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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集团在民主中国的定位和作用:由专制到民主的政治过渡和民主中国建设的“定海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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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即便民主转型相对成功,人们也未必就能拥护民主,反而可能因种种原因对通过民主政治达成诉求丧失耐心,重新拥抱威权。例如"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埃及,本来已经推翻了穆巴拉克独裁政权,实现了民主化,并通过普选选出了伊斯兰民主主义立场的总统和国会成员,选举也公正透明,没有舞弊。但在选举中失利的政治势力却不满这种选举结果,继续进行街头抗争乃至暴力行动,以及耍弄政治权谋,国家动荡不安。最终,埃及军方出手干预、发动政变,在部分民意背书下推翻了民选政府,总统穆尔西和执政集团国会议员皆被逮捕、大批相关人士被杀害和判刑,埃及重新回到军人独裁的状态(虽比穆巴拉克时期略民主和自由一些)。再后来,民选总统穆尔西因多种疾病交加死于狱中,而前独裁者穆巴拉克却重获自由安享晚年,埃及革命的成果几乎付之东流。军方虽然是政变的决定性力量,但如果没有民众对民主政权的攻击、反对派做出各种超出民主法治范畴的政治破坏行动,军方就不可能重新得势。而另一个在"阿拉伯之春"中民主转型相对更加成功的国家突尼斯,即便一度实现了民主与和平,各政治势力也达成了妥协和实现权力共享,民权民生都有巨大进步。但数年后,民众却选举出了一位威权主义色彩强烈的领导人(凯斯·赛义德),还在最近的修宪公投中赋予总统更大权力、削弱议会权力,让政权的民主成分削弱而威权成分加强。而已经实现民主化和去军政府统治近三十年的巴西,也选出了为军政府暴行辩护、公然鼓吹独裁、打压女权和原住民权利、削减乃至废除各种社会福利保障及其他各种丑恶言行的总统(博尔索纳罗)。今年5月的菲律宾大选,前独裁者马科斯之子小马科斯以58.77%得票率当选总统。而他在当选前后皆否认其父为独裁者、拒绝为其父亲的罪行道歉,还称赞其父的"政绩"。而即便如此,他仍然以很大优势击败其他多位候选人当选总统。而根据其立场和表现,虽然不至于像其父那样成为独裁者,但起码又是一个威权主义和敌视自由和人权的总统。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非常复杂,而简单来说就是民众政治素养不高、对通过民主程序达成诉求缺乏耐心、不能体谅和尊重其他群体个人利益、拒绝"利益均沾"而倾向于"胜者全得"、各种诉求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对民主政治不珍惜。以上四例国家的民主化除菲律宾外,另三者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已相当成功,不仅政治民主、法治进步,即便经济上也不差于此前专制时期。但是人民却在拥有民主权利和自由后,不珍惜且滥用。在专制威权的暴力与管控下,人民往往噤若寒蝉,即便被各种压榨羞辱都唾面自干,政府给一些恩惠就感恩戴德。但到了民主化已实现、人民获得权利与自由、物质供给也已提高且分配更公平(起码比专制时代公平)后,人们却利用得到的民主和自由试图得到更多利益(包括合理的、不合理的;能实现的,不切实际的),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而且往往一方面非常强调自身的利益,却又反对其他群体和个人的诉求。尤其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更是会双重标准、损人利己,如精英追求自由但反对劳工权利(例如中国)、男性捍卫人权但反对女权(例如巴西)、主体民族和宗教信仰者反对专制但对少数族裔和LGBT群体施以压制(如匈牙利)、城市中产要民主但抵触人多势众选票多的农民(例如泰国)。

如果政府如果无法满足这些人的欲望与诉求,以及他们觉得政府对各群体中有"偏袒",就会试图"掀桌",轻则以民主法治程序滋扰打击执政者,重则通过暴力在内各种手段破坏秩序。而民主政权又不能也不便像专制政权那样肆意镇压和管制舆论(如果是有限镇压和管制,反而激起人们逆反心理,并利用政府"手软"和社会空隙反抗。而无底线的镇压和完全的管制,只有专制政府做得到),于是人民肆无忌惮破坏秩序,政治愈发动荡,转型和建设也就停滞不前,然后人民更加不满,以此恶性循环。经过各种折腾后,人民越发对民主政府失去信心,民主政府执政者也对人民失望,国家治理糟糕,社会秩序混乱。于是各种强人和暴力机构介入,专制时代的旧势力往往也会卷土重来,国家重新变成专制或威权。这时候的人民大多数"折腾够了",想再"折腾"的又会被上台的强人和军方镇压(他们可没文官主导的民主政权那样宽容),反而不再像拥有充分民主自由情况下那样勇于反对、反抗了,秩序也稳定了。或者更甚的,大多数或起码一半选民直接通过民主程序,选出威权领袖或独裁者,如在菲律宾、匈牙利等国发生的那样。人民得到自由民主后,反而通过自由破坏了民主,用民主扼杀了自由,理性上看是非常讽刺和吊诡,但现实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

