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冠聪
出版社：黑体文化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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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会面
抵达英国，投入倡议香港民主、抗衡中共的国际战线后，我便陆续获邀出席不同会议，与时任工党影子外相丽莎．南迪（Lisa Nandy）、影子亚洲事务大臣史蒂芬．金诺克（Stephen Kinnock），以及执政保守党的亚洲事务大臣奈杰尔．亚当斯（Nigel Adams）等人会面，令英国的政治领袖都能从前线倡议者身上了解香港于二○二○年《港区国安法》生效后的变化。
以政治语言解读，官员与倡议者的会面释放的政治讯息，不仅是双方获取资讯的途径，更向大众突显政治人物对议题的支持。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是由象征式会面开始，让社会消化当中的政治含意。在过去数年，鉴于香港议题仍不是各地政治的主流讨论项目，争取与政坛中人会面相对吃力；香港议题于二○一九年成为国际热门话题，因此在我抵达伦敦后便促成一连串会面，相关工作水到渠成。这些努力既巩固了英美政界对港政策的态度，也证明以往数年在各国累积的民间外交工作并无白费，建立起来的公信力和人脉于民间外交工作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我离港两个月内，我便获邀出席一场历史性会面。
黑色七人休旅车驶至位于摄政公园（Regent's Park）的某座庭园大门前，两旁荷枪实弹的警察先与司机打声招呼，然后搬出一台电子侦测器扫描车底，确保没有任何爆炸装置。所有到场的警务人员严阵以待，这是我遇过其中一个最深严的保安关卡。
驶过大门，我们来到一所被大树环绕的大宅，门外挂着美国国旗。这是美国驻英大使的官邸，二十世纪初修建的温菲尔德宫（Winfield House）。顶着炽热的太阳，我先下车并整理难得革履的西装，同行的英国政界人物裴伦德（Luke De Pulford）亦随即下车，我们在大使馆职员的指示下步入大厅。
怀抱着忐忑紧张的心情，即使进入如此充满历史感的宅第，我也没有多留意或记着内部的装潢。大厅内人来人往，明显地所有人都为为这个短暂旅途忙得焦头烂额。之后我们走到一处休息室，迎接我们的是一副熟悉的脸孔──曾在香港为《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担任记者的玛莉．基塞尔（Mary Kissel），亦是我即将会见的美国前国务卿庞佩奥（Mike Pompeo）的资深顾问。与她寒暄后，我随即被引领至会客厅。
在国务卿进入房间前，所有随行官员都先行离开，只剩下我孤零地等待着。会面前我得知这是一场私人会面，内容保密，是国务卿主动提出希望在行程中会见香港民主运动的倡议者。在此之前，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也与他分享了对香港事务的意见。
身为首位与美国国务卿会面的香港流亡者，我深知此次会面将获社会广泛关注，因此这虽并非我与他的首次会面，但心情却依然忐忑紧张。二○一九年五月，是第一次我与国务卿的会面，在前立法会议员李柱铭牵线下，我与李卓人、麦燕庭、吴霭仪等民主派组成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参与由麦高文（Jim McGovern）议员主持、就香港《逃犯条例》召开的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听证会。
有关注香港议题在美国倡政治倡议的朋友，对于庞佩奥这个名字绝不陌生。除了一直尽力推动针对北朝鲜的强硬制裁措施，早在二○一五年四月十三日，当支持史密斯议员（Chris Smith）众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只有寥寥数位时，庞佩奥就是其中九位非常具远见的连署者之一。翌年七月，他又撰写并提出了另一项决议案，讉责北京漠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裁决而继续军事化南海，并呼吁对方尊重公海自由原则。由此可见，他在接管美国对外政策之前，长久以来都对中国、亚洲地缘政治深感兴趣。
