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鸭子上架
康德出版社的李永海先生在2002年底某一天到我研究室，拿着海耶克（F.A.Hayek，1899～1992）传记的英文原版书和部分中译稿，希望我为该书中译本写篇导读或序，重点则放在海耶克与台湾的关系。这使我有点为难，一来虽然我的记忆中是有那么一幕：好几年前在台大活动中心的演讲厅，海耶克在爆满观众前演说，其旁边则是已故的费景汉（1933～1996）院士。但也仅此而已，甚至忘记了海耶克说什么，也忘了那是什么时候。二来我对海耶克的东西实在称不上有研究，顶多知道个大概而已。
经过如此的表白，李先生还是希望我帮忙，也许因为我曾在1992年海耶克去世时写过海耶克的生平、学术生涯及贡献，也在《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出版五十周年时应杂志社之邀撰写过一篇〈永远的海耶克〉。此外，也曾简介过海耶克的《自由的经纬》（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大家比较熟悉的译名是自由的宪章）、《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不要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以及《海耶克论海耶克-对话式自传》（Hayek on Hayek：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等书。纵使如此，我对海耶克的了解也只是皮相，真正对海耶克思想体系下过苦功钻研者，据我所知首推已故的夏道平（1907～1995）先生，台大名誉教授施建生先生也颇有研究并写过有关海耶克的数篇文章，他跟海耶克也很熟识（下文会再提）。至于年轻一辈的，是经由夏道平先生引介而接触海耶克作品的谢宗林先生，他不但精心翻译《不要命的自负》，还将海耶克全部英文著作都读过。因此，施建生教授和谢宗林先生都比我有资格来担当这项任务。奈何李先生坚持非要我写不可，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地答允了。
夏道平与海耶克
我之所以接触海耶克的东西，是夏道平先生引介的，因为我一向尊奉自由经济，而在夏先生眼里，若不知奥国学派的哲理，是不可能抓到自由经济精髓的，于是夏先生细心安排各种方式让我接触该学派的各代掌门人之作品，也就这样我在1980年代才得知海耶克这号人物（他被称为奥国学派第四代掌门人）。那么，夏先生又是怎么会对海耶克的东西着迷的呢？据夏先生自己的回忆，是在其担任《自由中国》半月刊主笔时，才真正接触奥国学派的自由经济哲理，触媒则是其武汉大学的同学詹绍启先生在1957年上半年寄给他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U.S.News and World Report）杂志，该期正好刊登奥国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L.von Mises，1881～1973）新著《反资本主义的心境》（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摘要，经由阅读摘要，夏先生才对“理知的自由主义”有正确认识，并从此死心塌地坚守，若非有该机缘，夏先生自认很可能会跟随殷海光或张佛泉，走上非理知的自由主义的思路，殷海光所崇拜的是罗素主张的“浪漫的”自由主义，张佛泉则是倾向于杜威的“积极性”自由主义。
夏先生读过并译介那篇摘要后，又将该书全文译出，接着又翻译了米塞斯三本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在远流出版公司的“自由主义名著译丛”找到）。就因译了米塞斯的三本书，夏先生乃进而研读海耶克的英文著作，并且翻译海耶克三本论文集中最精华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夏先生虽也写了几篇介绍海耶克及其理论的文章，但其主要的贡献仍在翻译这些重要作品，由于海耶克不用数学而是用文字表达，必须以精准的文字才能“严谨”传达真义，因而予读者艰深难读之感。所以，研读海耶克的文章，看懂已不太容易，要再翻译并达“信、达、雅”的要求更难，准此，夏道平以译书方式将海耶克及其他奥国学派学者的重要著作推介给台湾人民，其贡献不可谓不大，何况夏先生译书态度之认真、恭谨令人感佩不已呢！或许就是透过认真翻译，夏先生比起其他人更能深入海耶克思想的内涵。夏先生虽没跟海耶克见过面，但我认为他很可能是台湾最熟识海耶克理论的一位。
周德伟、蒋硕杰与海耶克
