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回归中国以后就遭遇法治覆灭的香港来说，民族主义却是南渡文化带来的悲剧。
作为在冷战期间夹缝求生的微型经济体，香港人一边接受来自中国的难民，一边努力地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属性不被英国侵蚀，一边寻求从文化产业突破，创造新经济动力。最重要的因素是南渡文化精英带来的文化土壤，给香港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知名南渡人士中，不但有唐君毅、钱穆、牟宗三、余英时这样的杰出文化精英，也有金庸、倪匡、梁羽生这样的小说家。正是这些人直接促成了香港的黄金时代，这些人是香港人至今引以为傲的文化脊梁。但也正是这些人所保存的新儒家思想火种和中国文化传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重新“反哺”中国大陆。
除了南渡而来的文化精英以外，向香港延伸的共产主义分子和中共的地下党组织网络也跟着来了。在这些左翼分子持续煽动下，反殖民情绪为加剧民族主义传播创造了环境。民族主义情绪，不但刺激南渡文化精英反复想象已经永远失去的“中国”，还把那个“中国”进行浪漫化演绎。
小说家和电影制作人将自身的民族主义愤懑，发泄在想象永远回不去的“中国”身上；假如用在批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能对于本土和海外市场来说，还不够有吸引力，甚至还引起左翼分子反弹。比起痛斥和讽刺共产主义社会的刻板无情和颠倒混乱，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显然是更有趣的选项。
就这样，夹缝求生的香港文化产业，创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中国”。被中国大陆接手过去以后，那个并不存在的“中国”正在从梦想变成噩梦。如今这个受到民族主义狂热背书的极权主义噩梦，也给香港带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谁能告诉我们，我们凭什么要忍受那么多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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