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初，我因为怀第二个孩子，当北影剧团全团都去“四清”（有的到外地，有的到远郊区）时，我接受了在剧团经管各项事务的工作，天天坐办公室，月初给不在家的同志送工资，外出的同志要办什么事都给我来信。我们剧团因各种原因留下的演员，加上工人，只有十来人。到夏初，报上常常出现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批《海瑞罢官》，又批《三家村》、《燕山夜话》，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倒不是发现这些文字所包藏的“祸心”，而是直觉到这种批判，字里行间藏有利刃。那些被批的作者真是凶多吉少，有点像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又好像比反右时更来势汹汹，总觉着不知又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生下第二个孩子。我进医院的那天，邓蜀生（作者丈夫——编注）又被点了名，他没有任何新问题，只因是“摘帽右派”。我们事先已请好一个保姆，就为生下孩子时能有个人手帮帮忙，但在我生了孩子第七天，刚从医院回家，保姆却不干了。于是，我在产后的第十七天，自己带了孩子到上海，和我母亲、二姐在一起度过五十六天产假。
那时，秦怡（作者姐姐——编注）因为直肠癌开刀后，在外地疗养，金焰也因病在无锡疗养院住着。一九六六年夏天上海特别热，我整天在家照顾婴儿，上海文艺界的人一个未见，也没去过上影厂，甚至没逛过街。八月二十日产假刚满，就接到剧团电报叫“速回”。我回到北京（两个孩子都留在上海），一进剧团宿舍，感到气氛特别：原来很熟的同志，忽儿躲着不打招呼，人人都是低了头进出，眼睛都不敢东瞧西看。第二天，我刚进剧团院子，就被“揪”了出来，归到以赵子岳、李百万打头的“牛鬼蛇神”行列中。
记得那天的情景是，本剧团的红卫兵（原来都是很熟的人，忽然翻脸变成揪人、审问人的人了）问我：“在上海搞了什么勾当？”我如实回答：“我哪里也没去，在家带孩子。”结果，那领头的大声问革命群众：“不老实怎么办？”齐声答：“揪出来！”于是，我就和谢芳（前一天被“揪”出来的）一前一后站在一起。我们这些包括王人美、于洋、陈立中、张莹等十六人的“黑帮”，每天得接受厂里厂外红卫兵的揪斗。那天，我听说在排练间贴有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我赶紧去看，想知道群众对我到底是什么意见。没想到，我刚在大字报前站定，还没来得及瞧，就有造反派进来大喝：“不许看！”原来“黑帮”不许看大字报，只能背地交代问题。
开始阶段，红卫兵质问我“犯了什么罪”，我真是张口结舌地答不上来。后来，听到说厂里有一个职工，当时被当作历史反革命揪出来后，红卫兵问他话时，不许他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只许他说“阶级斗争是我死你活”。虽然听了实在觉得好笑，但在那时倒也若有所悟，明白了红卫兵听话的角度。为免皮肉之苦，我迅速地照着报纸上的口径，如“为文艺黑线出力卖命”，“替资产阶级鸣锣开道”等等来回答，果然像答对了考卷一般有效。批斗的时候，他们在我面前停留时间少了，因为答的话对了那些小将的心思，他们也就觉没趣了。
有一天，造反派忽然发给我一个黑布上有白的“孝”字的袖圈，叫戴上。我一看谢芳也有这么一个，而陈强则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站在头里。听说是命令我们去游街。我心想，文化大革命不是“破四旧”吗？怎么用这种“四旧”方式来批“黑线”？但当时哪敢说！不过，也不知为何那天没有游街，只站在小西天北影剧团剧场大门口，站在“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实验剧场”的霓虹灯下面，剧团的革命群众与红卫兵、工人，七嘴八舌地批判着说：“今天就是要砸烂这个黑招牌”，大家高呼：“砸烂文艺黑线！”一个工人爬上房顶，“当”的一声砸烂霓虹灯，玻璃碎片掉了我们一头一脸一脖。我们十六个人，则一声不敢出，谁也不敢动一下，好像这霓虹灯确实是我们的罪证似的。我虽然噤若寒蝉，可心中却疑团重重，不知这算什么“革命方式”？
