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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一次自我救赎

—废品收购站寻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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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伟大领袖振臂一呼,全国上下便陷入一片狂热和疯癫之中。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工厂停工,各级党政机关瘫痪,大中小学的学生全部停课闹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原来的许多当权者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纷纷被拉下马,成了专政的对象,丧失了起码的人格和尊严,被戴上高帽子到处游街示众。与此同时,“破四旧”也如火如荼。除了毛泽东和马恩列斯著作外,其它一切书籍几乎一无例外的都变成了封资修的东西,甚至连男人留的胡子,女人的长发,身上的裙子和高跟鞋也统统成了革命的对象,统统列入到横扫之列。

记得我们核物理班的罗泽中同学原来留着很长的山羊胡子,常以美髯公自悦。文革开始以后,他却迟迟不肯把胡须剪去。一天在北大小南门外偶然碰到了一群“破四旧”的红卫兵,十几个人气势汹汹地围着他非要剪掉他的胡子。罗同学一手捂着胡子,一手抵挡众人明晃晃的剪刀,嘴里还不停地辩解说:“马克思恩格斯那么长的胡子还不是一样闹革命嘛!”但中学生们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把他剪成了秃嘴巴。尽管他大喊大叫,极力反抗,但仍然无法抵挡众多红卫兵的强大攻势。

一时间书店关门,图书馆被查封。因为马克思喜欢红色,于是红色便成了革命的象征,举国上下凡是能涂上颜色的地方一律被涂成血红色,神州大地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就连那“无产阶级恐怖万岁”的大标语也要在下面滴上几点类似人血的红墨水,以示革命者的无畏与无情,看了都令人毛骨悚然!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看到这类标语时总是感到不寒而栗。当郭沫若要求把自己的全部著作统统付之一炬的时候,一些专家学者和走资派的家藏书籍被抄。更多的人害怕引火烧身,纷纷把自己珍藏的书籍当作废纸送到了废品收购站。

学生们怀揣一本红宝书就可以包打天下,成了自己革命的唯一精神食粮和本钱。专业书是绝对禁止的,否则会给你戴上“白专”的帽子,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其它文学艺术类的书籍也统统被列为禁书,即使你想看也找不到,这对于渴求知识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痛苦。偌大个中国竟然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成千上万的大中小学生正处于追求知识的年龄,整天无所事事,无书可读,那滋味实在不好受。当然也有一批天不怕和地不怕的人敢于顶风而上,自谋出路,那就是北大技物术物理系放化专业330班的一帮“痞子们”。

在文化革命中,提起技物系的330班,恐怕全北大几乎无人不晓。他们思想活跃,无视各种禁忌,蔑视当时疯狂至极的极左思潮,更不满各种打砸抢的过激行动,敢于直抒自己的意见,顶风而上。大家当然也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只好采取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发泄自己的情感。

文革前海淀有一个旧书店,是北大穷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文革不久,八一中学的一帮红卫兵声称是封资修的黑店而要查封它。这下可惹恼了330班的一批旧书店的老主顾,我们班十几个同学主动出击,连续几天与那帮左得可怕的中学生们展开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拉锯战。激烈的辩论甚至推推搡搡使一些好心市民们都为我们担心,偷偷地劝我们不要与有组织的红卫兵对抗,但“痞子们”还是据理力争。当然终究还是没能抵挡住穷凶极恶的滔滔洪水,没能挽救旧书店被查封的命运。这使我们认识到,在那个极度疯狂的年代,有组织的极左行动的破坏力是巨大的,为读书我们不得不另蹊径。

我们班里外号叫“萝卜”的同学可以算是众多“痞子”中的佼佼者,地地道道的北京油子,调皮捣蛋的高手。因为从小生活在北京,又特别爱交际,所以老北京的大街小巷他都非常熟悉。他为人义气热情,乐善好施,结交的朋友很多,三教九流都有,因此知道的事情也特别多,常常向大家传播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此兄长得五大三粗,像个典型的农民兄弟,但人却非常聪明。他安装的收音机其质量无论是音质或灵敏度,甚至选择性上无人能比。他那无师自通的木工活也相当于五级工的水平。

正当大家因精神匮乏而饥渴难耐的时候,陶令煌和“萝卜”偷偷地告诉我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东直门外的一个废品收购站最近收购了许多“四旧”书籍!问题是我们以什么名义和什么方法才能搞到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第二天一早在陶令和“萝卜”的带领下,我和程汉良、俞小平五人便直奔东直门外。我们以北京大学为工人同志送中央首长讲话资料的名义,与收购站的领导接上了头。当时北大可谓是文化革命的圣地,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威名全国,不仅她本人一时间红得发紫,连北大的学生也跟着老聂沾光,到处受到人们的赞羡和推崇。那位领导看到北大学生亲自将中央文件送到一个废品小站,真是感激涕零,一再表示感激之情。

