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方在"专家院"及中国政坛有一席之地的必要性：由专制到民主的政治过渡和民主中国建设的"定海神针"
以上关于"专家院"的设计，赋予了其颇为巨大的权力，尤其是在与其他权力机构冲突时，"专家院"拥有最终决定权。这样的权力显然不是靠"专家院"掌握真理就可以令各方听从的。"行文事者，必以武事备之"，即便是科学合理、符合法律和程序的决策，想要各方尤其利益攸关方听从，也必须有强大的暴力机器为后盾。
因此，我设计中的"专家院"特意包括军方人员。在"专家院"的400人中，应有50人来自军方。这些军人在"专家院"，当然并不只是为了处理与军事领域有关的专业问题，更是为了让看起来文弱的"专家院"变得真正强大和具权威。
民主中国当然要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军队中立化"，让中国军队（名称由"解放军"改为"国防军"）摆脱现在"党指挥枪"及对领袖和军方强人个人忠诚的状态。但是即便国家实现了民主化，军队也不可能完全超脱现实，它必然受到来自各方的影响。无论是总统、议会、大法官这"三权"，还是各地域、民族、宗教等势力，乃至军方内部的强人，都会试图影响、操纵、控制军队。而人数超过百万的中国军队/军人集团（以及人数更多的退役军人和军人家属），其自身也不会甘于对政治完全置身事外，而是想有所作为和得到各种利益，拥有更多作为军人的尊严与价值。没有了"党指挥枪"的中共对军队的严密控制，又未能建立和完善新的制衡安抚军方的体制机制，军人很难自觉抑制干政乃至政变当权的冲动。这在民主中国刚刚建立、民主政治尚不成熟时更是容易发生。
如果某些势力成功渗透和影响了军方，乃至对军队有了绝对控制力，那中国的民主将大打折扣甚至有名无实。或者，军方依靠枪杆子压制了文官集团，军人直接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会出现类似于1960-1980年代的韩国和拉美、现在的缅甸那样的军政府统治中国，或者像巴基斯坦那样政权长期被军人集团深度介入把持，对中国同样是巨大灾难。如果不是一股势力垄断军权，而是多种势力均有渗透，那样也并不是相互制衡而是导致军队山头林立、各自代表一方，政治冲突就可能暴力化，中国甚至可能出现内战。满清灭亡、民国肇始的政治过渡期，中国的军阀趁机割据、相互混战，就是明确的前车之鉴。而1917年后的俄国，沙皇退位、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后，发生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惨烈内战，以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用武力解散民选的"立宪会议"、建立一党专政，导致俄国背离和平走向战争、失去民主转为专制的历史前例，也是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中需要避免的。追求自由民主，不等于放任国人为所欲为，相反恰恰需要民主派掌握暴力以维护秩序和树立权威，否则恶人和野心家就会趁虚而入。
还有，在中国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军方的态度对于中国是否能走向民主化、是否能和平过渡，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如果不能许诺军方在民主化后拥有崇高地位和话语权，那军方会更倾向于站在中共一边阻止民主化。相反，如果将道德正义感召和现实利益引导相结合，成功拉拢军方站在民主和人民一边，就会加速民主的来临，并让中国民主化的过渡期相对安定和平。
而实现民主化之后，民主中国也需要军人的存在和作为，军人既要对外保卫主权和国家利益，也要对内捍卫民主体制不被颠覆和维护社会安定、保障文人政府和议会正常运行和施政。如果没有强大和忠诚勇敢的军队对内对外捍卫民主和人权，民主中国就会像历史上文治灿烂但武力孱弱（甚至特意"崇文抑武"）的宋王朝、光明进步但内外交困的民国那样，被残暴的外敌和棘手的内患合力摧毁，让中国陷入黑暗。民主萌芽的古希腊雅典城邦被野蛮尚武的斯巴达城邦征服、兴盛一时的古罗马亡于诸"蛮族"之手、曾经包容开放进取的伊斯兰文明在基督教十字军和蒙古人夹击下走向沉沦封闭，都反映了没有足够武力保障的文明的脆弱与悲剧。
