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八０年代以来，全球各国不约而同走向自由经济之路，到底自由经济是什么，由该理念能否形成政策？要探索这些课题，有必要先就思想渊源追溯起，这也必得溯自芝加哥经济学派和奥国学派。到底这两个学派的重要学理和主要代表人物为何，且看本文的扼要介绍。
楔子
不管是学过经济学的抑或是经济学的门外汉，对于凯因斯（J.M.Keynes）的大名是不会陌生的，这位对总体经济学有深远影响的大人物，其经济学理在经济圈里受到极大争议，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不少人弃之如敝屣，而对其名扬四海的经典之作《一般理论》也有同样的两极评价。不过，尽管该书的专业学术观点受到不同的论评，但凯因斯在该书所作的最后结语是得到共鸣，时常被有名的学者所引用，那是关于“观念力量”的诠释。话是这么说的：（这是邢慕寰院士的译词）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念，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说实话，这个世界很少受其他力量的主宰。有些实行家自以为不受学术思想的影响，其实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掌握权力凭空臆度的狂人，也不过是从多年前一些不大知名的著作家那里导出他们的妄想。我深深相信：与观念的浸淫灌输的影响比较，既得利益的势力大大地被夸张了。观念的浸淫灌输，当然不会立即生效，而要一段相当的时间。……但是，无论是对好的方面或对坏的方面，观念迟早总比既得利益更加危险。”
凯因斯的警语明白的告诉我们，“观念”的影响力既深且远，而观念的形成有赖“思想”的引导，至于思想的异同，则可来自不同的“学派”。在经济政策方面，其逻辑推理也不会例外。那么，曾经流行且主导世界经济的自由经济政策，又是源自何种经济学派呢？由强调自由、开放、市场机能的角度观之，芝加哥学派和奥国学派所主张者与之最为接近，那么，这两个学派又是什么呢？
芝加哥经济学派
一提到芝加哥学派，大家就不免想到弗利曼（M. Friedman）教授，虽然他又被称为“重货币学派”的龙头，但该学派其实就是芝加哥学派在某个阶段时的称呼而已，而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明确的定义及解说，恐怕也是在弗利曼手里完成的。弗利曼就在其一篇名为〈芝加哥学派〉的讲稿（据说是在某一年新生训练时对新入学的芝大学生之讲词）中，开宗明义的说：“对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来说，芝加哥这个名词，指的并不是一个城市，也不是一间大学，而是一个学派……。”弗利曼可说极为传神的道破芝加哥经济学派之地位。
要追溯芝加哥学派的起源并不容易，不过，总有几十年的渊源，因就弗利曼领头的岁月来说，就已有四十多年了，何况他又不知算是第几代呢！而就比较近期看，可以溯自奈特（Frank Knight），与其同期的著名成员尚有范纳（J. Viner）以及赛蒙斯（H. Simons）。如果要追溯得远一些，则亚当·史密斯（A. Smith）又可说是芝加哥学派的开山祖师，弗利曼曾说：“……亚当·史密斯生错了时代，也生错了国家，否则他一定是芝加哥大学的杰出教授。”我们也知道，亚当·史密斯是以“自由放任”的自由经济闻名，由此也可得知“自由经济”思想在芝加哥经济学派所占分量之重了。
在弗利曼的大文里，芝加哥学派有三种主要的特色：一、不仅将经济学当作一门学科，也以科学看待；二、在讨论经济政策时，相信唯有自由市场才能有效组织资源，而怀疑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成效；三、强调货币因素对整体经济体系的重要，而特别着重货币数量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以下分别详述之。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一种特色——实证经济学
就弗利曼而言，这三种特色中，他特别强调第一种科学方法的特色。他认为，芝加哥大学之对世界经济思潮开始发生影响，应溯自一八九二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成立，该系一直都把经济学看做是与现实世界相关的严肃学科，而且，也认为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科学”，亦即，是一种可以广泛应用到许多课题上的分析方法。
经济学之为一种实证科学，是经由应用、检定、改进这三个过程，不断地循环而成。这种将科学和经济学浑然视为一体的态度，其实并未被全部的芝加哥学派学者所接受，尤其是早期的领袖们更不以为然，像奈特教授（弗利曼的老师）就没兴趣将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实证学科，因此，奈特比较像是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