后来，每天还勒令我们劳动，在院子里把早已挖好的两个防空洞的土倒过来，挖过去。不许回家吃饭，只能在食堂吃五分钱一个的菜，而且，要等革命群众买完后，才让我们去买。去时一律弯腰低头进食堂，买完饭也不许在桌上吃，只能放在煤堆上或者地上吃。当时这一切，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更不知为什么就得这么照着办。
幸好这样的日子不算长，大约十来天后，就让我们十六个人进入剧场的地下室，去写交代材料，规定每天要交一份思想汇报。在那阴湿的地下室里，每人还能有一个凳子坐着学毛著和写交代，这在当时，简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了。有外面的红卫兵来揪斗时，叫谁谁去。那时赵子岳、陈强、张平、于洋四个人，则天天要经两场斗，上午十时一场，下午四时一场，好像演出似的准时。到时候，四个人都要挂上黑牌子，到院子里去站着，让社会上的红卫兵与革命群众来批斗。他们常常在回到地下室时，满身污黑，浑身是汗，背上有脚印，很长时间坐着发楞。大家谁也不敢问怎么了。
那个时候，我两个眼睛都患了“麦粒肿”，又红又肿又疼，这大约是急火攻心，也是因让我们去打扫舞台死角里的灰尘，感染所致。这个眼好了那个眼长，那个稍好这个又长，甚至两眼同时长，牵扯得连头也跟着疼。但又必须写那些陈年糠烂芝麻的“交代”，挖空心思编“思想汇报”。因为每天到时候，红卫兵要来收的，交不出来就要挨批斗，所以下午五点以前，必须编好。由于眼病，我一边擦泪一边写，别人看上去倒确像是在痛心疾首地“认罪”。
过了些天，自己团里的红卫兵，忽然转变态度，常常“保护”起我们来了，外面冲进人时，就来给我们示意，让大家躲一躲。有一次，哈尔滨来的“哈军工红卫兵”，在台上斗厂长汪洋，我们在舞台下的地下室里，听着上面大喊大叫和跺脚的声音，灰土往我们头上掉，但没有叫我们出去。不过，另一次北大附中来了许多人时，就把所有的人都叫出去，还说要把陈强、张平揪到北大去斗。这一次可厉害了，我们剧团中个别人也乘此大大表演起来了，自称“红五类”与红卫兵拉近乎的有之，起来控诉遭剧团领导“迫害”的也有之，揭发陈强在“四清”中包庇“走资派”的更是把斗争会引到了高潮。我们统统跪倒在地，皮带、剪刀在头顶飞舞，有人被剪掉了头发，有人被满脸涂黑。有个红卫兵在我背上踏上一只脚，他用手在我背上打一巴掌，我正在害怕不知他还要往那里打我时，忽然听他骂道：“他妈的，一身贼肉！”我虽然不敢拾头看他，但听得出这是个孩子的声音，当时实在的又忍不住想笑，当然也不敢笑，只是趴在地上。我过去也经历和见识过大小运动，而像这样搞斗争的运动，可真正是史无前例！
我对我个人的遭遇，并不记恨在心。许多动手打人的，是些不明事理的孩子。这里不妨再说一件恐怖气氛中的插曲：一次李百万带着我们躲外来的红卫兵，没想到绕来绕去，却与冲进来的学生撞了个面对面。那打头一员女将喝道：“站住！”李百万在她面前站住，当她定睛一看后，忽然叫道：“嘿！大春哥！”（李百万在《白毛女》电影中演大春）这时，李百万机灵地暗示我们后撤，我们逃也似地进了黑屋，大家无论如何忍不住的笑了起来，笑过之后，有人又不禁哭了起来。就这样，在黑帮组诚惶诚恐地过了四十天。
我们十六个“专政对象”是分批被“解放”出去的，我属第二批，和李百万、张莹（《董存瑞》中的连长）、杨静（《结婚》等片的女主角）一起被宣布为革命群众的那一天，张莹因大口吐血住进了医院，连“解放”他的“喜讯”他都没有听到。后来，肺癌夺去了他的生命。
我被“解放”后，一种重新获得革命群众身份的兴奋感，使我在家坐不住。当时，正是“大串联”的高潮时期，我与剧团的毕鉴昌、黄钟、方辉、吴素琴、白铭几个同志，也要学报上的“徒步串联”精神，骑自行车到天津去了一趟。我们冒着凛冽的寒风，清晨出发，经通县骑到天津。我的车是很旧的，路是陌生的，又顶风，但我始终骑在前面。有的人半路腿抽筋了，有的下来推车走了一段路，我坚持着没有下车，车也没出故障。我们在晚上七点多，骑到了天津“中国大戏院”。那时他们当然没有演出任务，还备有专门接待串联的人用的被子。我们就在后台的地铺上睡下。大家同时觉得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地方，就是九年前我们演出《家》时，热闹非凡的场所。第二天，我们到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去看大字报后，也学造反派的样子，在他们的墙上刷了一张《赶快解散黑帮组》的大字报。第三天，又骑车回到北京。天津人艺的人，还以为大字报是“革命小将”贴的呢，谁也没有想到是我们几个年近四十的演员、刚获解放的“黑帮”干的。