若要说与海耶克亲近者，除其亲朋好友外，师生关系、尤其得到海耶克亲自指导撰写论文者应属之。在台湾，据我所知，有周德伟（1901～1986）先生和蒋硕杰（1918～1993）院士两位。前者在夏道平1986年7月发表于《传记文学》的＜周德伟先生未受重视的一项业绩＞一文，有所着墨，谓周先生于1933年公费出国至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得到海耶克指导两年，之后转学到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进修，海耶克又以书信方式指导其撰写货币理论的论文，1937年中日战争发生，公费停发，周先生乃结束留学返国，1969年关务署长退休才专注于学术思想，夏先生认为周先生的两大学术业绩，一是为我国知识群众有系统地介绍海耶克；二是把我国儒家传统思想重新评估并赋予新的意义。在给台湾知识群介绍海耶克的业绩上，具体地在两本书体现，一是译作《自由的宪章》，另一是他写作的《海耶克学说综述》，本书序文是海耶克写的，而海耶克覆周先生的信及序文的原稿，都是刊在书首。夏先生以海耶克是位严谨型学人，不会随便恭维人、敷衍人，却为周先生作序，足证周先生对海耶克思想体系了解的精深、阐释得明晰。
谈到蒋硕杰院士，是道道地地的海耶克弟子，蒋先生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景气循环和边际利润的波动”，是海耶克建议，也是海耶克指导的，这篇论文不但让蒋先生在194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也以该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得到该校的“赫其森银牌奖”（Hutchison Silver Medal）。不过，蒋先生闻名国际的研究是属于货币领域，似乎并非得自海耶克真传，而蒋先生自己也明言受罗伯森（D.H Robertson）的影响最深。但正如夏道平先生所言，蒋先生从理论上不断抨击凯因斯，却是不折不扣追随海耶克脚步的。其实，海耶克虽然自1941年开始，表面上似乎没有明确地对货币理论发表著作，但终其一生，海耶克认为他所谈的哲理都离不开货币，这可在其最后一本著作《不要命的自负》里看得清楚（也可参见谢宗林、吴惠林，＜海耶克的货币思想与政策主张＞，载于1997年中华经济研究院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之演变》一书第五篇）。由此似亦可见，蒋先生的一生志业也没脱离海耶克，只是蒋先生的学术文章利用诸多数理工具和图形，而且也较少有哲学层面的解析，这与海耶克的作风截然不同。
邢慕寰、施建生、谢宗林与海耶克
谈过两位海耶克的指导学生，接着再谈三位对海耶克思想有钻研的学者，第一位是已故的中央研究院邢慕寰（1915～1999）院士，他在其1986年8月出版的《通俗经济讲话-观念与政策》一书中，第七讲＜集体经济制度的全能与低能＞和附录四＜关于集体经济计划辩论的现状＞，以及其1993年出版的《台湾经济策论》一书中附录二＜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压倒集体主义经济理念以后-为纪念一代宗师海耶克逝世而作＞三篇文章，都一致充分的显示他对海耶克主张的认同。其实，邢先生和海耶克的关系，由邢先生在其《台湾经济策论》的自序中已说得非常清楚，邢先生之所以后半生信守不渝自由经济理念，乃因其1945～46年赴芝加哥大学进修受教于奈特（Frank Knight）、范纳（Jacob Viner）和海耶克，邢先生特别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对他影响更直接的是海耶克，而海耶克是1946年春季才到芝大任教，只开了一门主题是“美国企业垄断个案分析”的专题讨论课，参加者仅约十人，且几乎全都是教授、讲师，以及正在写论文的博士生。邢先生只是抱着好奇心前往旁听了几次，重要的是趁机读了海耶克的两本名著，即1935年出版的《集体经济计划》和1944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前一本书让邢先生深切领悟到集体经济计划在理性上根本不可能实行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为着实行集体经济计划而要求人民所做的牺牲，绝对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者浪漫的憧憬，亦即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表现；后一本书在警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动辄找借口干涉私经济部门，以免不自觉的陷入计划经济的泥沼，而走向奴隶之路。
