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那个孩子，对他喊：“抬起头来！”他应声抬头，我扣动扳机，“砰”。
一枪管石灰，近距离打在他眼睛上，就只听一声惨叫，继而是痛苦的大哭。大人们蜂拥而出，把那个孩子弄到医院去清洗。我看着袅袅冒烟的手枪，呆立原地。
最后总算是没有瞎掉，如果他瞎掉的话我还不知会怎样。回家后母亲将我一顿暴打，打完丢下一句话：“等你父亲回来再收拾你。”
父亲还在矿上，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我整个月都像等死一样，因为知道父亲打人是很厉害的。到父亲回来那天，我老老实实吃完饭，站到父亲面前，准备挨打。
父亲脸色铁青，问我：“为什么要打人家眼睛？”
我说：“因为他见到我就喊口号，要打倒你。”
我等待中的一场暴打竟没有发生。父亲沉默了。也许在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儿子的心情。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儿子由于父亲的原因受到侮辱，他却没有能力保护。
过了一会儿，父亲说：“去睡吧。”
那也是我对父亲的第一次理解。多数做父亲的人，见到儿子闯这么大祸，肯定要打。可是父亲没有打我，那一刻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内心充满了对我的怜爱，还有歉疚。
“数风流人物”沦为炮灰
开枪事件就这样过去了。我没有受到父亲的责罚，但是可以想见，他和母亲背后一定替我承担了很多，比如赔偿，比如挨骂，比如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切都不得而知。不过后来我发现，古街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一枪打倒了街上的孩子王，我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新的孩子王。一直到“文革”结束，我考上大学，依旧是打群架的好手，挥手就能招来几十个小弟。而且那时候我们打群架，已经开始动刀子了，我身上现在还留有当年的刀疤。在1983年“严打”之前，社会上确实常见打架斗殴，整整一代年轻人在“文革”中成长起来，骨子里积淀了太多的“恶”，就会出现群体性的释放。
不过我使用暴力有个前提，就是绝不欺负人。我打群架都是因为某个弟兄被人家欺负了，我才会带着人去找他们算账。纯粹使用暴力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头脑，有是非观，才能赢得尊重，中国底层社会的秩序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得不承认，众生有差异，平等只在精神层面上存在，现实中每个人生下来就有血统、性格、环境、文化的差异，我们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一些人跑得快些，就在宗族中掌握权力和财富，享有威望，同时承担责任，维持基层秩序，这就是几千年来的乡绅自治。而一场“文革”，用血腥暴力的方式重新洗牌，把所有人打回原点，乡绅阶层被作为“阶级敌人”消灭了，一切秩序重归混沌。
20岁那年我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在某个黄昏醉醺醺地穿过古老的街巷。1982年的路灯下站着一个佝偻苍老的男人，我认出他是童年的仇人。五岁，对，五岁我就记住了他凶神恶煞的面孔。这人是个造反派头目，打过我父亲，还曾经弄个歪把子机枪架在我家门口。幼年的我只能躲在外婆膝下瑟瑟发抖，害怕那像喇叭花一样的枪口突然喷射火焰。现在，我长大了，身强力壮，而他已走向暮年。酒精点燃了我的双眼，我发疯般地扑上去，把他摁倒在地拳脚相加。
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永远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
但是翌日酒醒之后，我感到内疚，于是开始暗中观察他的人生，我才发现这个仇人其实可怜至极。他姓周，本是我父亲所在煤矿的普通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家庭负担沉重。工人阶级虽然号称领导“文革”，但他还是必须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的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当领袖号召他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于摧毁一切。
不幸的是，当疯狂的时代终结，像他这样的“风流人物”只能沦为炮灰。他被煤矿开除，成了拉板车运石头的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他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乡村里一个男人变成残废，就意味着整个家庭垮掉，以至于他的女儿不得不去卖淫。他抱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决心投身革命，却换来无尽的苦难。这个国家愚弄了自己的子民，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现在还有没有可能，把被打碎的民间传统找回来，重新建立基层的秩序？我相信可能，但是一定需要若干年的努力。历史的进化不可逆转，只是具体时机出自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