尽管将经济学视为实证科学并未被芝加哥派学者们全面接受，不过，弗利曼仍确认其系芝加哥学派的最重要看法。其实，这一个特点之所以特别为弗利曼所强调，还有其他的重要理由在：其一，此系芝加哥学派与奥国学派的重大差别所在；其二，就是因为经济学能够成为实证科学，乃使其在社会科学中享有后冠，也才使经济学家在一九六九年开始，被列为诺贝尔奖的颁授对象，因为唯有能够实证，才可拿出证据来赞同或反对某些政策，也才使经济学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关系。讲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提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当代重要人物——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去世的史蒂格勒（G.J. Stigler）教授，他也是一九八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如果说经济学家被诺贝尔奖评审委员所青睐，真是因为经济学是门实证科学的话，那么，史蒂格勒教授在一九六四年，于第七十七届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的会长演说词就可能贡献非凡了。那篇演说词的题目是“经济学家和国家”（The Economist and the State），该文对于经济学家未能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做有用的实证研究，极表不满和不解。当时，史蒂格勒就说：“两百多年来，国家的经济角色一直受到学者的注意，但，没有引起他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决心。我相信，在欧陆和英美的文献中，终年不断的辩论总脱不了抽象的谈论范围。经济学家既不想弃问题于不顾，也不想真正加以探究。”接着，他提出数个疑问：“为什么坊间有关如何评估资产的文献汗牛充栋，却没人就管制团体对价格和费率的影响做出评估？为什么指责侵犯个人自由的言论声浪震天，却没人积极探讨各项福利措施对所得分配之影响？为什么我们一直甘于让政策问题留白？”在提出这些疑问之后，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要求：“我们需要一套有关政府行动的正式理论，或是一系列关于政府和私人控制经济活动之比较利益的实证研究。”
史蒂格勒之所以特别重视政府的公共政策，乃因公共政策的影响层面最深、最广，而想要政府能够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唯有以证据显示公共政策的影响效果，在“拿出证据”之后才能大声说话，也才可以避免受特权、利益团体的左右。因此，实证研究显现得特别重要，而在当时，许多数量分析的新技巧已经出现了，史蒂格勒很兴奋的比喻说：“数量分析的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进的大炮代替了传统的弓箭手。”他更进一步的指称：“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科学革命，事实上，我认为所谓的李嘉图、杰逢斯（W.S. Jevons）或凯因斯的理论革命，比起势力愈来愈强大的数量化的牵连之广，只能算是小改革罢了。我认为，经济学终于要踏进它黄金时代的门槛，不！我们已经一脚踏进门内了。”就是由于有此体认，史蒂格勒在该文的末了这样说：“我对于我们这一门学问的光明远景感到无限的欣慰。……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学，证明了我们的数量研究，无论在影响力、在小心翼翼的程度，或在尝试的勇气上，都大大地增加了。我们日渐扩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将无可避免地、无可抗拒地进入公共政策的领域，并且，我们将发展出一套制定明智政策所不可或缺的知识体系。而后，我相当明白地希望，我们将会变成民主社会的中坚人物和经济政策的意见领袖。”
其实，在史蒂格勒此篇大力呼吁重视实证工作的重要著作之前，他自己已经以身作则的率先从事有关“电力管制和证券市场管制”的先锋式实证研究，也由于亲身体验到“拿出证据来”的重要性，才有感而发的发表该篇大作。事隔五年之后的一九六九年，诺贝尔奖首次颁给经济学家，而得奖的就是两位著名的“经济计量专家”——佛瑞斯克（R. Frisch）和丁伯根（J. Tinbergen）。由这个事实，也可印证上文所言——实证经济学是何等被看重了。即使到最近，年轻一代的芝加哥学派健将黑克曼（J. Heckman，2000年诺贝尔济学奖主）更是坚信“将经济学置于可供实证的基础上……，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可能会有所进展”。