回来之后，本想也去参加群众组织，以为那是“紧跟文化大革命”。但是，厂里几派正在大打派性仗，我参加了一派，又被开除了出来，因怕我是“黑线人物，钻到革命群众组织里去”。我觉得那年月，真正是不分青红皂白，有理无处说，有劲无处使，于是，我就哪派也不去参加，干脆在家带孩子，当逍遥派了。
军、工宣队进厂以后，大家又都集中到北太平庄现在的新影厂内，后来又到“五七干校”。北影是连同干部、演员、职员和工人统统下干校的，厂里只留几十个人在拍“样板戏”。这几十个人也不知是怎么经过挑选，留下来不需要走“五七道路”的。
全厂大多数人，在干校三、四年，我学会了种稻全过程。记得那年去干校，是过年期间，在大兴县黄村天宫院一个过去关押劳改犯的地方。房子是漏风的，但不让生炉子，大家冻得不仅手脚长冻疮，有一部分人连脸上也长了冻疮。下地劳动要走四十五分钟的路程（开始连自行车也不让骑，后来才让骑车），走着去出工时，还要大家顶风冒雪地唱革命歌曲，说唱一支革命歌曲就是“上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于是，排长、班长在路上就要不停地叫大家：“一、二、三，唱！”走到田里得马上干活，不能休息一下，那时，我们看到附近农民下地，还歇一会儿，真羡慕不已。
最紧张的是插秧农忙季节，早五点就得起床，只给一刻钟漱洗、上厕所时间，不管你办完这些事没有，都得集合出发。插秧插到八点，才能吃早饭；中午吃饭带休息约有一小时，此时草垛旁，牲圈边、田埂上，破工具房内，都是东倒西歪的“五七战士”。因为大家实在太累，不择地点躺一会儿。下午，有时要插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下雨也要照样出工干活，还要高喊：“天大雨，人大干！”回到连里吃饭大约已晚上九点钟。一间小屋住十来个人，不许放床，一律要睡在炕上（其实冬天也不让烧火，要炕何用？）屋里的土炕占了大半地盘，地上放两个盆就没法转身了，劳动完后大家不能同时洗，女同志这时特别紧张，因为还没洗完，就敲钟叫打晚饭了，如去迟了，食堂当然不会等你这些“改造对象”的。
那时，我们是两个星期放一天假，但一定要在隔一周的星期六下午，才能离干校，星期一中午必须返校。每次放假的那天，就要去拉砖，拉砖又必须把牲口卸下来，用人代替牲口拉大车。大家到砖场装上砖，拉约四里路，把砖卸下，再走到砖场装第二次、第三次。当时厂长汪洋常常驾辕。如不能推、拉着跟着大车跑的，自己就要背着砖走。赵子岳老团长就每次背六块砖，来回的走着运。所以，我们每次乘上回北京的火车时，总是又脏又累又饿，好像远地逃来的难民一般。
最为头疼的，是白天劳动，晚上哪怕已到十一点，还要“清队”，搞大批判。不发言要被说成是对“最高指示”的态度问题，在军、工宣队刚进厂时，就曾因我们在小组会上都没言可发而被训斥，指着我们说：“你们过去演戏都能说会道，一套一套的，现在怎么都哑吧了？在这大是大非面前不发言，你们要考虑考虑这是啥态度？！”从那以后，每当开会时，演员们总得没话找话说上几句，否则要被叫去挨训的。有位那时已经有六十多岁的老演员辛酸地说，在批判他时他最盼望听的话是：“够了！够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说：因为这一句的后面，紧接着的是“滚你妈的蛋！”他就可以走了。
到干校第二年，又来了个“清查五一六”的混乱仗，每天抓出一大批“五一六”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造反派，这时统统又都成了“五一六”分子。全厂弄出了三四百个“五一六”，连崔嵬也在其中，还用大喇叭广播说他“承认”了，“交待”了！直到林彪摔死，清查“五一六”才嘎然而止。
