诗。但是，爱国从军并没有给劫后余生的诗人带来英雄的光环，后来在“新中国”倒反而成为他的“历史问题”。
一九五二年底，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后，诗人又怀着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操，一相情愿地偕夫人周与良博士兼程回国。次年五月，他们俩同时应聘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心报效祖国了。穆旦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义执言，在那“黄钟毁弃，瓦斧雷鸣”的年头，自然不能见容于那些为虎作伥的宵小。仅仅一年多之后，那被轻描淡写地称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漫长岁月就开始了。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诗人成为“肃反对象”，受到批斗审查，参加“远征军”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一九五七年春“整风运动”开始，穆旦接受回国后几年来“祸从口出”的教训，在“大鸣大放”中守口如瓶，总算逃过了言祸，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一顶“右派”的棘冠。
可天真的诗人哪懂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长诗《葬歌》，真诚地抒写“我们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与旧我决裂”，却受到“个人主义”的讥评。五月七日，穆旦在《人民日报》发表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反右”中受到批判，被迫写了检讨。这些只不过是他的厄运的序曲。一九五八年底，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凭空扣在了穆旦的头上，“机关管制三年”，而他的“反革命罪证”正是当年爱国从军，参加抗战！从此开始了二十年的贱民生涯，株连全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穆旦被多次抄家，被关进了“牛棚”，受尽折磨，亲友回避；妻子周与良也被诬陷为“有美国特务嫌疑”，关进生物系教学楼半年。
一九七七年中国传统新年前，穆旦因腿伤在天津入院手术。不料，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心脏病突发，二十六日凌晨病逝，这是多年来身心备受摧残的必然后果。诗人享年仅五十八岁，与忧患余生的诗圣杜甫同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