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月期的沈从文和张兆和
沈从文和张兆和在一起共同生活了55年，却始终不被理解。人和人的交集有时真的要受命运摆布，如果不是那一年沈从文去中国公学任教，他和她的婚姻都将是另外一种模样。
1929年，沈从文已经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作家了。他虽然每月都有稿费收入，但仅靠这唯一的收入来维持生计，总还是入不敷出。当时，即便如鲁迅、徐志摩、周作人这样的名作家，也要到学校教书，挣一份薪资，才能生活得比较宽松。
沈从文当然也想这样。不过他只有小学学历，怎么能登上大学的讲台呢？对于这个问题，徐志摩倒觉得不是问题，他相信沈从文有能力当好一名大学老师。为了帮助沈从文摆脱生活困境，徐志摩给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胡适写了一封推荐信。事情很快有了回复，胡适同意聘请沈从文为国文系讲师。
这让沈从文格外感激，决心以精彩的授课来回报胡适的信任。为了讲好第一节课，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备了1万多字的教案。然后把教案看了又看，记在心中。
谁知站上讲台，他却突然懵了，脑袋一片空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直到有个女生喊道：“你快说呀，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好啦！”他才清醒过来，想起了要说的第一句话。话匣子一旦打开，他又控制不住节奏，滔滔不绝，一泻而下，仅仅讲了十多分钟，就把一小时的授课内容全说完了。他再次愣在那儿，无话可说。无奈，他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有老师听说这件事后，向胡适反映，认为这样的老师应该解聘。胡适却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胡适把沈从文找来，告诉他说：“不要为第一堂课费神，想想第二堂课怎么上，我相信你！”
胡适读过沈从文的小说、散文，认定他是当下中国文坛少有的天才之一，让他担任教学，可以改变大学中文系只重古文教学，却轻视创作的风气。
而沈从文也不负重托，在教学中引入自己的阅读和写作经验，引导学生进行文学创作，使当时在中国公学的学生何其芳、吴晗、罗尔纲等人，都深受其惠。
也是在中国公学，沈从文遇到了他终身的伴侣张兆和。
那天，他路过操场，看见一个正在锻炼的女生，容貌姣好，身姿健美，整个人洋溢着充满活力的漂亮。他被她吸引住了，并且彻底沦陷。于是他给她写了第一封信，就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你了。”
张兆和接到他的信后，并不理会。他就接着写：“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
她继续不理，他就继续写：“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终于，这种持之以恒的表白，让张兆和忍无可忍，她拿起厚厚一叠情书，冲进了校长胡适的办公室。
“校长你看，沈先生竟然这样对我！”
胡适仔细读了几封情书，然后抬起头来对张兆和说：“他是真的爱你。”
张兆和应声答道：“我是真的不爱他。”
那时候，这位外语系的校花，追求她的男生要排长队，沈从文只能排在第13号。
但沈从文毫不气馁，依旧拿了情书一封接一封地寄出，根本不管张兆和答不答复。
时间长了，就连胡适都看出问题来了，他劝沈从文放弃：“这个女孩子，她不了解你，更不懂你，别再用错情了。”
然而沈从文始终没有放弃，即便后来去了国立青岛大学任教，也仍然持续不断地写信求爱。
1932年夏天，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回到了苏州老家。这次沈从文不再写信，而是提着礼物，利用暑假从青岛来到苏州，亲自登门求婚。
年轻作家三年来的努力终于有了回应，张家人特别是二姐张允和，全都被沈从文锲而不舍的真诚所打动，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一番交谈下来，大家都默认了这层关系。
暑假结束，沈从文回到青岛，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二姐张允和，请她代为询问张父的态度。
“在我们老家有个习俗，男方向女方求娶，女方家人若是同意，就会请男方喝一杯甜酒，不知我这个乡下人，有没有福气喝到你们家的甜酒。”
很快，苏州就发来电报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接受订婚之后，张兆和便只身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1933年9月，两人在北平宣布结婚，婚后居住在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里。
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求爱，终于迎来了圆满的结局，但也开启了家庭生活琐碎的矛盾。两人的结合，并非源自相互理解。整个求爱的过程，张兆和像个公主，一直高高在上，而沈从文则始终处于谦卑仰视的姿态。这种心态上的差距，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只等着有朝一日膨胀发酵。
1934年的一天，沈从文去凤凰老乡熊希龄家，主人不在，却意外见到了熊的家庭教师高青子。
这高青子是个文学青年，早前读过许多沈从文的作品，非常崇拜。一听说来访的客人竟然就是作者本人，不禁欣喜欲狂，顿时老师长老师短的叫个不停。并直截了当地请求沈从文收下她这个学生，抽空指导她的写作。