在干校三年多，倒确有一项收获，那就是能伸手抓粪也不怕，豁得出去了。在干校后期，则又是另一番景象，上午劳动完了在自己搭的“草棚浴室”洗个澡，吃午饭，睡午觉，看会书，又吃晚饭，再睡觉。当时，大家称那日子叫“三饱两倒”。每天日子好像很好过，但是，心情上非常苦闷，文化大革命结束遥遥无期，当演员的前途已成渺茫。我一家四口，分了四处（邓蜀生在湖北文化部干校，女儿在上海崇明农场，儿子在上海家中，我在大兴县），哪天才能有工作可做，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呢？当时也有个别人挖空心思地走关系调出去，为的是早些离开干校。但是，我一辈子没有学到“走后门”的手段，我坚信自己，第一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第二当几十年的演员是凭劳动干出来的。如果天下真是没有真理了，我宁可当一个农民自给自足，也不想再当什么演员了。
到一九七四年初，我才又随着大批回厂的人，回到了北影厂。到剧团院子一看，遍地杂草丛生，当年的排练间、舞蹈厅，有的地上被挖成大洞，有的改成了仓库，墙上还有“砸烂……”等字样，屋子里千疮百孔。而我，经过十年动乱这番折腾，客观规律不可抗拒，已经年近半百，演不了年青角色了。
十年动乱中，有一些地方，我是跟错了的，比如，一度紧跟军工宣队，以为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代表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领导。也真以为自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是当务之急，于是，他们说什么，我听什么，信什么，从不想是否他们错了。等到事实证明是错了时，我还头脑中出现许多“为什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我才心服口服地知道，自己一度跟错了。回想起来，凡是强制自己紧跟当时的“两报一刊”以及什么“中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号召、动员以及他们制造的理论，统统都是错了。
然而，有些事我以自己的经历，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做人标准和良心，倒是因坚持了正确的做法，至今想来还甚感欣慰。第一件是当时有许多搞外调的人来找，要我揭发秦怡，说她是“特嫌”，说她社会关系复杂，在重庆时结交过国民党的人，还有什么“二流堂”问题。叫我要站稳立场，划清界线，如果隐瞒不说，有我的麻烦。有社会上来的外调人员，也有自称是上影造反派的。我坚持了知道什么说什么，对“特嫌”之说，我统统以“相信群众相信党”作为回答，决不无中生有。虽然对我有压力，但我坚持有什么是什么，至于因此而说我该担什么罪名就担什么罪名吧！
一九六七年秦怡被集中管理，不许回家了。在她被集中的那天，正好是我已从“黑帮”组“解放”出来之后，回上海去看孩子，有七、八个人跟她回家抄家，然后叫她去上影厂，就不让回家住了。秦怡去上影厂时，还是我送她去的，当时只以为是集中学习，发现忙乱中未带毛著四卷，于是我又回家拿了给她送去。我回京后，她被转移到市一级的什么地方去隔离审查了，家里再得不到她的消息了。金焰在十年动乱开始前，因患胃溃疡，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后，又得了肺气肿，但当时每天一早，必须到厂黑帮组报到，不得有误。他因为吃了东西后胃有反应，难受，不能行动，每天只有不吃东西，清早步行去上影厂，因为电车没有力气挤不上去，饿到晚上回家才能吃饭。这样拖到一九六九年也去了奉贤干校。他们两人，每月只有几十元的生活费，工资都被停发了。这段时期，家中只有母亲、二姐，加上秦怡和我的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有病，大的只有十二岁，小的刚一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她再也没有能力像抗日战争时期那样为家庭奋斗了。十年动乱中，母亲又像抗战八年时那样提心吊胆过日子，日常生活的担子必然落在了二姐身上。我当逍遥派的时候，曾一年回去两次，当时邓蜀生每月工资七十多元，但被揪出来后，只发生活费，自顾不暇。我一百元的工资，平日我们省吃俭用，积下的，我除了用在火车票上，尽可能多地寄给上海家中维持生活。二姐在每天应付红卫兵抄家（抄走的东西至今无下落，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人抄走的）之外，还总想为秦怡送点衣物、食物去，但一到上影厂里，就被造反派把东西都扔了出来，而且对她威胁性的呼吆喝六。