第二位是上文提过的施建生教授，施教授在1965年担任台大法学院院长时，于该年9月底与中国地政研究所所长萧铮共同邀请海耶克来台，作为期三周的学术性访问。施教授回忆说，是藉参与蒙贝勒兰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简称MPS，1947年4月1日成立，由全球崇尚自由理念信仰者共同组成，学会初创阶段，对于会员的筛选极为严格，若非全球第一流的思想家，休想成为会员，后来逐渐放宽，以致于有些并非抱持自由理念者也加入，而海耶克和弗利曼〔M.Friedman，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于是都主张解散MPS。关于MPS的介绍可参见夏道平，＜一个自由派国际学会的成长＞，收录于夏道平着《自由经济的思路》，页248～265，远流出版公司，1989；吴惠林，＜一个崇尚自由经济的学会＞，收录于吴惠林着《经济学的天空》修订五版，页114～119，翰芦出版公司；施建生，＜蒙柏仑学会的成就＞，载于施建生着《现代经济思潮》增订版，页306～309）年会之便邀请海耶克访问台湾的，当时施教授还陪同海耶克赴中部演讲，也曾引翻译《到奴役之路》的殷海光教授会见海耶克，听说海耶克对殷海光印象不错。1975年11月9日海耶克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隔年，第三度访问台湾，在台大学生活动中心演说，施教授是主持人，他也在11月10日于《联合报》发表一篇＜自由经济理念的弘扬-欢迎海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引介宏文。此外，施教授在其《现代经济思潮》一书增订版（2000年7月，华泰文化公司）中第八章，以九个节介绍海耶克。当海耶克于1992年仙逝时，施教授也在中华经济研究院出版的《经济前瞻》“海耶克专辑”中写了一篇＜海耶克与凯因斯＞，记述两人亦友亦敌的微妙关系。
第三位是谢宗林先生，他是我在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同事，虽然他接触自由经济的时间比我晚，与夏道平先生相识也在我之后，但他对海耶克作品的专注却令人敬佩。兹引夏先生在1994年写的＜自由主义与宗教＞一文中的说法作印证，夏先生说：“…谢先生最近两三年来把海耶克在1944年以后用英文写的文章和整本专著，大部分精读过，并且有深度的理解。谢先生的这一造诣，颇为惊人。…”谢先生的中英文造诣俱佳，看书速度快且吸收力强，除了精心翻译海耶克的《不要命的自负》一书外，上文提过的＜海耶克的货币思想与政策主张＞则直接详细剖析海耶克的货币理论，他又引用海耶克的理念和我共同写作了几篇关于社会公平、社会福利、老人年金、家庭伦理和社会安全的论文。
以上记述的台湾学者与海耶克的点点滴滴，只限于经济领域，其他领域的学者未涵括在内，即使是经济领域，亦恐有遗珠之憾。本文最后再纪录海耶克三次来台的经过。
海耶克三度访台
如上文所述，1965年9月底海耶克夫妇首次应邀访台，东道主是萧铮和施建生，他俩都是蒙贝勒兰学会会员。当年三周环岛行程，共安排五场演讲，第一场10月2日在台中中兴大学，讲题是“社会秩序之原理”；第二场10月6日在屏东省立农专，讲题是“自由社会的法则”；第三场10月8日在台大，讲题是“自由之创造”，第四场10月11日在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及中国地政研究所，讲题是“财产与自由”；最后一场在台大法学院，讲题是“自由竞争之政策”。当年媒体报导，海耶克还在演讲中公开赞扬台湾的土地改革，他也表示知道台湾有着进步、繁荣的经济社会。访台结束返国后，海耶克根据访台观感，在西德第一大报《福兰克通报》发表专文，盛赞台湾的进步，并认为台湾经济发展足资亚洲各地仿效。
隔年（1966年）海耶克二度来台，作为期一周的学术性访问，9月22日下午三时，在台湾土地银行十楼大会堂举行学术座谈会，欢迎海耶克，并请其发表“公众福利与社会正义”简短演说，阐述“公众福利”（public good）是自由经济环境下大众经济利益的和谐发展，以及“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则不容少数人曲解滥用以干涉社会中各个人的经济活动，会中有人询问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两种制度，事实上在若干新兴国并行不悖，似乎可以相辅相成而收折衷办法之效，据媒体报导，海耶克系以公众福利和社会正义这两个观点再作说明。会中有人鉴于当时世界经济制度有逐渐修正改进，以免各走极端的情势，乃以英国和苏联为例，认为英国对于若干工业实施国有化，而苏联共产制度也修正为重视价格、利润与报酬，将来可能逐渐走向中间路线而达和平共存境地。海耶克的回答是：世界经济随时变迁，以后的事尚难预料，二十年后，也许苏俄共产制度将较美国资本主义更为资本主义化；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如果一国由中央政府控制经济事业，则其必然以寻求资源为借口而将冒险对外扩张，最后必然形成帝国主义而引起世界冲突。迄当时近四十年的历史演变，全球化的潮流排山倒海而来，共产集权倒向自由经济，英美带头的国营企业民营化，都倾向于海耶克的主张。此也直接证明了海耶克的先知性。当年海耶克在台期间，除与各界交换有关中德经济方面有关问题外，还参加中德文化经济协会、经合会等处的会谈，并参观台北、花莲各地名胜、古迹、古物，陈列馆，以及中研院等。