“假传圣旨”意外成功后,我们提出希望从这里购买一些马列的经典著作,来武装自己的头脑。那领导看来文化程度不高,他本来就对北大的学生充满崇拜之情,又听说要从旧书中选购一些马列的著作,学生爱学习是好事啊!自然是满口答应,慷慨应允我们随意挑选。“阴谋”得逞了,“满怀鬼胎”的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大家来不及道谢,纷纷向那一座座小山一样的书堆冲去,各自寻找自己喜欢的书籍。

这里的各类书籍堆积如山,品种也极多。虽然也有政治书籍,但大部分都属于“禁书”,这使我们欣喜若狂,真想把所有的书都统统带走,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只好拼命从其中翻找自己最喜欢的书籍。我喜欢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诗词,程汉良和陶令煌喜欢西方小说和哲学,俞小平则喜欢欧美和苏联的侦探或科幻小说,“萝卜”只捡些中国武侠类小说和无线电之类的科技书。大家各取所需,都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一刻不停地在书山中翻找,忙得连午饭都顾不得吃。从早晨八点一直翻捡到下午五点,每个人都挑了一大堆。虽然个个都累得腰酸背疼,像刚从煤窑里钻出来的矿工一样,身上和脸上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但心里还是充满着发现新大陆和如获至宝的喜悦。

书挑好了,下面的问题是如何瞒过收购站领导的眼睛,把我们的辛苦收获顺利带走。又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在陶令煌的提示下,我们把每本书的书背朝里,再将两摞书背对背地并在一起,这样从外面就看不到书籍的名字。然后又在每一捆书的上下各放上一两本马列的著作以掩人耳目,最后用绳子把它们横七竖八地紧紧捆住。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那位领导只是简单地看了一下表面,便以每公斤0.27元的收购价过秤交钱。我们每个人都买了几十公斤,匆匆忙忙地扛到门外,由“萝卜”从家里找了一辆地排车,一路谈笑着拉回了学校。

既然是禁书,阅读时也必须特别小心,决不能让不熟悉的人知道或看到。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看这类书籍是十分危险的,弄不好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或封资修的孝子贤孙。有多少人只因无意间说了一句错话甚至梦话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又有多少朋友、亲戚、兄弟,甚至父子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反目成仇!我们系一位高年级的学生就因为在梦中含混不清地喊了一声刘少奇的名字,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好在我们班的同学思想比较开放,相互也比较理解、宽容和信任,又善于把政治问题化解成恶作剧式的笑话,就连最革命的人也很难抓到把柄。这批书成了大家争相阅读畅销品。我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系统阅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并且与好友老郑一块欣赏和评论。如果说十年文化革命还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大概就是认真阅读了这些宝贵的书籍,使我们增长了不少知识和阅历,提高了自身的文学素养,也算是一次思想上的自我救赎吧!

后来我们几个兴犹未尽又去了一次那个收购站,仍然如法炮制,很容易地又挑选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哲学和文艺作品。领略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很想感受一下异域文化的风味。这一次我挑选了大量外国名著,包括世界历史、西方哲学和文学名著,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林娜》、《复活》;屠格涅夫的《罗亭》、《猎人笔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选》;伏尼契的《牛牤》;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格列佛游记》;夏绿蒂的《简爱》;莎士比亚的戏曲集;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小仲马的《茶花女》,巴尔札克的《欧也妮格兰特》、《邦斯舅舅》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斯汤达尔的《红与黑》,莫泊桑的小说选等。美国作家德莱塞的《天才三部曲》,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另外还找到了几本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伏尔泰和卢梭的哲学著作等。

从这些西方小说和历史哲学著作中我逐渐理解了科学、民主和自由的含义,领略了西方社会发展的脉络、动力和欧美文学的写作风格。另外,对资本主义文明和西方的价值观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后来几次搬家,这些书虽然大部分都丢失了,但从中学到的知识和由此产生的人生感悟却没有丢掉,而且终身受益,这些书籍不仅帮助我渡过了漫长而无聊的文革岁月,而且对我以后研究科学史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革耗费了我们十年的大好年华,给同学们的身心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对我们的一生产生了惨痛的影响。但每当回想起那次买书的经历,仍然感到幸运和高兴。

《记忆》2015年11月15日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记忆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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