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成都这样一座休闲的城市，王鹏也曾经享受过自己“感觉满意”的生活。他的老丈人喜欢种菜，别墅的楼顶正合适，前后有花园，住得宽敞。他跟妻子女儿住在另一套高层住宅，是万科的地产，透过29楼的窗户，可享受当地“东湖公园”的美景。可唯独有一点，在中国，王鹏算是一个政治异见者。他常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冒泡，也翻墙上推特，发一些“敏感内容”。
王鹏对于中国的信心开始走下坡路，是从习近平修改宪法、为“终身制”扫平法律障碍开始的。2022年的上海封城,，让他坚定了离开中国的念头。这年他38岁，原想申请留学出国，让妻儿来陪读，不料签证被拒两次。他还想再试，可突然发现“时间等不及了”——他给流亡的异见艺术家华涌捐款，被警方得到了消息。2022年11月，他接到自己居住的成都锦江府河社区警方的电话，请他去配合调查。王鹏说他当时感觉“情况不妙”，立即托人，当晚就开了泰国一家私立医院看病的预约单。第二天，也就是2022年11月8日，夫妻俩抱着不足两岁的女儿，拎着两个行李箱，匆匆离开成都，搭上了去泰国的航班。
刚下飞机，他就体验到久违的“烟火气”。“曼谷人山人海的，全是逛街的人，还有摩托车的喧闹声。”王鹏回忆，而那时，国内大部分城市还在封锁，商铺没什么人气。眼前的图景，让他心里清楚，他和全家将会踏上一条不归路。他最终的目的地是美国——他理想中的自由国度。他决心踏上“走线”之旅。
【图略】王鹏和家人落地泰国。（受访者提供）
这是一条从南美走陆地抵达的偷渡美国之路，俗称“走线”。选择这条路的，多为委内瑞拉人、厄瓜多尔人和海地人，近几年,越来越多出现中国人面孔。外界认为,这是中国的普通民众,经历了严苛的新冠疫情封锁政策,面对经济衰退和越来越多的政治抑郁，开始“自救”的表现。数据也证明了这股潮流，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统计（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仅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非法穿越美国南部边境，被临时拘留的中国移民就超过1.9万。而从2013至2022财年，这个数据的总和只有不到1.5万。
据报道，“走线”者多为青年男子，也有女性和携家带口的。相比留学和工作赴美，选择“走线”的多为中国中下层阶级，王鹏算是例外。这一路危险重重，丧命，打劫或被捕屡见不鲜，也花费不菲。王鹏向歪脑记者数算，“走线”这一路，他一家三口花了40万人民币。最大的一笔,是每人6800美金（约合47600人民币）的“保护费”，当地的“蛇头”会接应护送，躲避移民局和警局，送达墨西哥边境，俗称"大包"。
一路历经艰险，终于，王鹏一家在离开中国三个月多后，抵达了美国。此前，王鹏只想着全家活着到美国，如今，他开始感到异国新生活的负担。他们在加州的住处，是用车库改造的，两室一厅，水电费全包，一个月租金$1700美金（约合11,900人民币）。他英文底子差，为了谋生，只得先去中餐馆打黑工，“杀牛蛙”，每天8.5个小时，老板付他130美金，还没达到加州最低时薪标准，远不能负担一家人的开销。王鹏和妻子算了一笔账，基本上平均每月要从积蓄中拿出1500美金左右，才能把日子过下去。但他说自己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与选择。
而对Robbin来说，从最初决定送儿子出国读书，到全家最终落户加拿大，这个心路，其实也并非偶然。
Robbin回忆，自从儿子上初一，他就开始担心孩子的精神焦虑和身体煎熬。孩子考上的是重点初中，每周每月大考小考不断。教育局虽然明令不能排名，但学校都在偷偷排名。老师时不时要找家长谈话,要重视孩子教育。他和妻子向来主张宽松的教育，让孩子顺其自然发展，但眼下这“内卷”的环境让他们难以接受。偶然的机会，Robbin和从事移民中介的朋友聊天，听到朋友说，现在很多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出去留学。他抱着试试的态度，结果花了不足两万元人民币，把签证和学校申请都办下来了。地点是中介推荐的——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大西洋边上的一个小省份。那里华人不多，“英文环境好”。
在孩子出来之后，他探亲遭遇了“疫情”，滞留在加拿大，最终“因祸得福”，经历过一番努力，全家于2022年6月得到了枫叶卡。而真正开始北美生活后，他才发现，自己出国前虽然多少有些积蓄，但在异乡要生活，就不能还“放不下”国内的生活。此时，他在国内的房子，曾经温暖舒适的家，已成了拖累。每个月的房贷、物业费，让他觉得负担累累。
“原来在中国觉得两千块钱没多少，现在（国内）一分钱不挣,每个月再还房贷，就觉得自己好像唐僧肉，任银行宰割的感觉。”Robbin说。面对房市下行，他既生气又无奈，又不敢断贷，怕房子被没收，这才开始考虑卖掉国内的房子。
离开中国时，王鹏来不及处理房子，“自己的财产嘛，自己辛苦挣的，你肯定想要。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房子都不重要了，我必须走。”后来，他偶然得知能远程卖房，可以通过网络视频公证，委托国内的亲人代理卖房。他立刻开始着手卖房。其中最大的担心还是怕房子被扣押。另外，就如他说的：“我对(中国)的未来没有希望，为什么不早点把它卖掉呢？”
