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告个别就可以了"，并在生前编出《崔可忻纪念文集》，收入自己的著作、回忆文章，亲朋好友的"印象记"，留下一个独立、真实的"自我"（参看《"我的深情为你守候"》收《崔可忻纪念文集》）。
可忻这里处理的，是老人生命临终期的大事：对"死后自我"的安顿。按死亡学的理论，死亡是一种生命的连续：抵达，湮灭，更大的问题是："死亡之后"生命如何连续？即使对我们这样的非宗教徒，不相信灵魂的永存，也有一个"死后"生命形象、意义的留存与塑造问题。即所谓"立言，立德，立功"，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基因留存在自己所写的书里，流传、渗透到后人的生命之中。我和可忻也因此决定，要在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设置"钱理群、崔可忻奖学金"，希望我们的人生、学术理念、精神，在学习文科和医学的优秀毕业生那里得到传承。
生命临终阶段，就由沉浸社会移向病床咫尺。在这样的生命存在状态的重大变化下，如何构建"病人——陪伴、照料者"的全新关系，就成了一个关键：在生命有限的前提下，照顾病人就不再是如何共同抵抗死亡，而是照顾者与病人如何在生命的有限时间里"在一起"，以"善"相处。这时的"善"应该是人本心的开显，显示人性的最大光辉。这就由社会伦理变为人性伦理：用传统的孝顺、道德、责任已无法达到临终处境的核心。
临终时念念不忘，须臾不能离的，就是女儿和儿子，这是生命本能中的亲人。这样的基于血缘关系的爱与信任，对于临终老人的意义真的不可思议。血缘关系让老人心底里感受到"至爱"这一生命最宝贵的联结。重病中的可忻就是这样，她有一点不舒服，就要子女来陪伴。无论我怎么对她说，子女都远在加拿大，不是喊来就能来的，她也不听。这真有点出乎我的意外：可忻本不是儿女情长之人。当我终于懂得这都出于人的天性、本性，也更懂得了可忻。到了可忻远行的前一天的下午，她突然对身边的儿子、女儿、女婿说，我过早地离开你们，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对不住了！——这才是隐藏在可忻内心深处的一生最大遗憾与内疚！我们全家人抱头痛哭！
最后厮守相望的，自然是可忻和我。"老伴，老伴"，最后相伴的只能是老两口。而且该想的都想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最后只是相对无言。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就意味着生命进入了空、澄状态，这是人追求一辈子的最佳境界，是中青年期难以达到，老年生命的独特价值所在。
不能不说的，自然是照料可忻到最终的宋安大夫。宋安是真正"全心全意为老人治病的医生"。他与可忻之间，对病情的判断，医疗方案的设想，是如此相通，默契。对治疗自己的病也自有见解的可忻，就只认宋大夫，每天都在等着他。他一来，可忻所有的焦虑，不安，都没有了。而宋大夫也总能提出一些最及时、有效的建议，还要海阔天空聊一阵，最后心满意足、依依不舍地离去。我看着这一切，心里也是暖暖的。我看到了老年医患关系的真谛：它更需要精神的相通和生命的相依相存。
不可忽略的，还有"护工"的作用。真正24 小时须臾不离的是护工。护工应该逐步专职、专业化，要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之外，更要有"爱心"。我常说，可忻临终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一位解人意、知冷暖的护工。我们也以最大的善意对待她，最后就成了朋友，可忻远走之后，她还在关照我。
不难看出，在临终阶段，病人与照料者都进入了"宗教范围和境界"。临终本身就是一个"离开——前往"，"向死而生"的过程。当身体失能，人就走到了生命的边界，超越自我的限度，看见一个更普遍的真实，豁然开朗，走向身体与心智的一体化，寻找一条自己想走的路，途径就是宗教。
我和可忻就是这样作出临终选择的。我们都是无神论者，在可忻病重期间，许多养老院的信徒主动前来传教，都被拒绝了；但我们又都越来越倾心于宗教精神与宗教文化，特别是宗教音乐。或者是研究者说的，这是一种"个性化的宗教"，不把自己归于任何宗教，却相信一种更高的力量，一种"彼岸"的存在与关怀（《临终心理与陪伴研究》）。我对可忻说，你的身体已经到了尽头，我和你的儿女的任务，就是陪你走完生命最后一段路：走向彼岸世界。宗教音乐的旋律在病房回荡，可忻的心就平静下来，时时露出笑容，灿然而惨然，令人心疼。可忻还和女儿一起精心挑选了告别仪式和灵车的宗教音乐。可忻是自觉地用宗教文化、精神和音乐，伴随自己走向彼岸世界。
如前文所说，在生命失能期，老人可能遭遇记忆的衰退。但在临终期，原本存在于大脑里的最熟悉的人生影像会自动浮现，曾经的伤害也会不自主地呈现。这就是医学上说的"谵妄症"：过去的记忆转换为"临终心象"。不是原来生命状态的简单回复，而是被改造、强化的，或趋于温柔，更走向恐怖，呈现更深刻的本质，也带来更大痛苦，恐惧和相应行为。
这正是我至今想起来也感到心疼的记忆：有一段，可忻频频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