亲身入威权虎穴弘扬自由经济
海耶克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台是1975年11月9日，是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隔年，所受的重视程度甚于以往。在十天的行程中，参加了11月10日中国土地改革协会举行的“自由经济与土地改革”座谈会，海耶克表示台湾的土地改革是促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耕者有其田的实现，将可促进人类的自由。当天的《联合报》刊登了施建生教授撰写的＜自由经济理念的弘扬-欢迎海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欢迎词，11月13日施建生教授还在台大活动中心演讲厅主持海耶克演讲会，题目是“通货膨胀与就业”，由已故的费景汉院士即席翻译，吸引爆满的听众。11月14日在中央研究院、台大、政大及东吴大学联合举办的“现代民主制度的优点及缺陷”座谈会中，海耶克表示，为使民主政治更完善，各国应该提高选民与候选人的年龄，而议员一旦当选，应该绝对独立于利益团体及政党之外，他也说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几乎是同义的，他反对计划经济，也反对政府的权力过大，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民服务，若权力过大，势必滥用权力。该次访台，海耶克也见到了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而且隔年（1976年）10月21日还与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顾志耐（S.Kuznets）一起膺选为我国中央研究院名誉院士。
由以上的简略分析，可知海耶克与台湾的渊源并不浅，而台湾的经济学界对海耶克也并不陌生，但因主流经济学将奥国学派置于边陲，加上数理、计量方法的盛行及喧宾夺主，经济学门的正统教学几无海耶克的东西。在全球化、各国明显倒向自由经济、通货紧缩成为棘手课题、政治斗争、政经纠葛不清的此刻，实在必须在海耶克的思想、著作中找答案。因此，个人亟力欢迎康德出版社致力弘扬海耶克理念的志业，也很乐意为这本开路先锋-《海耶克传》作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海耶克访台三次都是威权体制的时代，具有计划经济的影子，海耶克且对土改和台湾经济的成就赞扬有加，是否与其基本信念有违？这也让我想起另一自由经济巨擘弗利曼，他曾帮智利的皮诺契特军政府从事经改，引发“为虎作伥”的激烈挞伐，并对其1976年获颁诺贝尔奖造成困扰，而弗利曼也关切中国经改，曾与赵紫阳对谈。以海耶克和弗利曼对自由经济理念的“道一以贯之”坚定态度，我相信他俩是想在专制社会中灌输自由经济理念，让这些极权社会早日走向自由，毕竟经济自由会加速促进政治自由呀！至于海耶克和弗利曼两人曾在芝加哥大学同事过，也都对“货币理论”钻研甚深，两人有其通性或歧异性吗？两人有相互影响吗？在《海耶克论海耶克》一书第四部中，海耶克谈到弗利曼和他除了在货币政策外，其他各方面的见解几乎完全一致，但他却对弗利曼的《实证经济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没有提出批评深感后悔，他认为该书就某方面来看是非常危险的，与凯因斯那本《论货币》（Treatise on Money）的危险性不分轩轾，海耶克时常公开说最后悔的事情之一是没有回头批评凯因斯的这本书。其实，由海耶克的说法也可得知他对货币有着与主流学说相当歧异的看法，而蒋硕杰院士抱持“流量”分析，迥异于弗利曼的“存量”分析，且公开批评弗利曼在这方面的观点，应与海耶克异曲同工，由此似可推知，蒋先生的确是继承海耶克的，师生俩的见解终究是一致的。至于海耶克和弗利曼是否有相互影响，就得劳烦读者们在这本传记里去找答案了。
—2004年1月16日
—2024年1月10日微修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