“现在的市场，你不想割肉的话，肯定卖不掉”
【图略】2021年10月5日，一名妇女走过北京销售办公室外展示各种待售和出租房产的广告牌。（AP/ Andy Wong）
2023年9月的一天，美国西岸时间凌晨1点，王鹏叫醒睡梦中的妻子。他刚从中餐馆下班回来没多久，喊妻子起来，是因为要一起坐在手机屏幕前连线。屏幕那边，是成都某公证处的工作人员。王鹏手握身份证，证明自己的身份，并回答公证员的问题。40分钟后，视频结束，王鹏长舒一口气。他没想到视频委托公证这么容易，心中窃喜，自己没受到什么刁难。不过，很快，他的心又悬了上来，如今办好了委托，就要加紧卖房，一天不能耽搁。“晚卖一天，就会增加被扣押的风险。”
“视频公证”无疑是海外卖房者们的福音。对已经身在海外的人来说，如果要处理房产，不用专门跑回国一趟。拜国内前些年火爆的房地产市场，以及各地推出的“便民服务”，还有越来越普遍的网络办公系统所赐，当事人通过和国内的公证处工作人员视频电话，花2000元左右的人民币，就可委托国内的亲人或朋友代为处理国内的房产。
Robbin最初听说这个消息，感觉“有点不太相信”。2022年初，他听人说，如果要卖掉国内的房子，需要专门跑一趟加拿大的中国大使馆，出具证明才可以委托。那时他觉得麻烦，就一拖再拖，过了小半年，眼看着国内房价越来越不景气，他这才有点着急了，就赶紧着手，这才发现，委托公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从2022年到现在，相比新房,中国二手房市场价格跌幅更为显著，房子越来越不好卖，不管王鹏或者Robbin，他们都深有体会。
王鹏早在国内筹划留学时，就有卖房的打算。他家的别墅属于2009年的老别墅，2019年年末花320万人民币买下的，2022年6月，中介建议挂上去的价格是450万。过了一年半，到2023年11月，他真正着手卖时，中介告诉他，“现在挂的人太多了，没人买。”他自降50万，无人问津。又降到350万，看房的人也很少。他干脆一口气降到一个“令人心动的价格”——320万人民币。
降价后，王鹏又给中介交了些推广费，果然在两个月内就把别墅卖掉了。但扣除贷款中介费等，到手只有190多万，算是亏了一大笔。“现在的市场，真正想要成交的，都是要割肉的,”王鹏笑笑，“不想割肉，肯定卖不掉。”
Robbin的卖房心路，也是从最初的“满怀希望”，到最后的“能卖掉就不错”。从一开始下决心，到最终卖掉房子的六个月间，他至少降了三次价。第一次是2022年春天，他以200万挂牌不久，主动降到了180万。此时，有人愿意以174万接盘，但他寻思，毕竟是第一个客户，主动权还在自己手里，于是坚持要176万，“否则免谈”。“结果就失之交臂，后来再也没人出这个价了。”Robbin悻悻地回忆。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消磨”，他越来越意识到，“晚一天卖只能更亏。”最终，扣除中介推广费,他的房子于2022年冬天以150万左右成交。
“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益同不到三十岁，现居北美，从事媒体行业，前不久，他帮妈妈成功地卖掉在东南沿海二线城市的一套高层住宅。益同认为，很多卖家就是不愿松口价格。“不愿主动降价格，就会被动降价。继续拖下去，损失更多。”他说。
2022年年底，中国突然放宽了“防疫管控”。2023年年初,全国二手房房价有小幅回升，益同的家人们暗喜,觉得挺过了房地产的严冬，想等经济好转了再卖个好价钱。但当时媒体爆出好几家房地产巨头的财务危机，让益同断定国内的楼市“有更大问题”，得趁着经济短暂复苏的“逃命波”，把房子赶紧出手。
一般来说，卖家的挂盘价多数虚高，留些砍价的余地，也会参考同小区的价位。益同妈妈起步挂到320万人民币，几周下来没什么动静。益同经手妈妈的房子后，“大刀阔斧”降价，先降到了整个区域的最低——308万。“价格有零有整，就会给人一种正式的感觉”，他还把房子一次性开放给片区内的所有中介，让他们自由竞争。三周下来，来看房的明显增多。他甚至想用拍卖的形式，以280万作为低价，由买家来竞价，但考虑到房地产下行的趋势，还是采用了传统“开高讲低”的模式，最终以298万成交。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靠卖房致富的日子好像一去不复返。人们听到的卖房故事中，成功卖掉的是少数，而更多的，是失败者的徘徊和叹息——“如果当时稍微挂低一点，也许早就卖掉了”。人们后悔，没有清晰的判断力和十足的魄力。“市场涨的时候贪婪，市场下跌的时候又比较恐惧。”长期做房屋中介行业的杨菁华在接受歪脑采访时，这样评价卖房者的心态。
“如今我还得贷款，还得还贷，还是房奴”
【图略】2021年12月8日，一名男子走过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在北京的住宅小区。( AFP/ Noel Celis)
对准备定居在美国的程阳来说，最终决定狠下心来卖掉国内的房子，还是因为婆婆生重病，需要换肾，这会是一笔上百万人民币的开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