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中国重庆一家电动汽车厂。
译者：听桥
中国经济正陷入困境。
2022年末，中国政府突然决定结束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此后，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增长引擎将迅速重启。多年的防疫封锁已使一些经济部门几乎陷入停顿，重新开放这个国家本应触发大规模的经济反弹。
相反，经济复苏之路步履蹒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乏力，消费者信心低迷，与西方的冲突加剧，房地产价格暴跌更导致中国一些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违约。2024年7月，中共官方数据揭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低于政府设定的5%左右的目标。政府最终允许中国民众离开居所，但无法命令经济恢复到先前的势头。
为解释这一暗淡图景，西方观察家给出了五花八门的说辞。其中包括：中国房地产危机延宕不绝，人口迅速老龄化，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收紧了对经济的掌控，且以极端措施因应新冠疫情。但当前经济停滞局面的一个更持久驱动因素，要比习近平日渐加剧的威权主义或房地产市场崩盘的影响更为深远：一项推行长达数十年，一切以工业生产为优先的经济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战略导致了巨大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多年来，北京的产业政策造成了从原材料到电池和机器人等新兴技术领域的生产设施过度投资，这往往令中国的城市和企业在此过程中背上巨额债务负担。
简言之，在许多关键经济领域，中国生产了远远超出了自身或外国市场可以持续消化的产品。结果是，中国经济存在陷入物价下跌、资不抵债、工厂倒闭，最终是就业机会丧失的厄运循环的风险。利润减少迫使生产商进一步增产，并加大产品打折力度，以产生现金，偿还债务。此外，随着工厂被迫关闭，各产业部门整合，幸存下来的企业不一定是效率最高或利润最丰厚的，相反，往往是那些最方便获得政府补贴和廉价融资的企业。
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该问题就已成为国际贸易中一股破坏稳定的力量。中国公司在全球市场造成了许多商品的过剩供应，将价格压低到对其他国家生产商所能接受的收支平衡点以下。2023年12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警告称中国的过度生产正在导致“不可持续的”贸易失衡，并指责北京以超低价格向欧洲市场出售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实施不公正贸易的做法。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警告说，中国在钢铁、电动汽车和其他许多商品领域的过度投资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混乱”。耶伦表示，“对世界其它地区来说，中国眼下实在太过庞大，它们无力消化这么巨大的产能。”
尽管北京强烈否认，但数十年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导致了产能过剩周期性出现。在国内，政府指定的重点经济部门的工厂通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以满足地方和国家的政治目标。北京还经常性地提高许多商品的生产目标，哪怕当前的产量已经超过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长期以来规划经济的传统，这一传统大力强调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发展，同时实际上忽视了家庭消费。这一疏忽并非源于无知或误判，毋宁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经济愿景。
在党看来，消费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扰乱，有可能使资源从中国的核心经济力量即工业基础中转移出去。按照党的正统观念，中国的经济优势源于其低消费和高储蓄率，这形成了可由国有银行系统输送到工业企业的资本。这一系统还将党的等级制度嵌入每一个经济部门，由此强化政治稳定。因为中国臃肿的工业基础仰赖中国领导层可以随时施加限制的廉价融资生存，商界精英与党的利益紧密捆绑，甚至屈从于党的利益。在西方，金钱影响政治，但在中国恰恰相反:政治影响金钱。中国经济显然必须在投资和消费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但北京不太可能做出这种转变，因为它依靠从生产密集型的经济政策中获得的政治控制。
对西方而言，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构成一项长期挑战，无法单纯通过设置新的贸易壁垒加以化解。首先，即令美国和欧洲能够大幅限制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市场的数量，此举也不会化解中国数十年来因优待产业投资和生产性目标而累加的结构性低效问题。任何路线修正都可能需要中国持续多年实施成功的政策。另一方面，习近平越来越多地强调中国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这一战略本身就是在回应中国所认为的西方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做法），这加剧而非弱化了导致生产过剩的压力。此外，华盛顿阻止北京向美国关键部门倾销廉价商品的努力，只可能在美国经济内部造成新的低效，即便这些努力将中国的生产过剩问题转移到了其他国际市场。
