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国王一家去了北京，不再回来，此后汉人渐渐多了起来。”
我在为自己的小说做一些资料的收集和调查的时候，无意间翻到陈凯歌这篇《青山——回忆知青岁月》，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随处可见的地步。不知道人们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传播，在如今的审查环境下，普通人自己书写的回忆录，可能多半是发不出来了。
陈凯歌在开篇谈起 1969 年的那个春天，朋友在地图上指出云南的方向：你肯定那儿还是中国吗。他要去的农场在景洪，在今天已经因旅游业的发展如雷贯耳，也没有人再敢说：你肯定那儿还是中国吗。
但是在这个由头之下，他也试着这样讲述景洪：“这里过去是王国，很少发生战争，是信奉佛教的和平的农业民族。一九四九年，国王一家去了北京，不再回来，此后汉人渐渐多了起来。”只能这么多了，点到为止。他只能讲述自己作为知青的故事。
这使我难忘，回忆起来惴惴不安的地步。就好像全篇只剩下这一句，他没有细说、也不能够细说的，关于本地人的生活，其背后就笼罩着这样一个阴影。然后看他穿插着大同小异的知青生活，面对惊心动魄也冷静地结尾：“文革”一来，佛教被禁止，“泼水节”也被作为迷信活动，取消了。
虽然生长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但我更多也从电视新闻中认识傣族，我的眼光，也被训练成一个汉人的眼光，可以将一个与我同样的小数民族看成是惊奇的景观，可以被消费的景观。于是我小时候在学校，是彝族、白族、苗族等穿上傣族的衣服，表演一种我们在电视新闻中接收到的共同幻觉。
这样的表演还有很多，我还跳过布依族的舞、蒙古族和藏族的舞。大部分时候，我忘了自己是个彝族，我是说从那些衣服中脱身出来的时候，我回到了穿那些衣服之前的状态，即"一个普通汉人对其他民族的想象"，我已经习惯于在这种政治身份中生存了，只有在填写家庭调查表的时候，我才会如同受到惊吓一般，郑重其事地写上我的民族——这个字很难，我需要翻字典，直至升到高年级才勉强将它记住。
我母亲年轻时也跳民族舞，最擅长的曲目是《月光下的凤尾竹》，她一直没去过西双版纳，她想象那是梦之国度，在佛的光辉下，一切都是柔和的。她梦想再次穿上傣族服饰，除了自己跳过傣族舞以外，她对傣族的了解，和任何一个汉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也是这样想象傣族的。
直到 2022 年，我搬到了腾冲，意外发现这个地方也有傣族聚居，且饮食文化多元，傣族占重要一席之地，我开始主动或被动地了解这个曾经只存在于我想象中的民族。在工作中结识的伙伴，就有傣族、傈僳族和佤族，我开始写《边疆、民族与宗教》这个系列，也就是在腾冲、在与这些朋友的相处过程中诞生的。
我住在腾冲时认识的朋友溪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女孩，我忘了问她的民族（好像这在我们云南的生活中，或者在腾冲的生活中，是最无关紧要的一件事，没有人会这样问彼此，除非是自己欣然袒露），但她似乎由从小相识的亲朋好友、街道饮食，对一个地方了如指掌。在我们约好去吃“撒撇”的某一天，我告诉她我是彝族，她说，那是崇拜火的民族，紧接着又补充道，就像傣族是崇拜水的民族。
经她这样不经意地提起，像咒语一样洒落在我心间，原来我们在信仰上是相反的，又像是天生的一对。
我对傣族的理解，我们的连接方式，终于不再透过小时候穿的傣族服饰、跳的傣族舞，或者撒撇*和傣味手抓饭，而是更直接地，有了一个更强的关联性。我们是站在一起的，可以相互理解，并作为彼此的补充，相互解释的。我们是姊妹，是兄弟，是共同信仰自然神的伙伴。
但这是广义上的相似，狭义上，彝族似乎已经没有"神明"了——我的意思是，可以像傣族那样，供奉在华丽庙宇里的神明。正如陈凯歌在《回忆知青岁月》里写到的那样，傣族是信奉佛教的民族。一定程度上，我母亲所想象的那个国度，在佛的光辉下，充满鲜花与微笑的国度是存在的。