二○一九年时的访美之行，我便与代表团到访国务院，与庞佩奥交流会面，谈论逃犯条例及香港局势。位于西北华盛顿雾谷区（Foggy Bottom）的杜鲁门大楼是国务院的总部──在参与国际连结的这几年，我也经常到访此处。每次在国务院内参与会面，我都要至少要提早几天安排好会面的详情，向国务院提交同行各位的护照全名和号码登记，到达大楼后从C街的访客入口进去。在森严的反恐措施保护下，由警卫搜身，再排队核对资料，整个过程耗时要近半个小时，一行人才能进入大楼内部。与到访规则相对开放的国会和议长会面相比，会见国务院实习生所经过的行政程序可能更为繁琐。
在国务院七楼走出电梯，途经几个不同部门的办公室后，终于来到国务卿办公室的前台。基于安全原因，我们必须将所有电子产品寄存于接待处，避免这些电子仪器被用于危害安全的用途。完成安检后，我们一行人等待了十数分钟，就见到庞佩奥被几位幕僚簇拥著，脸带微笑地从我们即将会面的会议室走出来，热情地与每位到访的朋友握手。
之后他引领着我们和一众幕僚到会议室内，民主派代表团坐在一排，他与几位幕僚坐在长桌的对面。我首次发言时便感谢他在议员时期就已支持香港议题，他似乎也对我们的详细的资料搜集感到有些惊讶，预料不到会有人知道他是首批支持《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议员。随后我们便讲解逃犯条例的来龙去脉，让他多了解香港民主运动的发展。会面约三十分钟，完结后他们带着我们参观办公室的其他房间，包括他接待其他外宾、甚至签署国际条约的大厅。在这次交流中，我们感受到庞佩奥不单是因为职位所需，而是个人本身就对香港民主运动抱有关注。
毫无疑问，在川普执政的几年间，我们是见证了共和、民主两党对中国议题有了转趋强硬的新共识。自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向北京伸出友谊之手以来，华盛顿的外交系统都一直主张要与中国打好交道，造就了卡特与台湾断交、雷根高调访华、老布希在六四屠城后向邓小平示好、克林顿把“最惠国待遇”地位与人权状况脱勾、小布希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相对示好及绥靖（Appeasement）的政策。过去数十年，不同执政党都积极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而反对党则会批评，直到政党轮替、角色对调，但其大方向依旧。直至在近年“中国威胁”论逐渐获政界支持，各党派变相争相证明自己对华较为强硬，产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自二○一九年反送中运动后，香港就更明显变成了中美关系的新角力场所，直至数年后香港议题慢慢淡出国际视线。二○二○年的会面，就是于此基础上促成，令我能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庞佩奥私人会面约三十分钟，延续“尚未终赛”的香港议题。
会面结束后，我深知此行是过去几年工作的累积，也是众多捍卫自由的港人努力成果。数年前我仍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来自草根家庭，没有任何显眼的身家背景，转眼就成为众人眼中的“香港代表”，感到荣幸之余，也带着沉重的责任感。这或许是倡议路上的其中一个里程碑，但我们必须认清现实：它所能带来的改变有限。
只有透过国际间政策上、立场上持续地改变，对抗极权、守护民主，我们才能燃起回家的希望。在温菲尔德宫的门外，看着依旧刺眼的太阳，我有种完成了重要事务，却又失落空虚的感觉。
五、面对焦虑
二○二○年九月，示威持续。周日，香港的示威中有接近三百人被捕，其中一位十二岁少女在旺角购物时被黑警粗暴对待、压在胯下、惊惶失措。观看着这些事态，必然怒火中烧，再度痛恨政府的暴虐、黑警的无良之余，也对自己无法扭转局面感到悔恨。纵使理性上清楚明白靠个人力量无法扭转香港的命运，但情感上，还是会为自己不在现场、无法帮忙而感到伤心。
这些愁绪很容易就渗入生活：一整日看着直播，已安排的写作日程不断被推迟、线上课程也无法专心收看，整天心不在焉，看着社交媒体追踪最新消息。深知减低查看手机的频率仍能赶上最新消息，但你还是希望在第一时间看到香港新闻，无间断地安抚自己心眼上的担忧。
拿着手机，不断滑动页面、更新，已成抗争时代的日常。
这种生活状态，在二○一九年留学时经历过太多次。每每香港烽烟四起，便是我停笔之际；本应投入阅读和学术的时间心力，全都放在紧贴香港情况。这种紧绷、焦虑的情绪，绝对会影响日常生活，以及本应承担的工作。
到底如何在焦虑中与自己相处？