为拟定上佳的方略，西方领导人和决策者最好去理解造成中国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因素，并确保他们自己的政策不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与其设法进一步孤立中国，西方理当采取措施，确保中国坚定地留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内，利用全球市场的激励机制，引导中国实现更加平衡的增长，减少粗暴的产业政策。
没有这样的战略，西方就可能面对这样一个中国：它越来越不受国际经济关系约束，并准备加码推行国家主导的生产战略，甚至不惜蒙受损害全球经济、妨碍自身繁荣的风险。
工厂之弊
中国经济停滞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并非近期政策选择的结果，而直接源自四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不均衡的产业战略。
中国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是 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开放中国经济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份文件虽然长达一百多页，但几乎全部着力于阐述发展中国的工业部门、壮大国际贸易和提升技术，只有一页涉及增加收入和消费。尽管已经历巨大的技术变革，全球市场也已几乎面目全非，但今天，党对中国工业基础的重视依旧惊人地似曾相识。“十四五”规划（2021—2025）详细罗列了经济增长、研发投入、专利成就、食品和能源生产方面的目标，但除了在其他地方零星提到，家庭消费仅有一个自然段专门论及。
中国的经济规划者优先考虑了工业产出，他们认为，中国生产商总能在全球市场出售过剩的供应，并从国外销售中收获现金。但实际上，它们在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外国政府担心中国供应链主导地位的各个行业都造成了巨大的生产过度投资。本世纪初，中国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已超过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总和。最近一些年来，中国在煤炭、铝、玻璃、水泥、机器人设备、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材料方面也出现了差不多的过剩情况。今天，中国工厂每年能生产出两倍于全球用量的太阳能电池板。
中国的清洁能源汽车生产（2020—2024）。深红色代表过剩产量，略浅红色代表出口量，最浅色代表零售量。左栏数字单位是百万。
对全球经济而言，中国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影响深远。例如，在电动汽车方面，欧洲汽车制造商正直面来自中国廉价进口汽车的激烈竞争。西方的这一和其他新兴技术领域的工厂可能关闭，更糟糕的情况是永远不会建成。此外，高价值制造业的经济影响远远超出它们本身的活动;它们创造了服务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对维持刺激创新和技术突破所必须的各类地方人才库至关重要。在中国国内市场，产能过剩问题在一些行业引发了一场正在妨碍利润、吞噬资本的残酷价格战。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5月，27%的中国汽车制造商没有盈利;在去年的某一时间段，这个数字一度达到32%。整个经济的生产过剩还普遍压低了价格，导致通胀徘徊在接近于零的水平，私营非金融部门的偿债比率（偿债总额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这些趋势侵蚀了消费者的信心，导致国内消费进一步下滑，增加了中国滑入通缩陷阱的风险。
当北京的经济规划者确实谈到消费时，他们倾向于结合产业目标一起谈。目前的五年规划在简要讨论消费时的陈述是，应特别引导居民消费那些与北京的产业优先发展目标一致的商品:汽车、电器、数字产品和智能家电。类似的情况是，尽管中国生机勃勃的电子商务部门可能暗示消费者有太多选择，但实际上，像阿里巴巴、拼多多和 Shein这样的主要平台竞争激烈，兜售着同质化的产品。换言之，消费者选择的幻觉掩盖了几乎完全由国家的产业偏好而非个人偏好塑造的国内市场。
这也反映在旨在拉动消费支出的政策倡议中。以政府最近推动商品置换的举措为例。根据2024年3月的一项行动计划，商务部与中国其他政府机构一道，为以旧换新的汽车、家用电器和固定设施消费者提供补贴。从纸面上看，这一方案与华盛顿在2008年经济衰退期间为帮助美国汽车业而推出的“旧车换现金”（cash for clunkers）计划有几分相似。但它缺乏具体细节，而且仰赖地方当局实施，这导致其整体上是低效的；尤其是，没有提高耐用品的价格。尽管政府有能力影响中国消费市场的供求动态，但假如人们不去以旧换新，政府不能强迫他们花钱或惩罚他们。当收入增长放缓时，人们自然会收紧钱包，推迟大宗采购，并尽可能用更旧的设施凑合更长时间。
矛盾的是，产能过剩对整体经济造成的拖累，意味着政府引导消费的努力正使人们更不大可能去花钱。
收债人
北京产能过剩问题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承担着发展中国产业基础的重任。
自上而下的产业计划，旨在通过为将资本和补贴分配给优先部门的地方官员提供激励，奖励那些能够带来最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城市和地区。正如学者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评论的那样，为刺激地方产业发展，北京了利用“共同富裕”等社会运动。“共同富裕”这一概念由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53年首度提出，习近平在2021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重新提出。
这些计划性的指示和运动给党的地方书记造成了巨大压力，要求他们迅速取得成果，他们可能认为那些成果对他们的党内晋升至关重要。于是，这些官员有强烈的动机在重点行业进行高杠杆投资，而不考虑这些举措是否可能有利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