2023 年 7 月，我终于说服母亲去西双版纳，我们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家族旅行。她这个人总是别扭，明明在我提议之前，她就已经买好了傣族的薄筒裙，早已给自己的人生计划了这趟旅行，但正经邀请她的时候，她却再三推拒。其实我也知道她内心的想法，她是那样胆怯的一个人，胆怯于靠近自己的梦。而我和她的关系，也像是世界上紧张的一对，太阳和月亮，永远隔着一些时光，错开比较好。
但最终我们还是出发了，前往西双版纳，我知道她从少女时期就想象过这个城市，一座梦幻的岛，在亲身到达之前，它悬浮在所有陆地和海洋的正中央，正上方的位置，永远供人想象，哪怕到了视频时代，我们会已经在各种即时的影像中见识过它的真面目，但实际抵达，仍然是不一样的。我希望弥补母亲的少女时代。在二十岁出头，我也才第一次到达西双版纳，在这里留下了一些忧郁的潮湿的记忆，但总体上是美的，令人怀念的，所以我想起它，想起它对于母亲的重要。
结果真实的西双版纳，果然变成了一座城市，而永远也无法复归我们想象中的岛屿，纵使它有盘根错节的榕树气根织出的笼，也不能再遮住它的古老，和永远让人幻想和揣摩的部分，它是如此地赤裸，赤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西双版纳，我的彝族母亲身穿傣族的紧身衣和薄筒裙，在傣王曾经居住的花园中留影，我们所有人都忘了，这里曾经拥有过一个显赫的家族和王朝。然后他们消失了。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解放了——那国王一家去了哪里呢。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第二次来，我也还没来得及带上陈凯歌记忆里这段惊心动魄的描述：“这里过去是王国，很少发生战争，是信奉佛教的和平的农业民族。一九四九年，国王一家去了北京，不再回来，此后汉人渐渐多了起来。”
从西双版纳回来以后，这个问题却像是顺着尾椎骨，爬上了我的背脊，使我闷闷的。不时想起它，背后变得沉重了起来，拖到身前，又变成一条欲断的绳索，再抓下去，薄如蝉翼，便什么也没有了。我们从这句话里，什么也找不到。谁会想起追问傣族的历史，在王宫导览前，几分钟的口舌就讲完了，“新中国”翻开了璀璨的篇章，外面“新时代”的雕像和标语，早已虎视眈眈，“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团结抱在一起”。
西双版纳什么也没留下，我甚至没能和一个傣族人交谈——但也并不重要，我和每一个人交谈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傣族，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彝族，然后我们互相不知道，但我们交谈了，我们面对彼此，并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唯一的区别就是游客和本地人，一些人休憩，一些人劳作，一些人幻想桃花源，一些人迫切要到外地打工。
现代、文明、都市、旅游，在面对人的真实需求时，不堪一击。但最终可能都不必到达这些夸张的词汇，因为我们甚至从未有过，悬在上空的政治，让它维持着这样一种假象。于是在面对人的时候，那些复杂的原始性，彼此身上野蛮的部分，忧伤的部分，让我们如此难以消化，难以相爱。
每年我们都会在新闻中看到相似的矛盾，乃至于仇恨。旅游乱象，就是本地人不再“淳朴“了，“被金钱腐蚀了”，就连泼水节的性骚扰，也怪罪到“少数民族的落后”。怎么会这样，有时候他们是联欢晚会上身穿靓丽服饰、还要保持笑容的一种民族象征，美丽的、纯洁的，好像天生就供人观赏，天生就少于思考。而一旦在现实的冲突中露出和你和我相似的人性的一面，就好像一只猫、一株兰花成了精，立马被召来的天师或道士，早早降伏得好。
西双版纳什么也不剩了，一个被掏空的岛屿，榕树的气根早已被扯下，不足以支撑它高高地悬挂在天空，我母亲的想象中，有孔雀公主，有轰轰烈烈的爱和恨。那是另一种罪恶，但它显得温柔，至少我母亲幻想那是她的故乡，她会和那里的人们住在一起，然后让自己消失，只剩下岛，只剩下雨林和孔雀。
2024 年 5 月 20 日
*撒撇：一种傣族小吃。
这是“边疆、民族与宗教”系列的第六篇，感谢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