二姐每去上影一次，总是哭着回家。有段时间，还不许她写信给我。那时金焰曾对二姐说：“这样的日子，又有一身病，本来可以不必活下去了，但是不相信以后就是如此了，一定要活着看个究竟，看看这文化大革命到底如何结束？”母亲很担心秦怡，整天盼着她能忽然回家。有一次，我回上海，母亲在阳台上晾衣服，看到我进弄堂口，喜出望外，跌跌撞撞跑下楼。我已走到楼梯口，她迎出门来，我叫“妈妈”，她扑上来，紧紧搂住我。我正奇怪：平时感情内向的母亲，怎么忽然如此热情奔放？但她看清楚是我时，顿时情绪一落千丈。后来母亲怕我不高兴，还一再解释说，不是不欢迎我回家，而是实在的看错了，以为是秦恰回来了。我非常理解这种慈母之心，因为当时我是安全的，母亲心中牵挂的，是生死未卜的另一个女儿。可惜母亲没能等到再看见秦怡回家，就忧心忡忡地去世了。那时我又被集中学习，不能请假回沪。当时的上影厂，连丧葬费也不付，我从北京凑了一百元寄去办后事。母亲的灵前，只有二姐领着三个小外孙与她告别。
文革后期，金焰先落实政策，后来秦怡也回家了。八年抗战，秦怡回来见不到父亲，十年动乱，她回来又再见不着母亲了。“四人帮”粉碎后，我们姐妹从浩劫中走了过来，当年的别后重逢，有如隔世之感。
再一件事是因为我演了《停战以后》中的谢梅初一角惹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听说《停战以后》的作者辛毅同志自杀了，据说他是“反革命”，还说我演的谢梅初，是“替王光美树碑立传的”。先后有过四批自称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人，来向我调查，每批三、四人，穿着崭新的军装，都告诉我，辛毅已死，是“反革命畏罪”，要我揭发当初北影厂领导与导演，是怎么指使我来扮演“王光美”的。他们每次都还要加上一段：“演员么，没关系，问题不在你，只要揭发就成了”的说教。同时，又威胁我说，不揭发问题，谁也跑不掉。在这段日子中，我没有见到过厂长汪洋、田方，也见不到导演成荫，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答的。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有任何人对我说过我演的是“王光美”。我在拍《停战以后》的当时，也根本没想过要以王光美同志作原型。我不能把事实随心所欲的瞎编。所以，每次我总是回答：“没有人叫我演王光美。谢梅初是剧本中的人物，我根据剧本演角色。”每次他们都悻悻而去。粉碎“四人帮”之后，《停战以后》又重映了，我见到成荫同志时，我们谈起这一段往事，知道他当时的压力比我大得多，但彼此都因坚持了实事求是而感到心情愉快。
再有一次更是荒唐，那是去干校之前，集中在厂里“清队”的时候。忽然唐山来人外调，说要问我一九四八年我的两位上海剧专的同学和我是怎么“潜入解放区”的？工宣队以为我隐瞒历史，这下子被他们发现了，于是限我三个小时内写出自己以往的经历。我问为什么要写，又不告诉我。当时我真是以平生写字最快的速度，居然在三个小时中，写完了我一生的经历交给他们。他们觉得无甚破绽，就让唐山来的两人与我直接见面，而工宣队则在旁边监听着。那两人改了口气又说：“你没潜入解放区，那你说说你那两个同学是怎么潜去的？”气得我一时不知怎么办。我突然想到是不是那两个同学被他们打死了？或者是被打的乱说了？因为我知道其中一个已被划为“右派”，根据当时邓蜀生虽早已摘掉帽子，但又被“揪”出来的情况，我想他们一定凶多吉少。但是，我想即使是用逼供手段使我的同学屈打成招，我也要实事求是，决不乱说。我当年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冒着危险，满腔热情投奔解放区的，于是，我拒绝写材料。那两人又用蛮不讲理的姿态想压服我。那时我的确未考虑到顶撞外调人员，会给自己招来什么祸害，只觉得黑白不分太可恨，我与他们争吵了起来，他们拍桌子，我也拍桌子，毫不退让。一九八二年，我重返唐山时，见到在文革中被作为外调对象，而今已是唐山文联领导人之一的老同学，我们为当初彼此信任，不说违心之言，不被诈供、逼供所吓倒而更增进了友谊。
摘自秦文：《从影断忆》，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