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族主义是怎么一步一步扭曲、变形、乃至走到如今这个地步的？
MAR 31, 2024当代政治观念
© Hoponworld中国民族主义崛起过程很复杂。晚清被列强叩开国门，无疑是中国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的历史背景。正因如此，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应型民族主义。也就是说，是在面临外敌威胁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
在梁启超发明“中华民族”一词以前，中国民族主义的前身，更接近于混杂排满、排外和寻求自强特征的大汉族主义。但是中国历史学家萧功秦将甲午战争前后“清流党人”表现出来的“清流主义”，视作民族主义早期高调发作案例之一。1“清流主义”可能还不大适合上升到“主义”层面，这时候的大清国虽然有国家意识，但仍不像是现代“民族国家”。稍后蔓延于大清国北方多个省份的义和团运动，起初打着“反清灭洋”旗号，似乎更接近中国民族主义的原始形式，尤其是大汉族主义。到清末革命党人意识明确地寻求“排满建国”，再到“中华民国”成立前后寻求“五族共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才正式形成。这时候，民族主义的内涵虽然同样混乱，但却是奠基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上的意识形态。这在民国初年已然形成共识。袁世凯称帝或张勋复辟引起全民讨伐可以见得，现代国家观念已然深入人心，开历史倒车再难让人接受。
但是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观念，即使含混不清，甚至自相矛盾，却并不必然是排斥西方文明的。清末知识分子痛批满清和义和团运动野蛮，寻求建立君主立宪国家乃至共和国都被认为是向西方文明靠拢，是一种西化举措。因此，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不是守旧，反而是积极西化、拥抱文明。像极端排斥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即使算作极端民族主义的表达形式，也不算主流，反而遭到主流挞伐。
紧跟着兴起的“军国民主义”像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场不成功尝试，但民族主义依然是倾向西方文明的。即使这时候舆论风向调转，开始美化和同情起义和团运动来，主流社会也并没有放弃推动国家实现西化的努力。倒不是西化就一定文明，而是当时的西化就是现代化，别此而外，没有别的现代化途径。甚至连国粹派文化保守主义分子，诸如章炳麟、刘师培、梁启超等人，骨子里也是积极拥抱西方文明（包括日本）的。
中国民族主义是怎么逐渐走向与西方为敌的呢？“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五四运动”促成的最大分裂是意识形态分裂，但并不是要不要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分道扬镳。由于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有两大阵营发生了根本性分歧。最显著的地方是：马克思主义分子循着反帝国主义情绪，顺势转入了在俄国刚刚站稳脚跟的列宁主义；而自由主义阵营则主张继续遵循原有的现代化路径，与西方国家进行竞争和斗争。
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激进程度是很明显的：在从民族主义转向反帝国主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分子对“西化”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并不是他们不希望西化（因为西化跟现代化是一起发生的），而是他们不喜欢依照帝国主义模式的西化。这时候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权无疑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带来了“既西化、又反帝国主义的”别的选项。
这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分子，一厢情愿地相信新生苏维埃政权代表人类社会的新方向。尽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只是道听途说苏维埃政权。浪漫主义想象和平民主义追求已然屏蔽了苏维埃政权的斑斑劣迹，就像1968年欧洲浪漫想象血流成河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即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分子去苏维埃考察，他们也只是去验证自己天真浪漫的想法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而不是用批判性眼光审视苏维埃政权的制度性缺陷和社会问题。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分子就将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效仿苏维埃政权走上了共产主义暴力革命道路。
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分子看起来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而且他们无疑将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标榜成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事业。但是许多人想当然忽略了这个事实：马克思主义分子骨子里跟民族主义是相冲突的。马克思主义是要以消灭一切阶级、一切剥削为目的。民族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是未来方向，反而是理论障碍。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旦夺权成功，就立刻抛下民族主义伪装——这套伪装放在所谓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有用，但一旦夺权成功，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要调转枪口依照苏维埃政权的样板来“改造”自己民族的文化。这种“改造”实际是就是针对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的消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