因此，弗利曼将实证经济学列为芝加哥学派的第一项特色，而且特别强调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二种特色——自由市场
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中，有些时常发表关于公共政策的意见，由而才使芝加哥学派能见诸媒体，使该学派为人所知。这些人在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时，都强调自由市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弗利曼说：“我敢担保，世上没有任何一群经济学家能像芝加哥大学这一派人一样，长久以来，如此一致的强调自由市场之特质，而且将其作广泛的应用。”他所指的广泛应用，是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聘任老师，都能以其聪明才智为准，而不管他们的政策观点为何。弗利曼认为，这种强调自由市场的政策方法，并不与科学的方法相抵触。他甚至强调：“任何人想要了解世界、想要使用经济理论来分析世界行为方式的人，都迟早会认清政府干预市场的缺失；甚至于好意的干预者也会发现，他们的美梦终将成空，亦即，最后的结局与他们所想要得到的不同。”
这种重视市场机能的自由经济特色，是延续古典经济学家的传统，而且将之发扬光大。其实，当前的专家或政客，甚至是一般人民，都认定自由市场就是代表芝加哥经济学派，而这一特点也是芝加哥学派和奥国学派的最大共同点，后者对于自由经济的引申更甚于前者。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三种特色——重视货币
这个特色应该是弗利曼所奠定的，我们知道，在学术圈中，“重货币学派”（monetarist）是颇为出名的，而其领导者就是弗利曼，就因为他们极为强调“货币重要”，乃因而得名。这个特色也是科学方法的一部分，是分析货币在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关于货币角色的分析，是极久远的事，但将之置于政策上，是一九三０年代之后才有的。由于当时凯因斯理论几乎席卷经济学界，对于货币的重要性不屑一顾，就只有芝加哥大学是唯一相信货币因素对整体经济体系极为重要的研究机构。
芝加哥学派学者认为，货币政策的重点是在货币数量的变化，而不是在利率的变化。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产生通货膨胀、衰退和萧条而言，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弗利曼的名言：“任何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就可知其重要性之一斑了。弗利曼认为，政府维持稳定的货币数量增加率，是其应采行的适当政策。关于货币数量的重要性大于利率这种看法，早已被广泛接受，但在“以法则替代权衡”的这个主张上，仍无法被完全接纳。毕竟，人是重视权力的，而全世界的中央银行总裁、政客，仍旧希望以人为措施来调整货币体系，认为如此才可以平抑景气循环，而使经济体系维持稳定。
综观弗利曼所提出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三种特色，就第一种和第三种而言，现今已大致被其他各个学派所认同，而只有第二种还维持其独有的强烈特色。或许就是因为如此，如今才有“自由经济”和“芝加哥学派”浑然一体的一般看法。不过，严格说来，此种特色不是芝加哥学派的专利，奥国学派的学者更是死心塌地的信服之。那么，奥国学派又是什么呢？
奥国学派
大致说来，所谓的奥国学派，迄今已传至第五代，奠基者是孟格（C. Menger,1840～1921），第二代的领导者是庞巴卫克（Bohm-Bawerk,1851～1914），第三代的代表人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第四代的掌门人则为海耶克（F.A. Hayek,1899～1992），已故的内华达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罗斯巴德（M. Rothbard）算是第五代的奥国学派。
