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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病夫与“中华蹲”:被中国共产党绑架/捆绑在一起的屈辱意识与复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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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我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街头撞见了灯光黯淡、装修老旧的兰芳餐馆。眼见波哥大入夜后雨势越来越大,老板又殷勤揽客,最后我还是决定进门,点了一份综合杂碎(Chop Suey mixto)。

南美的中国餐馆系谱很耐人寻味,背后大概都是不同的离散路径。

从厄瓜多尔、秘鲁一路往南,一直到玻利维亚和智利,中国餐馆一般都被直接叫做“Chifa”,不知道到底字源为何。到了哥伦比亚,“Chifa”这种说法却很少见,而且菜式名称还经常带有美国中式餐馆的影子,比如这里菜单上的 Chop Suey,在美国唐人街的餐馆里也很常见。

老板问我哪里来的。“早说你是台湾人嘛,这样说国语就行了。我以为你是泰国人。”

以一个中国餐馆老板的角色设定来说,他的语气有点太过高亢热情,但他浓浓的广东口音还是让我稍稍安心了些——广东人开的店,至少应该不会太差。

没想到我错了。炒饭的米粒,尝起来像放了八年半的储备军粮。杂碎本体倒是堪食,该勾的芡也没有少,但和纽约华埠的餐厅相比,还是天与地的差别。

综合杂碎(Chop Suey mixto)。

离开哥伦比亚几个月之后就是农历新年了,但我却没有过年心情,天天只是刷着手机萤幕,看着对岸的肺炎疫情瞠目结舌。

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华尔街日报》因为使用“东亚病夫”这个历史辞汇指涉中国,在国际间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过“东亚病夫”当然是个意象到位的双关语(毕竟得了肺炎当然是个“病夫”──姑且先不计较“夫”这个字的性别涵义),但终究不太政治正确,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然而吊诡的是,“东亚病夫”其实本就一直都是一个和中国的“复兴叙事”绑在一起的符号:正是那种帝国殒落、从天朝核心变成“半殖民半封建国家”的家道中衰的耻辱感,在推动着中国人的复兴想望。

之所以使用“半殖民半封建国家”这个名词,是因为这个词汇带有道道地地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殖民和封建,本就都是共产主义要打倒的敌人。但身为一个台湾人,我其实是在上了大学、读了中国出版的简体书之后才知道这个说法,于是也才发现,原来“复兴”这个词,在海峡两岸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概念。

对于身在“自由中国复兴基地”的台湾人来说,我们被灌输的“复兴叙事”里所要打倒的对立面,其实是共产党的中国,要恢复的则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体制、“被马列主义摧残殆尽的中国文化”,以及国民党对中国领土的治权。

然而对于新中国的大陆人而言,那个复兴叙事的对立面,却是“被外国势力割据控制的孱弱的中国”,要恢复的则是更抽象、更宏大的国族概念,以及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

台北的南京复兴捷运站。(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不过别误会,这个车站的命名没有政治意涵,纯粹只是刚好因为车站地点位于南京东路和复兴北路的交叉口而已。不过这些街道之所以会以中国城市命名,当然还是有特定的时空背景和政治意涵的,但那是另一个主题了。

有趣的是,这种复兴叙事不只牵动了中国人的想望,也牵涉了两岸政权的竞合均势,以及海外华人认同的锚固对象。

去年许多海外中国人/留学生因为反送中事件而在外国街头抗议、民族意识高涨的时候,我正好在读 Philip A. Kuhn的 Chinese Among Others(商务印书馆出了中译本,书名叫《华人在他乡》)。和时事两相对照,这本书越读越有意思。

Kuhn在书中特别强调海外华人和原乡的连结,指出过去的华人其实不太有“移民”的概念,始终认为自己有朝一日要落叶归根,因而只是短暂居留的“侨民”。

我去年也刚译完一本关于美国华人铁路工的专书,作者就在书中提到,许多华工当年就算客死异乡,也要把遗骨运回故乡,导致美国很多华人会馆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太平洋上运送华人遗骨,其业务量之大,大概可以干脆成立一间“太平洋殡仪公司”。

这种和原乡的强大连结、没有觉得自己“要永久移民”的现象,和今天很多因为各种原因,想要取得美国护照的华人很不一样,也和当年美国境内的其他欧裔移民不同。(不过与原乡连结这点,似乎也可以拿来解释,为何今天东南亚和韩国的华人这么讨厌台独XD)

