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挂在夺权成功的共产主义分子嘴巴上的“民族解放”和“反帝国主义”实质上都不是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之所以是民族主义，最起码的是要承认自己的文化特性，并且竭尽所能保持自身文化特性，而不是全部统一依照苏维埃模式来把本民族文化特性“改造”成苏维埃的样式，把凡是不同于苏维埃的民族特性都批评成“封建余孽”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趣味”。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就要废除城市。这样的极端行为跟民族主义可以说毫无关系。然而很吊诡的是，几乎所有打着“民族解放运动”旗号起家的马列主义分子起初都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主义吸引底层民众支持。
就这样1949年以后至少三十年内，中国自身的文化属性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在此期间，民族主义就从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着“民族解放”和“反帝反封建”旗号，然而从文化属性上来看，完全就像是一个外来政权。比蒙元和满清统治中国、却不消灭各民族主体文化传统更极端，外来的马列主义政权却几乎将各民族文化传统统统连根拔起。
那么，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到哪里去了呢？一支南渡到了香港，另一支东渡去了台湾，其余离散到了海外。
南渡去香港这一支民族主义，就是我们说后来“反哺”中国大陆那一支。情况具体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与中国大陆“五四运动”遥相呼应，同一年，香港左翼群体也发起了小规模的反日运动，包括抵制日货、杯葛日本商铺和不坐日本邮轮等等。6月3日，甚至还有九名中学生自发组织了香港历史上第一次“雨伞运动”。7月5日，还有300余名华人袭击了两名日本水手。2 虽然总体来说，香港反应很小，几乎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但这已经是开始为民族主义预备土壤了。
1925年，中国青岛和上海等地因劳资冲突血案引发工人运动，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就借机策划大型联动，遭北洋政府和英国巡捕枪杀镇压，史称“五卅惨案”。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在不计代价地煽动工人运动上出力巨大。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縂书记、共产党人邓中夏，前往香港会同（香港）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等人联合发动“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持续到1926年10月，给香港经济和日常生活造成了重创，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趁机在香港发展地下组织创造了极佳时机。罢工仅仅一个月之久，就有近20万名广东籍工人及家属罢工返乡。同时各大工会还自发成立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实施封锁，一边禁止工人返港，一边禁止大陆物资输送到香港，并且断绝与香港的交通往来。3（香港）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此前在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展露头角。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苏兆征就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员，还成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从“省港大罢工”这样的工人运动可以看出来，在香港的大陆人成了联络沟通中国大陆跟香港的重要纽带。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狂热也可能经由这些大陆人传播到香港，尽管香港是英国殖民地。“省港大罢工”被认为第一次煽动起了香港社会的反英情绪。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尝到了利用工人运动向香港渗透，在香港发展地下组织的甜头。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注意到，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总人口约100万，至战争爆发，约有50万人逃亡中国大陆。战后，原先逃亡大陆的香港人返回香港，同时带来了100万大陆人。至50年代初，香港人口超过200万，大半都是大陆来港的难民。到50年代中期，战后来港的大陆人尽管在香港居住逾20年，仍坚称自己是难民，多不承认自己的香港人身份。最后一批大陆难民，据周永新回顾，可能是1962年逃亡潮带来的：不到一年时间，有数十万大陆人翻山越岭偷渡至香港，还有部分是泅渡游水过来的。至于逃亡过程中，有多少人死于解放军枪口或因其他原因死于途中，无法统计。1949年以后中国全国性大动乱在1966年至1976年间达到巅峰。因文化大革命武斗惨死的中国人，被源源不断地扔进珠江流向大海。香港水域每天都有人发现浮尸。这些死者多是被“五花大绑”扔进海里的。周永新小时候也亲眼见到过这样的惨状。4
文化大革命期间，仍有大陆人只身泅渡到香港。比如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之女陈子美就在1970年身绑汽油桶游泳到香港避难（此时已年近6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