根据玛哈禄普（F. Machlup）的归纳，奥国学派有六种共认的特色，另有两种受到争议的特点。六大共认的特色分别是：一、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经济现象的解释皆需回归到个人行为上；二、主观主义方法论。经济现象的说明需诉诸于个人主观的感觉、判断；三、边际主义论。此即，所有的经济决策，其价值、成本、收益、生产力等等，都由最后加入的那一单位来决定；四、嗜好和偏好。个人对于财货和劳务的主观评价，决定了对于它们的需求；五、机会成本。即从事某种行为所放弃的其他各种行为中所能获得的最高价值；六、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首将时间这个重要的因素引入分析中。另外两种引起广大争议的特色，都是由米塞斯提出的，分别是消费者主权和政治的个人主义。前者强调消费者才是财货需求和决定生产、投资计划的主角；后者则认为，仅当个人拥有充分的经济自由时，才有可能保障政治和道德的自由，一旦经济自由受到限制，迟早会走向专制政权，终而破坏个人的自由。
由这些奥国学派的特色可以得知，此派学者极为重视个人，而且强调自由，既然强调“个人自由”，当然也就反对政府的干预。对于共产政权和专制政权这些限制个人自由的集体主义论，当然极力的挞伐，就这点言，米塞斯、海耶克，以及罗斯巴德这三位掌门人，表现得尤为突出。米塞斯和罗斯巴德都曾深受共产政权的迫害，所以更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而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则使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免于投入社会主义阵营。
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幸赖奥国学派的米塞斯、海耶克这对师徒的一股清流，以书生之见阻遏了社会主义的扩张，实在可算是学术界的异数。奥国学派学者在长期孤军奋战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时，也长期受到无情的围攻，幸而诺贝尔奖评审委员独具慧眼，于一九七四年将经济学奖颁给海耶克，不但补偿了海耶克的孤寂，也使奥国学派的学术地位提升了。
不过，据史可生（Mark Skousen）在《大审判—经济学的谎言和迷思》（Economics on Trial-Lies, Myths, and Realities）这本书中所言，美国的经济学家对奥国学派理论的兴趣正日渐增加，但，无法从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济出版品中得到这个新发展。在流传最广的萨缪尔逊（P.A. Samuelson,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学》这本教科书所附的“经济学派的族谱”中，奥国学派甚至不构成一个单独的经济学派，海耶克则被放入“芝加哥学派”中。
对于这样悲哀的疏忽，史可生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奥国学派对于总体与个体经济活动，提倡极端的自由放任，与当时掌权者的想法相反。他们认为，干预愈少的政府，管理的愈好。政府唯一的法定功能，是在保障人们的自由，任何其他形态的政府干预经济，都会妨碍生产活动。根据奥国学派学者的分析，国家涉入经济活动，并不是解决不景气的方法，反而是造成不景气的原因。
在经济大恐慌之后，以及在凯因斯的影响下，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将奥国学派视为古老的学说，很少再提到他们的分析能力。只有当过去的几十年里，全世界许多政府都受苦于（或者本身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时，奥国学派的分析才又开始被人们认真的考虑。
第二，如上文提过的，奥国学派的学者，对于经济分析一定得使用大量的数学与计量模型，抱着高度的怀疑。在极端的例子中，米塞斯甚至拒绝在著作中放入任何图形或表格，因为他不相信它们。然而，米塞斯的大部分学生，倒不会如此极端。他们喜欢用逻辑的解说方式，来表现经济概念，而不用数学方程式。同时，奥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也是高度个人主义的；他们的经济分析是立基于理性的演绎，而非实证的分析。他们强调，经济学是对于“人的行为”的研究，而对于人，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这和自然科学的机械导向完全不同。当大部分专业的经济期刊都大量使用数学及实证方法时，也就难怪奥国学派会被经济专业领域拒绝。
第三，经济哲学的派系之争往往非常剧烈。二次世界大战后，校园中弥漫着凯因斯学派的政府干涉主义，以至于在美国的米塞斯一直无法在主要的大学中谋得专任的教职。他在纽约大学的访问教授任内终老一生，并且是从校外获得财务支援，而访问学者的身份，则长达二十年之久。另一方面，米塞斯的学生在投奔凯因斯学派之后，就很容易的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获得教职。由于米塞斯常常批评别人的学说，所以常被同行批评为“不妥协、好辩和难以忍受”。