真要说起来,在美国的移民之中,还有在和“原乡”保持强烈连结意念的,或许就只剩下犹太裔的移民了(虽然他们连结的可能更多是以色列这个想像中的“原乡”)。

此外,Kuhn似乎也同意,过去的海外华人并不是帝国扩张的工具,和因为殖民事业而散布各地的西方移民不一样,只是一群“没有帝国的商人”,因此不论到哪里,都是当地政权喜欢合作利用的对象。

这种“移民无害”、“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论点,也经常被现在的中国政府挪用,拿来安抚西方人对于“中国人随处可见”的焦虑。

然而矛盾的是,华人移民在今日的国际角力之中,的确也经常在为中国政府扮演中介角色,比如去年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建交之前,当地的华商便是穿针引线、资源挹注的窗口,而中共官方也曾明确宣示,海外华人就是推行一带一路的重要资源,可以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斐济街头,一个歇业中的中国餐馆窗上贴满了当地的中文报纸。

不过综合 Kuhn的这两点观察,以及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我联想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不论是在韩国做田野,或是在其他地方旅游时,我遇过不少在海外定居的中国人,虽然他们的居留身份不一,有些合法、有些非法,但大多都有个共通点:非常支持中国政府和习近平

记得有次我在埃及同时认识两个中国背包客,一个来自湖南长沙,一个长住迪拜。聊天时我问起他们对中国政府的看法,结果长沙人不断摇头叹气,认为国内的政经状况很糟,也不看好中国的未来;在迪拜定居的那位恰好相反,不但支持中国政府,也看好中国未来国势。

这种“海外乐观、国内悲观”的现象,似乎呼应很多人观察到的现象: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好像往往更加“爱国”、更支持中国政府。

我也不只一次听到华人餐馆的老板和我说,“现在中国有钱了”、“现在中国人受尊重了”,仿佛是毛泽东当年在天安门上大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巧合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也在高唱“起来”,大概也是中国人习于想像自己“被压迫、被迫蹲低”的来源之一。(西方有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Asian Squat”这个说法,但中国或许也有自己的东方主义和复兴叙事——“Chinese Squat”。)

于是我总想,海外华人的爱国情绪,或许也和华人移民内蕴的屈辱意识有关(不论来源是从小被教育的史观、或是在海外生活被歧视亏待的遭遇),而过去往往在客居社会从事底层职业的华人,似乎也更容易将个人处境和自己的国族身份扣连在一起,将自己在社会阶层中攀爬的想望,投射在国族地位的“晋升”之上,似乎也算从另外一个角度呼应了孔恩的观点。

再说,海外华人远离原乡,几乎不用承担中国政府的高压统治与负面影响,却恰好也是最能直接因为中国崛起而感到“地位提升”、分享崛起红利的一群人——如果他们不爱国,还有谁更适合爱国呢?

照这个逻辑来看,如果想要解决海外华人的国族主义衍生的问题,贬低中国体制、嘲笑中共专制都是没用的,因为那种被“看低”的感觉,或许正是这种国族主义的源头之一。

兰芳餐馆的老板与他的父亲。

于是我想起兰芳餐馆的老板。

当天晚上,我是餐馆打烊前的最后一个客人,于是他自己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和我交代身世。

原来老板的老家是广东中山,一九八一年离开中国时,只带了五十美元,一句西班牙语都不会。他一开始因为签证问题,只能在加勒比海岸的巴兰基亚落脚,先是在杂货店打了三年工,然后又被中山的老乡介绍到委内瑞拉的马拉卡波打工。

当年委内瑞拉人有钱,瞧不起中国人,经常用“Chinito”(小中国人)这种蔑称叫他。

“后来委内瑞拉不行了,总统想搞共产主义,搞得经济乱七八糟,现在还得靠中国援助。现在你说自己是中国来的,都很受尊重。”说着,他比了比厨房里的白人员工,说他现在雇用的都是从委内瑞拉逃来的“经济难民”。

到了九〇年代,他积攒了一些资本,决定离开委内瑞拉、回到哥伦比亚,最后在波哥大顶下了这间历史悠久的兰芳餐馆。到现在,他都还在使用前任店主留下的收银机,据说至少已有七十年的历史。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MATTERS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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