在接下来的见面中，很有心计的高青子甚至按沈从文小说里女主人公的穿着打扮装饰自己，毫不掩饰地向沈从文表达自己的爱意。
面对一个和妻子同样花样年华的漂亮女人，沈从文突然间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
在追求张兆和的四年里，他始终是匍匐在地的卑微者，张兆和则是高不可攀的公主。现在一下子反过来了，他成了高高在上的人物，受到高青子满怀崇敬的热爱。
他这才知道，男人在女人心目中，可以是这样一种崇高的地位。他经受不住如此的诱惑，不顾张兆和正面临怀孕生子，便与高青子缠绵在了一起。
目睹丈夫的背叛，张兆和显得异常冷静，她不吵不闹，毫不妥协地选择了分居。
沈从文虽然没提离婚之事，却一直和高青子保持着暧昧关系。直到8年之后，高青子主动退出，与一位工程师组成了家庭，两人才彻底分手。
没有了高青子的沈从文，张兆和仍然是他的最爱，但在张兆和内心，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的状态。
两人就这样若即若离地生活着。
1949年，大陆迎来了新生政权，张兆和也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她穿上了列宁装，投身于各项活动，和大家一道歌颂新中国。
此时的沈从文却深陷危机，文章受到批判，人也遭到排斥。沈从文的苦恼在张兆和看来简直不可理喻，别人都在愉快地庆祝新中国的诞生，你沈从文苦闷什么？连儿子也不理解父亲，认为他就是个怪人。这使得沈从文感到格外的孤独和痛苦。
沈从文因此得了忧郁症，他自杀过好几次，幸而都被他的朋友发现，把他救活了过来。最严重的一次自杀，他用剃刀把自己的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同时划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亏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及时发现，把他送进医院，这才抢救了过来。他的自杀来自内心的危机，也来自时代的压力，他无法再像过去一样自由地写作了。
别人都在紧跟时代，唯恐落后，他却感觉跟不上步伐。他感叹说：“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在很多人都想大干一番的时候，他却感受到了个人与国家的矛盾。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索性放弃了写作。
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做编辑的张兆和，鼓励丈夫多写新社会，或者写一些散文，她举的写作榜样是刘白羽，这位军旅作家要么写革命战争，要么歌颂火热的建设场景。儿子从学校回来，也认为老爸的小说过时了，为什么就不能像赵树理那样写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呢？对于妻儿的建议和提问，沈从文只能沉默。
他也曾经尝试过改变，写了一篇《老同志》，想在迎合时代需要和保持自我风格之间做一点平衡，结果失败了。实践证明，他既做不成刘白羽，也学不会赵树理。他能做的，就是转行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在那儿埋头做他的古代服饰研究。
有段时间，因为曾经的一段背叛，沈从文始终不被谅解，与妻子处于分居状态，只有每天晚上，才获准回家吃饭。然后再带上第二天的早餐和午饭，回到自己独自居住的小屋。
对外是主流社会的排斥，对内是家庭妻儿的拒绝。这双重的状态，所形成的夹击，对原本就很脆弱的沈从文，无疑是一种精神折磨。但他顽强地挺了过来，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一定要完成撰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969年，沈从文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临行前，二姐张充和去看他，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拿出一封信，哭得像个孩子，念叨说：“二姐你看，这是三姐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原来，这个曾经出轨男人的内心深处，三姐依然是他最爱的女人。
1978年，经胡乔木出面，将沈从文调社科院任研究员，以便更好地从事服饰研究。随之而来的，是工作环境、生活、住房都较过去有了改善。一家人又可以住到一起，夫妻关系也得到了修复，变得渐渐融洽起来。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那些被批判的文学作品，突然翻身走红，被重新评价，不断再版，使他成为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之一。
1988年，带着满身的殊荣，沈从文与世长辞。
沈从文走后，张兆和一边整理出版沈从文的遗作，一边审视自己的一生。她突然发现，结婚五十多年，两人都没有真正走进对方，更没有读懂对方。她问自己：“从文同我相处，他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
沈从文生前，张兆和并没有阅读过丈夫多少作品。反而是在沈从文死后，她才完整地翻看了他的日记、手稿和作品，真正懂得了他所坚持的文学。在《从文家书》的后记里，张兆和自责地说：
“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如果沈从文地下有知，这该是多大的欣慰！
2024-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