由于奥国学派崇尚个人自由，主张“主观判断”，无法认同经济测量而抨击经济计量学。因此，反对经济学成为实证科学，这一点是与芝加哥学派的最大不同点。而即使在自由经济这种共同立场上，两个学派也有一些歧见在。
奥国学派的代表人物
芝加哥学派虽被称为自由经济思想的重镇，而芝加哥大学也为“淡水学派”（在美国，主张自由经济的学府几乎都靠湖边，而湖水是淡的，因而得此名）的大本营，但仍对政府的某些功能予以肯定，亦即赞同政府的某些干预措施。而在罗斯巴德的眼中，所有政府的干预措施，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有害和会产生反作用，此种主张比“淡水”更进一步，而为“无水”。目前美国的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新乌托邦”无政府资本主义，与罗斯巴德的理念是非常相近的。以下就将上提诸位代表人物及较近期活跃的新奥国学派学者做进一步介绍。
当孟格在一八七一年出版那本创新的《经济学原理》时，他也就创立了经济学的奥国学派。这本书对于经济学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有革命性的创举。他的书对于欧洲的经济学家（如英国的杰逢斯）以及美国的学者（如费特〔Frank Fetter〕和陶希格〔Frank Taussig〕）都有很大的影响。在个体经济学方面，孟格反对“价格是由生产成本所决定”的古老理论，他证明出“价格”只由消费者的“主观需求”所决定。古典经济学家一直尝试解决著名的“钻石和水的矛盾：为什么水对生命远比钻石对生命更重要，但是钻石的价格相对于水，却是如此的昂贵？”以往的经济学家，试图借着区别“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来解决这个矛盾。孟格则由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边际效用”而非“总效用”所决定的，来解开困惑古典经济学家数百年的矛盾。换句话说，钻石之所以比水价值更高，是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多一颗钻石比多一杯水对人们有更大的边际效益；而且如果使用的数量愈大，边际价值或价格就会愈低。这个分析法也是当今标准经济学所采用的。孟格也认为所有的商品都得经过一个“耗时”的生产过程，而这个“生产阶段”的研究法也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现在，“时间结构”的研究法在做投资决策时被证明很有用处。
庞巴卫克继承了孟格的看法，他也是奥地利在二十世纪交替时的财政部长，帮助奥地利走向金本位制度。他认为，个人和企业都采用了一个“迂回”的生产过程，以获得经济成长和比较高的生活水准。他所谓的“迂回”过程，就是牺牲目前的消费，以便生产更多的资本设备和延长生产过程，然后生出未来更多的消费。大部分的经济学家现在都相信，这是经济成长必须要有的理论。他也是首先反驳凯因斯学派“反对储蓄”的经济学家之一。
米塞斯跟随着庞巴卫克的脚步，成为二十世纪最主要的自由市场健将，以及奥国学派的领导人。在一九二０年代到一九三０年代初期，他在维也纳大学主持有名的私人研讨会，学生包括海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玛哈禄普以及罗宾斯（Lionel Robbins）。米塞斯在一九三四年因为纳粹盛行而前往瑞士，并在一九四０年迁入美国，在纽约任教超过三十年。米塞斯是第一个发展出一般性的“主观经济学”（subjective economics）的奥国学者。早期的奥国学者，主要的研究重点是个别的价格和厂商的活动，但米塞斯把个体经济学和总体经济学的货币银行结合起来。他的第一本著作《货币与信用的理论》出版于一九一二年，他运用了孟格的边际效用理论、威克塞的自然利率假说，以及庞巴卫克的资本理论，而发展出完整的“货币与景气循环”的分析。他指出，货币对于相对价格、所得，以及企业活动都有明显的影响。像他的前辈一样，米塞斯也强调储蓄和资本形成的重要性。他说：“凯因斯学派的本质在对于认识到储蓄和资本形成可以改善经济的重要性上，完全失败……。而一个好政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袪除所有阻碍新资本累积和投资的东西。”
米塞斯的学生中，最著名的就是海耶克（其实海耶克并未真正上过米塞斯的课），他在经济大恐慌发生之前，就提出了警告。在一九三０年代初期，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并提出了他的景气循环理论，以解释经济大恐慌。立基于孟格的“时间结构”观念，海耶克解释了通货膨胀如何会误导资源的运用，而人为造成的经济繁荣，最后必定会在经济走下坡时结束。我在第四章中再详细介绍这位大师。