还有,即便人民并不激烈的反对民主政权,但是在民主政权面临强权颠覆和暴力攻击时,往往选择袖手旁观而非积极捍卫,这就导致民主政权很容易被颠覆。前述的埃及即是一例。当军方出手解散民选的政府和国会时,除了执政集团的核心支持者,大多数民众并不积极反对军人政变,而是漠然视之甚至幸灾乐祸。民主是来之不易的,但是人民却并不珍惜。即便人民争取到了民主,也并不能始终积极的捍卫民主(尤其民主政权无法完全满足自身诉求情况下)。

当然,人民的一些行为是应该得到"同情之理解"的。人民在专制时代常年被暴力压迫和剥削,不能自由发声,还缺乏公民素养和参与民主政治的训练。民主化之后,受尽苦难的人民就有强烈的"补偿心理",想要尽可能弥补专制时期的损失。例如专制下无钱上学和治病、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养不起老的人,都等待民选政府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但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化后的政府显然也不可能一下子让人民都"幼有所教、住有所居、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而人民就因此对民主失望,处在痛苦中的人民就会反对政府、破坏民主法治秩序以发泄其不满(难道能指望在病床上挣扎的病患、无钱缴费而焦头烂额的家属冷静的体谅政府、理性的投票而不被胡乱许诺福利的民粹人物蛊惑?哪怕政府并没能力帮他解除病痛、完全免费医疗,而民粹分子和野心家更不可能(但他们可以开空头支票、慷他人之慨、竭泽而渔、寅吃卯粮。这暂时可以满足部分人需求,但是必导致更多祸乱))。即便民主政权给了一定福利保障,他们其实仍然不会满足,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以前受到亏欠而有补偿心理的民众更是如此。

民主下舆论管控的放松乃至消失,曾经在专制时期并没有过批判性思维训练的人,不知言论自由边界和节制而肆意发言,各种极端和暴力言论都会出现,从不敢批评变得无论是非对错都批评谩骂。以前专制时任何不满都难以发出,而有了权利自由,终于"翻身""扬眉吐气",一点不顺心就对执政者投反对票或各种示威游行乃至制造暴力。这些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人民的问题,而是前面的专制者的暴力与高压、愚民与虐民导致的(虽然也和人性的欺软怕硬、得寸进尺、贪得无厌、非理性的本性有关)。而且,各国人民对民主化后民主政权的不满和反抗,几乎全都有专制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各种旧势力的挑唆和鼓动,人民是被利用的。但客观上,人民这些行为破坏了来之不易的民主,最终也会伤害自身。中国民主化之后,此类事情也完全可能发生(其实以前就已经发生过,民国部分时期(1927-1937、1945-1949)民权民生都尚可(相较满清、北洋、日占、中共),但大多数人民还是激烈反对国府、各种暴力和非暴力反抗接连不断,还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支持共产党)。)

不仅普罗大众会破坏民主,各色政治势力、各路政客,也会为一己之私不惜影响国家发展大局,通过各种合法和灰色手段阻碍政府运作和政策出台执行。例如北洋政府时期,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即利用拥有国会多数席位的优势,通过各种程序阻碍总统袁世凯的施政,有些出于公心,有些则出于私利。而韩国的张勉政府时期,同样陷于政客们的明争暗斗,政府效率低下,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迟迟没有进展,也给了朴正熙等军人政变的可乘之机。权力制衡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总是议而不决、延宕拖沓,那对国计民生必然害多于利。

所以,民主中国对这些几乎必然要发生(如果没有采取合适预案)的糟糕情况,只能提前将军方力量拉入民主阵营(更要尽可能拉入民主阵营中的进步阵营)并予以适当安排,以军队作为政权后盾,约束各种政治势力通过和平方式参与转型,翦灭制造恐怖行径的群体和个人,并"杀鸡儆猴",先杀机凛冽的镇暴、后春风拂面的安抚,分定各方地位和话语权,才能保证国家体制的运转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公平处置各种纷争、合理分配利益。当然,军方力量不能轻易使用,更多是"定海神针"的威慑和预备,而不是动辄以武迫人。即便不得已需要使用暴力,也必须先礼后兵、穷尽一切非暴力手段无效后再动用军方力量。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Matters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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