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的起源，有两种说法最为流行。一是权力斗争说，这一说认为，文革起源于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刘少奇的集团，已经危及到了毛泽东的统治，所以，才有这场文革。一是理想社会模式说（乌托邦模式），这一说认为，毛搞文革，是因为不满意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的官僚化，力图建构一个没有官僚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这两种流行说法，我都不认同。当年毛刘之间，刘真的威胁到毛的地位了吗？真的想取而代之了吗？显然没有这个可能，尽管报纸上毛刘并列，两人的实力对比，就像毛后来说的那样，只要他动一个小指头，就会把刘搞掉。虽然按毛后来跟斯诺的谈话，早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就动了拿掉刘的心思，如果是单纯拿掉刘的话，用不着如此大动干戈。而至于乌托邦模式，当年毛还是五四青年的时候，就尝试过工读互助团和菜园子，都失败了。而且，大跃进的大规模乌托邦运动，刚刚惨败，作为一个一直相当现实主义的中共领袖，怎么会在几年之后再行此道？所谓反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说法，到底是一种斗争整人的借口和旗号，还是真心认为党内就是存在这样的危险，或者说，两者的比例，前者要比后者高很多。其实，很难有定论。
在大饥荒之前，毛在国内，是救世主，是超越一切的神，全党全国人民，对他毕恭毕敬，无条件崇拜。在国际上，他要做国际共运的领袖，做斯大林那样的世界革命的领袖。正是为了跟赫鲁晓夫争这个领袖，才仓促发动了大跃进运动。1956年之前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所谓成功，给了他严重的错觉，觉得经济建设也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短时间内产生奇迹。而反右运动的结果，让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不是被封了口，就是噤若寒蝉，客观上强化了他的自负和自信。
然而，大跃进过后的严重饥荒，国民经济的大幅度下滑，不仅让国际共运领袖泡了汤，而且使这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变成了国际笑柄，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笑柄。更严重的是，在严重的饥馑，遍地饿殍面前，党内的质疑声纷起。七千人大会，原本是个征粮的会，却在反对声中，被迫开成了一个让党内官员出气的会。在这个出气的过程中，毛的神文英武，第一次遭到了怀疑，一向不肯下罪己诏的他，在会上不得不做了检讨。虽然，会上也有林彪这样的拍马屁的声音，但是这样的声音并非主流，连彭真这样昔日的爱将，都对毛提出了质疑。
显然，毛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他要反击。因此，饥荒的危机刚刚过去，文革的预演，就已经开始了。首先是重树他的权威，加强对他的个人崇拜。从学雷锋，编排大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到大讲阶级斗争，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再搞一次更大规模的延安整风。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就是小文革，目标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实就是在党内重新洗牌，重建人们对他的崇拜和无条件信任。做一个谙熟传统统治权术的大师，他知道，只有把人先整了，然后再解放出来，才能彻底降服这些人。期间，死掉的，就算没有经受起考验。按照以往运动的路径依赖，他还是想动员农民，所以，四清和社教运动，在农村开展。然而，此时的农民，先是被工业化运动抛弃了，继而遭遇大饥荒，已经完全丧失了对革命的兴趣和能力。所以，四清运动戛然而止，转到城里，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果然，文化大革命开展之后，党内对毛泽东的怀疑消失了，他在国内的神格升高了好几度，变成超神。在国际上，虽然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做不成了，但却成功地在世界非执政的共产党内，分裂出“马列派”，毛俨然成为各国共产党（马列）的领袖，进而升格为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前的两个他特别在意的符号，都非常明确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当然，文革之所以能发动起来，还有其他的条件。由于中共建政以来，已经形成了以运动方式开展政治运作的模式，从本质上讲，文革和此前的多次政治运动，没有本质区别。毛泽东可以很现成地采取这种形式，动员民众，操作文革这一场超大规模的运动。
同时，由于这样的运动接连不断，中国的政治文化，缺失了最起码的文明因素。只要进入运动程序，正常的伦理就会变成运动伦理，必定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朋友之间的互相告发，父子夫妻相凌，成为常态。而长期以来，阶级斗争式的教育，也加剧了人们对文明尺度的背离。人们潜意识里的恶，被最大限度的激发出来。这样的文化背景，成为文革得以爆发的重要条件。也使得文革的恶斗，成为可能。
最后，同样是由于历次政治运动，整人太多，形成了普遍的积怨，也造成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异，也为运动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人脉基础和社会氛围。城里人对运动的热情，远远高过农村人。在这里，各级官员的官僚主义，长期以来对民众的整治，当然也是能把运动发动起来的社会因素。但是，必须指出，这个因素，并非是关键的。事实上，在运动初期，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大批保皇的民众和保皇的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