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伟和男朋友向景云在南校门旁的亭子里野餐
1944年是吴宓最逍遥的一个年度。
过完生日，他获得了教育部批准的一年带薪假。9月23日，他离开昆明，来到当时南迁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
燕大的一切都让吴宓惊喜，出身清华的吴宓这样感慨：“联大多学者，多名师，华西坝与燕京多美而时髦之女生……”
他发现，除了有美女，燕大待遇也很优厚。燕大女生每月会发一笔交际费，这笔钱必须用于郊游野餐（picnic），且必须约本校男同学共同郊游，或一对或多人，否则不予发放。
天哪！这是什么样的神仙学校！
扬之水先生写有一篇《听王夫人讲故事》，王夫人是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她曾经这样回忆燕京大学的生活：
那时候女生宿舍是一院二院三院四院，宿舍有舍监，有工友，每天早晨起来被子都不用叠。放学回来，房间已经由工友打扫得窗明几净。从图书馆借了书，看完书，夹好阅览证，码放在桌子上，自有工友代为送还。自行车也由工友打气、保养，看见哪儿坏了，自己就推着送去修理了。在食堂吃饭，把碗一伸，“大师傅半碗”，“大师傅一碗”，自然有人盛来，吃了几年食堂，都不知道在哪儿盛饭。
这燕京大学简直要把女孩宠坏。刘德伟刚入学时，被教务长梅贻宝（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弟弟）请到家中吃饭。梅夫人倪逢吉也是燕大教授，她对刘德伟讲，自由恋爱就是让青年男女结婚前有机会共同交往，彼此认识为人的态度，了解对方个性，这样才会使婚姻建立在志趣相投，相互对品德的尊敬上，而不是建筑在美貌、金钱、家庭的社会地位上，才能婚姻永久，幸福绵长。
基于这样的认识，燕京大学为男女同学的交往提供了很多便利。英文系主任斯毕耳女士在家过圣诞联欢会，每个客人发一张交谊舞舞伴的预约条，每张上有60次跳舞的机会。刘德伟的60次一下子就填满了舞伴的名字。斯毕耳是位四十多岁的单身女士，站在一边拍着手说：“交朋友结舞伴要多多的，谈恋爱只一个。”
刘德伟说，燕大读书期间，男女同学出去玩耍野餐，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清华的男生，不会去与一个女生约会，除非他对她很感兴趣，在追求她。燕京的男生，却是常常约女生一块儿玩，出去爬山游泳，并不一定是在求爱。刘德伟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拍摄了许多野餐照片，其中一张是头戴大草帽的，非常浪漫。
李大兴还记得，文革刚开始时，母亲在家中的过道里烧燕京大学读书时候的照片。那红红的火苗，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
当年，北京的教会学校，最有名的是贝满女中，大学自然就是燕京了。
据统计，早在1918年，中国就有了约6000所教会学校，学生10余万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19年创建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从建校到被撤销，只有短短的33年，抗战中还有近4年被日本宪兵队查封，但它却一直是中国的一流大学之一。
燕京大学的校园，最早是明清两朝贵族的私家园林，燕京大学从原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购得了这片土地，在这里大兴土木建造了校园。如今北京大学燕园内那些中西合璧的老建筑，都是原来燕京大学的。一所大学之所以出色，自然不是因为有美丽的校园，燕京大学的声望，更多是与司徒雷登的令名连在一起的。司徒雷登之所以为人称道，是他对学术与思想多元化的尊重与珍惜。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就是搁在今天，也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所以，燕京大学虽然是一所教会学校，却与其他大学没有多少区别，反倒因为是美国人办的大学，面对国民政府的管控，在保护师生的思想自由上更为有力。尤其面对国土沦丧的严酷环境，燕京大学的师生，更表现出了抗日救亡的爱国意志。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日本宪兵就查封了早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燕京大学，仅历史系就有主任洪业、教授邓之诚、学生刘子健等人被捕。燕京大学从此在北平停办了近四年，部分师生内迁转移到大后方，在成都设立了燕京大学分校。直到抗战胜利，燕京大学又才在北京复校。
相比清华、北大，燕京大学的学费和伙食费要高出不少，1930年代中期一年需150元。但燕大并非贵族学校，很多家境一般甚至贫寒的学生，是靠了各种奖学金完成学业的。
前些年，李大兴在微信群中，曾希望有人能写写燕京大学女生的个人史。原因是女性更容易被历史所湮没，而她们的际遇有时反能更多地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色彩。
然而事情的难处，在于大多数当年燕京大学的女生并没有留下记录，就像他的母亲，即便曾经有过不少照片，也烧毁在了那个令人惊恐的年代。
让李大兴没想到的是，燕大的刘德伟女士，竟然在不声不响中，留下了一本回忆录和几百张照片，填补了一段百年历史的空缺。
刘德伟的曾祖父是清末福州知府，父亲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法处少将处长，母亲是同盟会员。因其父廉洁，家中姊妹又多，她一直靠着教会提供的贷款读完了大学。