其实我也没有答案。也许在很多朋友和媒体面前，我有强装坚定的一面：不想让别人担心，也不想显得软弱。大概在强权压境之下，很希望自己变得比顽石坚强、比橡胶强韧，无论遭遇什么困难也面不改容。
但人心肉造，即使经历大风大浪、大起大跌，要心如止水，又谈何容易？
最近与朋友聊起，香港由小至大的菁英教育鼓吹我们要与众不同、力争上游，迎合著社群丛林法则，不断向上。但社会又岂有那么多“与众不同”的人？
高等教育所缺乏的，是让我们学习和接受与平凡相处。
情绪教育不也都一样？面对困难不也就需要和脆弱的自己相处？焦虑是可以的，伤感是可以的，负面情绪大可抒发出来，然后抹干眼泪，继续上路。
这些日子，除了表面上有很多活动、工作、会面，不断为香港奔波之余，夜阑人静时，还是会感到沮丧，会为着世间的邪恶而愤怒。努力投入工作后，深知情绪和体力上都要稍歇，但偏偏会为自己的休息而内疚，会有种投入力气直到虚脱的冲动。但这种“自毁”的倾向，偏偏不能与自身的工作能力协同：每每期望落空，自身能力落后于期望，结果情绪更低落，更难走出迷茫深渊。
在孤单的城市内，找位朋友呐喊一下，也难上加难。很多个夜晚，只有明亮皎月相伴，或者后花园那时而隐没的小猫，在寂静间无缘无故地叫喊。
然而，我们不也就这样的走过去吗？太阳升起、日光乍现，也许早上起床时仍存有偏头痛，但新的一天到来，总会重新获得力量。重新跑起行程，会见传媒、朋友，觉得自己开始有所贡献，栖身于能够发挥所长的位置。很多朋友受苦，也有很多朋友默默付出──那些在更困难情景下的朋友都可以勇敢面对，为何我们又在这里感到失落呢？
与其将一刻的情绪、焦虑看成割裂的状态，倒不如明白人的生活和情绪必然是一个周期，正如社会运动，潮起必有潮落。不必妄想一直维持欢快状态，但也不必为一时的失落低沉而纠结。我总相信“生命会找到它的出路”（Life will find its way）。
愿我们都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中看到星星，然后在日出时代感到太阳的温暖──总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宁静地安眠。
六、烟火绽放
流亡就像烟火，初时耀眼绽放，受人注目；当火光燃烧殆尽，又变回了无声无息。这点火光，在二○二○年九月攀上了高峰。
《时代杂志》编辑每年都会挑选一百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其名单组成一直都引起广泛关注，亦变相侧写了当年发生的世界大事。继早前于全球读者票选中居于首位，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当年榜单上，的确很难以想像。
在每年的名单中，功成名就的艺人、商贾占去一大部分，另外一些是手握实权的政治家、宗教领袖，或者代表国家荣誉、追求卓越的运动员。
当然，影响力也有分好坏，例如因替婴儿做基因定序，严重违反学术伦理道德并引起巨大争议及批评、因而被判监的贺建奎也在二○一九年的榜上，以负面影响力登榜。习近平、金正恩等暴君也是《时代》百大的常客，他们对人权自由的破坏不言而喻，长年上榜用以提醒各位自由的可贵。
我的人生历程纵然高低跌宕，但将我的名字与上述那些人对比，的确没有那么备受注目；但这也正好提醒着我，一直都有很多历史巨人启发着我前进，让我成为某种信念的标记。马丁．路德．金恩前后入狱约三十次，为黑人平权奠下重要基础，其逝世亦间接让之后的美国总统通过多项种族平权法案；甘地反抗殖民主义的万里采盐长征、牢狱绝食明志，团结千万印度人以非暴力方式抵抗，终于独立建国；曼德拉入狱二十多年，即使饱受压迫、内外忧患交缠，亦不忘放下仇恨、促进种族共融，为国家和平伸出伤痕累累的友谊之手。
我由经历学生运动、当选议员、入狱、流亡，也不过区区六年光景，之后数年的流亡生涯也并非时常陷入苦难之中。当中所受的窘苦，不比仍在牢狱的手足、要面对国安法终身监禁的众人。我时常也质疑自己：我所能为民主与公义贡献的，又何足挂齿？在香港真正光复、民主到来前，我们这些倡议者、“民主斗士”，真的值得认可、荣耀吗？
我们的存在，真的，有改变什么吗？
流亡的日子，经常都在质疑与坚持中交互煎熬。想着香港一切人与事，患难之交如之锋和众志等人、在牢狱背负重罪的抗争者、及在公民社会路上的同伴、在示威现场四目交接的前线手足……离开香港以来，我总有种罪疚感，认为自己的付出有限，无法回报大家的牺牲。
新的信仰，新的理念，就在摸索、碰撞，否定后再建立，在正反合之间淬炼刚强。无论我的眼神、语气在媒体面前显得多么坚定，面对“困难总比方法多”的局面，也只能是内心不断挣扎，做出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我的贡献，大概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之下，走出一条前人尚未探索的路。二○二○年下半年，我收到很多媒体的专访邀请，希望我讲述自己的流亡生活，我几乎毫无例外地全数拒绝──因为我不想陷于“逃亡”的定型，不想被一种既定的目光凝视。香港的民主运动进入黑暗时期，流亡手足要面对精神、现实的不稳和飘忽，必然感到痛苦。
