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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前被迫下野 胡耀邦还是太天真了

—蔡慎坤:六四序曲:遭元老逼宫,胡耀邦被迫下野

胡耀邦被逼辞去总书记职务,主要是一批元老直接操纵。1986年5月,作为元老代表的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70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1986年8月22日,邓小平过81岁生日,在北戴河设宴,表示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胡耀邦信以为真。10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态,说“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地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的同志让路。”胡耀邦的讲话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得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聂荣臻、倪志福和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赞同,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还在会上发表了支持胡耀邦的讲话;却招致王震等人的反对。这番话实际上胡耀邦被逼辞职的导火线,自此之后胡耀邦的权力被削弱。

1986年10月,邓小平把十三大人事主导权交给了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安排由薄一波等7人组成小组(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王震、伍修权、高扬)分头征求党内对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意见。

1986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始的学潮蔓延到北京,中共元老将学潮的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的纵容;而此前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杂志陆铿在中南海访问胡耀邦,将采访内容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被中共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视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证之一。

1986年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书记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并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点谈话。邓小平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并责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胡耀邦回答说:“我保留我的意见。”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被认为是为群众做思想准备。当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中共元老商议胡耀邦的去留问题。1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以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指示要点的一号文件;同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

1987年1月10日-15日,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召开的“党内生活会”上,元老们连续几天指责胡耀邦的“问题”;邓小平与陈云因地位太高不宜出面,国家主席李先念因在上海没有参加。胡耀邦在生活会上首先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试图做出一些辩解。之后胡耀邦遭众人轮流批判。薄一波认为胡耀邦到基层视察的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指责他是在“游山逛景,哗众取宠”;杨尚昆和王震指责胡耀邦站错路线(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宋任穷批判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态度。邓力群通过五个小时的发言痛斥胡耀邦的作为,称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运动关注不够、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遵循老领导的意见等。被胡耀邦视为朋友的王鹤寿也落井下石将其私人讲话公开。在这次生活会上,只有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支持胡耀邦,斥责元老们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党的原则的。

在1月15日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后的检讨,表示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要求组织继续调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过派系。生活会结束后,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的台阶上黯然落泪。最终,在连续七天的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说,胡耀邦“没有把工作做好”,“让一百多个部级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要害问题”。“到下面乱跑”,“没有把精力用在他本应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上”。“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陈云又说,他“批评过胡耀邦以后曾希望胡耀邦能改正错误,可是胡耀邦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在选拔干部上,胡耀邦“只选自己圈子里的人”。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并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的理由是他在地方工作和在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期间都有成绩。

会议保留了胡耀邦政治局常委,只是排名降到最后一位。1月19日,中共中央三号文件列举了胡耀邦解除职务的原因:“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

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仍以接近全票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当初卖劲倒胡的邓力群和胡乔木,则在选举中因得票最少而落选。尽管胡耀邦被闲置,仍然深受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及学生的欢迎。1987年12月30日,胡耀邦接受邓小平的邀请去邓家打桥牌,邓问胡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没有回答,因而失去了邓小平的信任。

除此之外,胡耀邦反腐败也得罪不少高官。1985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长子胡石英,因经济诈骗被判刑,这个案件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一致通过、胡耀邦批准的。当时,趁胡乔木夫妇在外面开会,由中纪委副书记韩天石带队,在胡乔木儿子的床下搜出一麻袋人民币。对此,胡乔木常在邓小平面前絮叨,虽然胡石英只判刑一年半,且不久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但是,这件事在中南海引起很大震动。中共元老子女利用父辈权势“先富起来”的,绝不止胡石英一个,而是一批人。胡耀邦此举引起元老不满。据万里身边工作人员说,当时元老一度人人自危,最典型的是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警告身边人士和子女: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

胡耀邦下台后在一次与友人谈话时说:“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他的意思是叶剑英在的话,他就不会被赶下台了。

胡耀邦还是太天真了。不错,叶剑英思想上的确开放,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顽固派是不一样。这一点在华国锋被赶下台时就看出来了。华国锋其实并没有什么过错,华本人也是改革开放的开启者,华的思想并不僵化,比较实事求是。但却成为邓小平陈云等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当年叶剑英也想保华国锋,最终没有保住。

相对而言,胡耀邦并没有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功劳。华国锋在党内地位也比胡高,叶剑英是心甘情愿辅佐华国锋,当邓陈联合起来要整华的时候,叶剑英已经有心无力了,自己不得不让步,并且也做了自我批评。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几次救过胡耀邦,他和胡的关系也确实好。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第一时间通知胡耀邦,并要胡出来工作,从叶剑英对华国锋和胡耀邦的态度看,可以看出叶人品不错,没有野心。这一点与邓小平陈云比,太不一样了。

1986年叶剑英去世,邓陈等老人就开始整胡耀邦。如果叶剑英健在,就不会整胡吗?其实华国锋下台之后,叶剑英就几乎不管事了,他的地位逐渐被邓所取代,尤其是军队。邓不当国家主席不当总书记,坚持当军委主席抓军权。在华下台的问题上,叶和邓并不一致。华国锋下台后,叶剑英就被架空了。而叶对邓是有恩的。叶和华主动把邓放出来,邓却恩将仇报,把华赶下台,夺叶的军权,架空了叶。

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叶剑英能够救胡耀邦,那是因为造反派容易对付,1964年和1975年那个时候,叶剑英的地位高。这和1986年的情况大不一样,1986年的形势更加凶险,不是地方上要整胡耀邦,而是邓小平陈云要整他,邓陈比文革中的造反派手腕高明多了。邓陈在华国锋下台之后已经不把叶剑英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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