刘德伟是父亲给她取的一个男性化的名字，意为德操伟大。她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学校鼓励男女生结伴交往，并每月发放野餐补贴，不交往者没有这笔补助。
向景云是刘德伟的男友，脚步最勤，但他的拜访阻碍了其他五个男生对刘德伟的拜访。其中一个叫周金华的男生，是医学预科的学生，被认为是全校成绩最好的男生，此人最恨向景云。有一天下午，他跑到清华，一脚踢开向景云的房门，很生气的问：“你就是向景云吗？”向景云从午睡中惊醒过来，本能地回答说：“我是。”周金华怒目而视，愤怒地说：“我是燕京的周金华。”言毕，摔门而去。向景云认为此人太不礼貌，起身下床追出门外，想要与他理论，发现周金华已经骑车远去。黄昏时，向景云照例来找刘德伟，谈起白天的事情。刘德伟分析说，想必是周金华多次来找她吃了闭门羹，于是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向景云身上。
那段时间，向景云差不多天天下午都会去找刘德伟。两人要么在未名湖畔散步，要么去山顶草亭的石阶上坐着谈天，诉说各自的理想。向景云表示他将来一定会从事农业改良方面的工作，中国90%的百姓都是农民，如果土地经济政策好，农民都会富起来，那么农业就可以支援工业。刘德伟则说，她要把时间用在收集乡村农民的歌谣上，将歌谣中的封建迷信改造为革命的思想，用歌谣来陶冶乡村农民的情操。几十年后回顾，不禁感觉当时的思想，真的是太天真了。
1935年，刘德伟毕业后回到武汉任中学老师。抗战爆发后被选为中国基督徒联合会代表，赴美巡回讲演，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极少有美国人见到过像刘德伟这样受过良好教育、英语流利、充满热情的中国知识女性。她的魅力倾倒了许多听众，是二战中在美国最具知名度的中国女性之一。
1939年，刘德伟结束了在美国的抗日演讲，和向景云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城举行了婚礼。好友邝荣禄在康奈尔大学的宿舍里，为刘德伟夫妻婚后的幸福点燃蜡烛长跪祈祷，刘德伟为此感动了一辈子。
婚后，向景云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刘德伟则去了芝加哥大学读社会学硕士，专攻社会福利行政。夫妻二人完成学业后，一起返回了战争中的重庆。刘德伟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赈恤厅任社会救济福利组主任，后去了内迁成都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副教授。
抗战胜利后，刘德伟受联合国资助，在1947年创办了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为棚户区的贫苦儿童谋求福利。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上海解放前夕，威斯康星大学邀请向景云前去任教，但夫妻二人听从地下党朋友的劝告，决定留在国内。
1950年刘德伟离开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调入上海市民政局任专员，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向她许诺，政府会继续儿童福利事业。几年后，潘汉年被捕，承诺自然无法兑现，刘德伟也因此受到牵连，不再被组织信任，将她降职调到一所问题儿童教养院工作。
但厄运并未就此止步，更大的苦难在1957年接踵而至。这一年，刘德伟被定性为右派分子，从上海发配到甘肃省定西县劳动改造。但她竟然大难不死，在1961年已经走到鬼门关口时，当地县委组织部长默许她逃离定西，自谋生路。刘德伟几经辗转，最终来到昆明和家人团聚。
这之前，刘德伟被打成右派时，向景云在南京食品工业学院当院长，因为他不肯和刘德伟离婚，不但撤了他的院长职务，还将他发配到云南昆明，在省农机研究所翻译资料。
老朋友杨显东时任农业部副部长，他深知向景云的专业知识在当时很少有人具备，想调他到北京农业部负责国土经济学方面的工作。但上面认为向景云不肯与右派老婆划清界线，涉及立场问题，驳回了杨显东的请调报告。
然而，也正是向景云的毫不屈服，才保全了家庭。
关于这件事的真相，向景云从来没有告诉过妻子刘德伟，只是说上级因为他思想赶不上时代，不能胜任院长职务而被免职。真实的原因，是丈夫死后，刘德伟才从杨显东那儿知道的。
刘德伟这一生被两个男人感动。除丈夫向景云外，就是为她的婚姻幸福长跪祈祷的好友邝荣禄。
2001年，刘德伟和邝荣禄都已经89岁了，双方都处在失偶的悲痛中，形单影只。两人彼此安慰，感情因此而快速增加。有人劝他们组成一个新家，邝荣禄也每天天刚蒙蒙亮时，就从广州给昆明打来长途电话，每月光电话费就超过千元。他在电话中倾诉说，既然双方都十分寂寞，又都是70年的知交，应该可以成为最理想的老年伴侣。
面对好友火热的感情，刘德伟在一番纠结之后答复说：“有朝一日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与我们昔日的配偶重逢九泉，你自己说过你们夫妇一生中不曾有过一次争吵，永远是和睦的，可是你又再次结婚，你何以面对她？我和我的丈夫虽然吵过闹过，但是永远是相爱的，他日黄泉相见，他问我从前那些海誓山盟如何都忘记了，我将何言以对？所以我俩七十年友谊的纯真，只能继续不能改变性质。”
邝荣禄闻听，长叹一声说：你的意志是对的，向景云的确配得上你的忠贞，他真是一个体贴的好丈夫！邝荣禄表示，他不会再抱非分之想，而应该成全刘德伟和向景云这段完美的爱情故事。双方之间相知相敬相爱的感情只能是友谊，彼此的关系只能是朋友。这样，生者死者四个都能心安理得，死者含笑九泉，生者也能充满夕阳的温暖，无愧于心。
2024-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