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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涌!中国或爆发大规模最有效抗争运动

—中国非暴力抵抗运动在高科技极权统治下应运而生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亨特学院客座教授滕彪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的经济非常糟糕,有很多地方发不出工资,中国各地工人、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天天都在爆出,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程度。体制和官方勾结,恶意欠薪,导致工人无法生存,不得不出来抗争。即使在中共使用天网、人脸识别、手机定位实时监控等高科技极权统治的当下,仍不能阻挡人们进行各种抗争。这就是中国民间的非暴力抗争的真实情况。”

1月20日《中国民主季刊》主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院院长王天成(右二)在研讨会上发言(美国之音/周星晨)

旧金山—

1月22日,广西桂林第三建筑公司拖欠上百名员工工资,工人们在公司楼外悬挂横幅维权,讨要工资;同一天,山东济南历下区有农民工在CBD商业区门前拉横幅讨要工资,横幅书写着“中铁建工、言而无信、欠钱不还”。在2024年刚开始几个星期的时候,这样的讨薪事件就在中国各地不断涌现。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亨特学院客座教授滕彪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的经济非常糟糕,有很多地方发不出工资,中国各地工人、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天天都在爆出,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程度。体制和官方勾结,恶意欠薪,导致工人无法生存,不得不出来抗争。即使在中共使用天网、人脸识别、手机定位实时监控等高科技极权统治的当下,仍不能阻挡人们进行各种抗争。这就是中国民间的非暴力抗争的真实情况。”

滕彪指出,2024年新年伊始,农民工讨薪和以及最近中国上亿股民遭遇了重大经济损失,引发了普遍不满,这些领域的抗议事件出现此起彼伏的态势,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运动。

“我们这几天在华盛顿特区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举行‘公民抵抗、高科技极权与中国的未来研讨会’就是在探讨,当下如何为中国的非暴力抗争者提供支持和帮助,”滕彪说。

中共高科技极权暴政下的抵抗形式呈现出随机和多元的特点

1月19日至21日,“公民抵抗、高科技极权与中国的未来”研讨会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举行,同时还举办了“中国行动征文”颁奖会。全美各地六十多名中国民主人权人士和研究非暴力抗争的学者聚集到华盛顿特区,探讨公民抵抗在民主过渡中的角色,高科技极权主义对中国公民运动的挑战,以及北京政权的韧性和弱点等问题。会议期间关心中国民主问题的多位国际学者发表了演讲。

白纸运动的参与者黄意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三年的清零和封控给所有的中国人制造了一个相同的情境,无论富有的还是贫穷的,内地的边疆的、城市的农村的,老年人年轻人,男的女的,大家都处在清零的暴政下边,它产生了一个合力。”

“怎么样去形成这一种反抗的合力呢?就是要看到对方的处境、有互相的理解以后你才会有行动。这当中媒体的作用很重要,”。黄意诚举例说:“白纸运动的时候,人们在抖音、快手这些短视频平台上都是可以看到抗议现场直播的,这两个平台审查的效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另外,墙外的媒体也在传播。未来就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可以去吸取的一些经验。”

参会者秋婧是一位在白纸运动后开始做社群的活动组织者,她所在的社群“热风”在纽约华裔青年中很受欢迎。她在会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白纸运动和在中国革命史里流传深远的英雄主义叙事相反,采取去中心化的形式,让当权者很难提前防备,”秋婧说:“这种没有预定时间地点的随机性抗议,配合上各种社群的组织和反应能力,让白纸运动能够成功发展成全国性的、在国际上知名的重要事件。白纸运动也给中国青年提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运动坐标。让成长于各式审查中的年轻一代见证了一些真实的声音,也展现了在现代高科技极权下,中国社会运动一种新的可能。”

中国人权律师刘士辉告诉美国之音,人权律师团体属于中国非暴力抗争中重要的一环。

“十几年来,人权律师在中国代理了数以百计的良心犯、信仰群体和草根阶层等的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复议和信息公开等类案件,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为人权与法治奋战法庭内外,奔走呼号,”他说。“当然他们也因此受到了中共当局非常残酷的打压和迫害。比如王全璋李文足一家,他们被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控,手机监控、网络监控、家门口被安摄像头、出门时经常有好几个人贴身监控等。不过人权律师们也总结了一些反跟踪的手段,比如安装安全软件进行联系等。”

刘士辉律师认为白纸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突发性和不可控性”。

“三年的变态管控,象牢狱一样,民怨极大,年轻人首先受不了,乌鲁木齐大火的发生,让人们感觉的,这不仅仅是对他人,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威胁,”刘士辉说。“年轻人经常上网,能够很快地形成联络、上街。当局没想到瞬间白纸运动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形成规模,风起云涌,中共还来不及调兵遣将就发生了,快得来不及镇压。国保有一次无意中透露,2010年在广州突然爆发的‘撑粤语’行动,几千人突然上街,完全出乎意料,完全在官方的警觉之外。这意味着,青年一代抗争者去中心化的新型抗争方式有可能成为高科技极权主义下最重要的非暴力抵抗方式之一。”

人权律师滕彪认为,更有效的抗争策略在吉恩·夏普的著作中有很多总结。

“非中心化的抗议原则很重要,即使一些重要人物被抓,运动仍然能够持续下去。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疫情中,官方使用二维码严密监控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多城市、联动的政治性抗议也是有可能的。不要放弃希望,关键在于规模,当民众的愤怒、情绪、对受苦受难者的共情就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抗议,”他说。

非暴力抗争是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唯一路径

中国问题理论家胡平认为,非暴力抗争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唯一路径。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发表演讲说:“在最近120年目标最大化的反抗运动中,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51%,暴力运动只有约26%取得了成功。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率是暴力的两倍。”他接着表示:“而这些年我跟很多人交谈过,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中国。我们需要丰富关于非暴力抗争的知识、提升这方面的认识,才有可能更有效地在中国开展非暴力行动。”

非政府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理事罗胜春女士在会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她表示:“公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新公民运动的核心,包括自下而上地消极抵制专制和积极维护自由和基本权利。虽然新公民运动从2013年开始至今由于中国政府对新公民运动的领导人许志永和丁家喜的两次羁押和强加罪名进行囚禁而受到了重创,但非暴力不合作的概念,做公民不做奴民的理念已通过公民聚会、教育平权、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等活动在中国多个地区得到了深入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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