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6社论各方面反映都不好。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包围我，影响我，要我坚持4.26社论。开始我没有讲话。李鹏到我家谈这事。我说要让学生复课，有问题可以对话。我看了公安部4.27游行的录相。费孝通等四个民主党派领导人找我。费孝通态度很明朗，说要想法挽回。我找北大和北师大的两位校长，两人的态度不一样，但反映的情况是一样的。耀邦的事基本平息了，4.26社论把学生激怒了。4.26社论发出后，学生冲出校门要上街。学校领导和党团组织出来阻止。因为4.26社论态度很强硬，学校怕学生上街后真会发生流血事件。但4.27游行什么也没有发生，学生胜利了。这时学校的领导和党团组织感到灰溜溜的，感到以后的学生工作更不好做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很不好办。有小平讲话，又发了社论，学生怕秋后算帐，要求收回社论。而李鹏、北京市委坚持4.26社论不能退，还拿邓作牌子，说4.26是邓的话。事实上，是他们定性在前，邓讲话在后。我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骚乱、动荡、风波，都是讲规模，没有讲性质。小平讲动乱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动乱。动乱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问题就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定性上，在5月17日常委发生争论时我是这么说的。
当时常委大多数人认为可以采取逐步缓和、逐步淡化的方法，不再说4.26社论了。5月4日，我接见亚银时，就根据这个精神发表了讲话。提出通过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问题，提出学生和政府要冷静、克制……八个字。这个讲话反映很好。北京7所大学复课了（当时报纸有报道）。这又是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第一次机会是耀邦追悼会完毕）。但这时学生还不放心，认为我讲的是空话，没有落到实处。这时如果继续对话，加紧做工作，形势就会好转。
但是，不知有什么背景，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说："邓小平的讲话和4.26社论的精神是一致的。他的有些讲话是他个人意见。"他实际否定了我的亚银讲话。我想这一定是有背景的，他不可能发表这么大胆的讲话。何东昌的讲话正符合大学党政干部的口味。因为4.27游行后，学校党委灰溜溜的，他们也希望死守4.26社论这条线。何东昌讲话传达下去后，人们普遍认为，我的讲话不代表中央。
这时，学生要求对4.26社论有说法，而另一些人坚持4.26社论不能退。他们还收集一些有剌激性的材料往邓那里送，发表一些剌激学生情绪的话，两面挑。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和学生没有联系。两面都不买我的帐。学生想要4.26社论的结果，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而这边邓的决心也越来越大。
李鹏对我说："你主张不激化矛盾的缓和办法没有效果嘛！"和学生对话，对一次和学生闹一次。他坚持只和学生会对话，不和闹事的学生对话。我说，和学生会对话等于和自已对话，没有用。现在另一方是闹事的学生，要和他们对话。
戈尔巴乔夫访华，学生占领了广场，连举行欢迎仪式的地方也没有，大丢面子。也给李鹏他们以口实。我在和工人对话时劝告学生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学生没听懂我的话。我这话的意思是，你们闹得越激烈，有人越高兴。学生闹得越来越厉害，李鹏和北京市委对小平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就是到了这个地步，也不一定要非动武不可。
戈尔巴乔夫走了以后，我想，事情拖得这么久了，学生也疲了。广场上的学生已经不多了，北京的学生都回去了，留在广场的多是外地学生。如果我们在4.26社论上退一点，事情有可能好转。4.26社论不退，学生怕秋后自算帐，就很难安定。
学生中也有激进分子。在快冷下去的时侯，他们搞起了绝食。
我认为，军管必然导至动武。从4.26社论导至4.27大游行说明，现在用上纲上线想把群众压下去是不灵了；用权威人士出来压也不灵了。既然这两个都不灵了，又不退让，搞军管，势必发生冲突。一冲突就要流血。当时我还担心，学生流血会不会造成工人大罢工？当时我没有想到用几十万大军人吓住。这只有小平才有这么大的气魄。但这对共产党的形象影响太大了。当时学生不相信解放军会向他们开枪。这说明我们在群众中有信誉。1976年"四五"也只是用棍子，用工人纠察队。北洋军阀也只打死十几个人。一二九运动蒋介石也没敢开枪。我党历来没有这个历史。所以，学生不相信解放军会向他们开枪。
开枪是把事态压下去了。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失太大了。这样的搞法只有邓才下得了决心。几十万军队，调动了好几个军区的力量。我在解放前也闹过学潮。组织学潮搞无限期罢课最不得人心，是得不到支持的。学生还是要念书的。"五四"前学生已经闹够了。他们不会无限期罢课。政府退一步，给学生个台阶，就可能平息。用不着动武。
怎么退？在5月17日晚的常委会上。我说后退我承担责任。小平只要讲这么一句话："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没有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当时学生游行的口号中有拥护改革开放，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尽管他们有些口号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小平可以接过来，用来缓和矛盾。只要小平讲了这么一句话，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直到最后我还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案。军管就要流血。确定戒严后我给邓写了一封信：我担心出现更严重的后果（我是指工人罢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