因为武力弱小文明被毁的例子很多，而另一面，军人作为改革进取"定海神针"的成功例子同样不乏前例。如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的土耳其国民军，对外击败英国和希腊的入侵、保卫了土耳其主体领土的存在，对内推翻了腐朽的奥斯曼苏丹王权教权统治，压制宗教保守势力，大力推动世俗科教和发展现代工业，将落后衰败的奥斯曼帝国改造为现代化的土耳其共和国（相反，同时期同样试图实现现代化世俗化的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汗的改革，就是因为缺乏军队支持，结果其被宗教保守势力推翻，本人流亡海外，改革也告夭折，阿富汗也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局面，成为塔利班崛起和得势的远因）；如二战后的日本，在麦克阿瑟及其继任者领导的驻日美军管制、监督、保护下，由野蛮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形态，转变为民主自由的新日本，经济也得以高速发展，民权保障和民生幸福程度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艳羡（相反，曾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在美军撤出、脱离美国管辖、拥有了独立自主后，却变成强人割据、暴力频繁、经济萎靡、腐败横行的落后国家）。而且，土耳其和日本的改革、转型、发展中，都没有发生大规模致人死亡的暴力冲突，更没有内战，即便转型剧烈也保持高度和平、社会秩序井然，这当然和军队力量为转型与改革做后盾密不可分。
西方各民主发达国家的成功之路，其"文治"也都是在"武功"的护卫和拓展下实现的。"毕相拿翁尽野蛮"，英法德美诸国的经济发展、政治文明，也都建立在政权存在乃至扩张的基础上的。假如英法军力不敌俄国和奥斯曼，美国工商业主导的北方军队完全败给南方奴隶主阶层，那欧美的民主、法治、思想解放、科技进步，也都会随风飘逝或起码大打折扣。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英法击败德意日，根本上仍然是国力尤其军力的胜利，而非凭借民主自由就可战胜暴政。
没有文明只有暴力，是邪恶和具危害性的；只有文明而武力不足，则是脆弱易毁的。文武兼备的国家和民族才能生存发展、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面对这些前车之鉴和历史经验，民主中国显然应在发展巩固武力，保障政权和国家民族的生存前提下，才谈得上民主法治和经济繁荣；只有军人支持和保卫民主和进步，各种转型和改革措施才能得以推行，国家和民族才能涅槃重生。民主中国当然不要侵略扩张，但起码应该能够自保生存。
当然，内政外交最好都要以理服人，但在现实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矛盾冲突剧烈，骄横不法的权贵精英、精于算计的中间阶级、野蛮无赖的愚民暴民，都不是只用是非道理就可以说服的，推动触及各方利益的改革更会引发抵制（"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外敌更难用法律和道德约束。何况，经历专制暴政荼毒后的中国人，无论仍具优越感骄横心和试图死守既得利益的旧权贵精英，还是复仇和补偿前失心态强烈的平民大众，普遍心理扭曲乃至变态、畏威不怀德、既麻木又暴戾，必然会为私利和个人恩怨破坏民主进程和国家大局。
而且，在中共愚民教育的驯化下，国人没有同情心同理心，对权利和群己权界问题认知错乱，往往只要权利不愿意承担义务，强烈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不在乎他人和公共利益，甚至习惯于损人利己。例如中国各地经常发生反对建设发电站、垃圾场、临终关怀中心的"邻避"行为（甚至移民到国外还保持这一习惯，加拿大和澳洲的邻避性质的抗议、杯葛行为，皆是华人尤其华人新移民主导）。而男性反对女权、京沪居民反对外来者享有同等权利、国企工人鄙视农民、正式工歧视临时工并反对同工同酬，都是例子。这样的国民不可能自觉自愿的顾全大局和尊重他者，不可能有序参与政治、合理争取权利。
中共政权依靠高压维稳体制，将社会矛盾尖锐的中国维持在表面相对和平的状态。但这种压制越严重，未来反弹也就会越强烈。中共政权崩溃时，各种被压抑的势力都会涌出，平民大众将由顺民瞬间成为暴民（尤其贫困和痛苦的底层必然出现各种"悍不畏死"之人），权贵精英和各利益集团亦有"死士"，必然不乏许多亡命之徒制造血腥事件（包括在公共场合恐怖袭击和随机杀人、暗杀政要、报复以前当权的仇人、基于宗教和民族的仇杀），以谋取利益或发泄愤怒。即便有些激烈行为情有可原，但很容易破坏正常的转型进程，不利于民主大业，也会导致许多无辜者连带受害。而且一旦暴力泛滥，就会导致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间仇恨越来越大，最终陷入残酷的暴力循环（可参考中东和印度等地的情形）。（即便没有以上前提，人性本身也有残忍嗜血一面，无秩序的转型必然导致暴乱），全国局势必然失控，人民也会遭遇大难。没有和平，经济发展和人权保障都必然不能实现，相反会导致经济崩溃和大量人道主义灾难，国家不兴反衰。（俄国从19世纪中期至今几次在专制高压和无序暴力中反复，人民时则为顺民、时则为暴民的状态，就是典型的前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