熊彼德（一八八三～一九五０）是庞巴卫克的学生。他在一九三二年迁往美国，直到一九五０年去世为止都担任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也是一九四九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熊彼德的研究焦点是在“企业家”的身上，他认为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熊彼德而言，企业家首先会把经济活动带离经济的均衡情况，但其他奥国学派学者却认为，企业家是使经济活动趋向均衡情况的人。另一方面，熊彼德也不同意米塞斯和海耶克的景气循环理论，他相信景气会在五十年到六十年的循环中反复出现；同时他也拒绝奥国学派黄金本位制度的理想货币体系。
罗斯巴德常被视为新奥国学派的掌门人，但并非所有的新奥国学派的人都同意。不过，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同意，罗斯巴德的著作有很深远的影响。罗斯巴德的第一部作品《人、经济、和国家》在一九六二年出版，本书对凯因斯理论作了完整的批判，并且对生产、利息、储蓄，以及经济成长和政府政策，都有很深入的讨论。他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对于货币数量以及公共支出的干预，一定会妨碍生产和经济成长。因为广受欢迎的缘故，罗斯巴德的第二本书《美国的经济大恐慌》，对一般大众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本书出版于一九六三年，是对一九三０年代经济大恐慌的历史进行再检查。他清楚的解释出，为什么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应该为景气循环负责，而不是自由市场。几十年来，罗斯巴德只能在纽约市一所鲜为人知的理工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最后才好不容易被拉斯维加的内华达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
在奥国学派传统下的其他学者，还包括纽约大学的柯兹纳（Israel Kirzner）和拉赫门（Ludwig M. Lachmann），奥本大学的伊格（Leland Yeager）和盖力森（Roger Garrison）……等人。
一九八六年以“公共选择理论”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布坎南（J.M.Buchanan），自认为是奥国学派的追随者。布坎南对政府的支出政策以及联邦政府的官僚制度，有深入的批评。他认为这些东西先天上就会膨胀，而且官僚的既得利益往往会使政府开支扩张的程度，远远超过它有用的功能。布坎南发展了奥国学派的看法，他将政府看成是个别决策者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会设法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们的行动是根据对他们“自己”的风险和报酬来决定的。
属于奥国学派的一些学术期刊，现在已经问世的包括：华盛顿特区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出版的《卡托季刊》（Cato Journal）；奥本大学的米塞斯研究所出版的《奥国学派经济学评论》（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以及由梅森（Gerald Mason）大学的市场过程研究中心出版的《市场过程》（The Market Process）杂志。
尾语
在一九八０年里根主政美国之后，自由经济的思潮广被全球，不但其他的自由民主国家也争先恐后地行此大道，连共产世界也在苏联和中共的带领下，快速地抛弃共产主义而向自由经济靠拢。此种演变趋势并非一朝一夕而成，或可追溯至一九七四年海耶克的获颁诺贝尔奖，紧接着弗利曼（一九七六）、史蒂格勒（一九八二）、布坎南（一九八六）、寇斯（R.H. Coase,一九九一）、贝克（G.S. Becker,一九九二）这些芝加哥学派或新奥国学派学者也得奖，使得自由经济思潮澎湃汹涌，而此思潮却是源于奥国学派的一贯理念。尽管往后的政策取向或许会有转变，但可以确信的是，此二学派由“人性”着眼的思想，却会永远长存！
注：本文由原载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美国月刊》第四卷第七期的〈美国经济思潮的重要泉源——芝加哥学派和奥国学派〉一文大幅增补而成。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