但我渴望的，是证明即使离散于世界角落，我仍然能高举“香港人”的旗帜，高调、积极、勇敢地参与国际政治讨论，并为对抗中国威权、捍卫香港民主的战役付出。我想摆脱“流亡”附带着的那种无力、沧桑、被动的标记──我的选择，是一种战斗。这是与威胁全球民主的共产党缠斗的新形式，也是一种充满动能、意志以及尝试撼动世界的路径。
我希望他朝后代翻看历史书时，除了看到我被逼流亡时的无奈和决断外，亦能想像我双手握拳的神情，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取的倡议工作中。
而这种选择，在缺乏国际浮现疑中态度、香港史无前例的抗争运动这些背景因素支持下，是绝对无法实现的。我能够“影响”世界的路，其实是无数手足在抗争、挥洒血汗、承担牢狱之难而构筑出来的。对此，我也怀着无限感激和悲愤的心情，在我力所能及的岗位中，持续地寻找光明。
对我个人而言，上榜也许是过誉了；但作为对香港民主运动的肯定，则是恰如其分。香港抗争扭转了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妄想，并以极具感染力的行动、画面化身成守护自由的标竿，提醒大家所享有的民主自由非从天而降，而是靠众人警醒、合力守护。从来没有人想像过，香港抗争的杠杆力量竟如此巨大，威胁到整个极权帝国的存续。
而身为这伟大历程的其中一位政治人物，无论受到任何外界的褒奖，最终的目标都是要为你所珍爱的社群争取公义、民主，令更多人享受到身而为人的尊严，活在平等和友爱的社会中。一切外界所加诸的冠冕，都不比香港人的一声“加油”来得重要。
在政治路上，过多的自信只会陷入曲高和寡的危机；只有脚踏实地、争取社会上每一分的支持，兼听包容，才可以于改变世界的路上走得更远。
很感谢一路以来支持我的朋友──真的，尤其是于陌生他方重新建立生活，你无法想像每一个鼓励对我而言，是多么的重要。每天都要战战兢兢地过活──出入要警惕四周、对每位接触的人都充满戒心，避免于任何位置留下个人资料，并每日陷于中共威慑的焦虑当中。能够使我承担起这些压力的，不只是内心的强大，更是因为有各位作后盾。
被驱离立法会是我政治生命的低潮，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再也不会跨过这道难关──但实际上，经历挫折才会使人强大。桂冠背后，全是伤痕。我永远都与穿金戴银、名成利就的其他《时代》百大人物相反，我只能过着漂泊、不安的生活──但至少我无悔，我正无限接近生命的意义。
最后亦感谢彭定康港督替我写了一篇简介，简单扼要地讲解为何我会出现在榜单上：
“中国共产党企图打压香港一整代人的意志，而他是这代人当中勇敢的象征。你无法囚禁自由的意志──就像他的同侪黄之锋一样，罗冠聪追随的是像李柱铭、吴霭仪、黎智英和陈日君枢机这样的人的脚步，为了民主权利而冒着失去自由的风险。我们必须继续为罗冠聪以及在香港的自由斗士发声和挺身而出。”
获得如此荣誉，除了得到众多友好的祝贺，生活没有任何变化。还是一步一步地协助建立香港海外社群，持续为香港抗争者争取支持和支援，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下，尽量令国际社会增加对中共的压力。
二○二○年，烟火灿烂。
作者为香港民主运动领袖，曾任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目前流亡海外，居住在英国伦敦。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他是参与政府对话、辩论政治改革的五名代表之一。2016年，他与黄之锋等人创立“香港众志”，并投入香港立法会选举，以23岁之龄当选为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但事后遭取消资格。2017年他因参与雨伞运动而入狱，引发全球各界对香港人权和民主运动的关注。2020年《港区国安法》通过前夕，他离开香港，展开流亡生涯，并持续在国际上为香港人发声。他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并在2020年获选《时代杂志》百大影响力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