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2021年，国家开发银行为技术创新和基础研究设立了专项贷款。截至2024年5月，这家银行已发放了超过38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支持关键的尖端行业，如半导体、清洁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和制药。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几个政府部委共同推出了690亿美元的再融资基金，以刺激中国各银行为科技创新项目提供新一轮大规模贷款。在该项目启动仅两个月后，全国约有421处工业设施被认定为“智能制造”示范工厂，这是赋予计划将人工智能融入制造过程的工厂的一个模糊头衔。该项目还宣布，要投资于一万多个省级数字优秀场景和4500多家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公司。
但除了成为头条新闻的投资数字，这场运动几乎没有衡量实际成功的标准。讽刺的是，新项目的公开目标是为致力于创新的中小企业填补资金缺口，这道出了北京经济管理中的一个更重大缺陷。多年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倾向于将资源输送给已经成熟的公司;相比之下，政府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开发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以匹配美国的风险投资方式。但哪怕是在这方面，中国的经济规划者也没有意识到，创新的真正驱动力是颠覆。要真正培养这种创造力，企业家必须能不受限制地进入国内资本市场并获得私人资本，但这一情况将削弱北京对中国商业精英的控制。
假如没有可能造成市场动荡，这些巨额投资就只会加剧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资金被注入那些可以最快登顶的产品，这将迫使制造商过度生产，然后依靠向国际市场倾销所能获得的微薄利润生存。
过度生产之苦
在一个又一个行业中，中国长期的产能过剩正在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制造一个复杂的困境。
最近几个月，西方官员升级了对北京经济政策的批评力度。5月，拜登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任莱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在一次演讲中警告称，中国“政策驱动的产能过剩”——这是反市场行为的委婉说法——正在损害全球经济。她表示，通过执行“不公平地压低资本、劳动力和能源成本”的政策，允许中国公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中国眼下在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和其他领域占据了相当大比例的全球产能。因此，北京正在阻碍全球市场的创新和竞争，威胁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就业机会，并限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打造供应链韧性的能力。
4月，在意大利卡普里（Capri）举行的会议上，七国集团成员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警告称，“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导致了“有害的产能过剩”。大量廉价中国制造产品的流入升级了贸易紧张局势。自2023年以来，包括越南和巴西在内的几个国家的政府对中国展开了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美国和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包括但不限于电动汽车的各种商品征收关税。
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习近平、党的主要期刊和中共官方媒体始终否认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他们坚持认为，那些批评源自美国毫无根据的“焦虑”，中国的成本优势不是补贴的产物，而是“受到全面市场竞争影响”的“企业努力”的结果。实际上，中国外交官坚称，在许多新兴技术领域，全球经济饱受严重的产能短缺，而非过度供应之苦。5月，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指责美国以有关产能过剩的夸张说法为借口，设置有害的贸易壁垒，意在遏制中国，抑制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
但中国决策者和经济分析师早就承认了问题的存在。早在2005年12月，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就警告称，包括钢铁和汽车在内的七个产业部门已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他将问题归咎于“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自那以来的将近二十年里，北京发布了十多项行政指导方针，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但成效有限。2024年3月，北京大学教授卢锋分析发现，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电池和传统微芯片领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 NEF）估计，仅2023年，中国的电池产量就相当于全球总需求。随着西方国家扩大生产能力，且中国电池制造商继续扩大投资和生产，未来几年，全球过度供应问题可能恶化。
卢锋警告说，中国对这些产业的过度开发将迫使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倾销产品，并加剧中国与西方之间本已令人担忧的贸易关系。为因应难题，他提出了中国政府已尝试过的一系列措施，比如刺激国内支出（投资和家庭消费），以及许多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主张但北京没有推行的一些措施，包括政企分开，改革再分配机制以造福家庭。但这些拟议中的方案并没有直面困扰中国经济的根本性协调问题:地方政府在国家指定的优先领域重复投资。
降低围栏，收紧缰绳
到目前为止，美国因应中国产能过剩的挑战办法，是对包括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电池在内的中国的清洁能源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与此同时，拜登政府通过2022年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在美国国内建设许多相同行业的产能。但美国理当警惕，不要试图单纯通过建立贸易壁垒和夯实自己的工业基础来孤立中国。
华盛顿若向投资于美国关键领域的公司提供大量激励措施，就可能复制一些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依赖债务驱动型投资；资源配置缺乏收益；技术公司股票中可能出现的投机泡沫，假如股市突然崩盘，这些股票可能破坏市场稳定。假如目标是超越北京，华盛顿理当专注于美国的体制已经擅长的事情:创新、市场颠覆和密集使用私人资本，同时由投资者选择最有前途的领域提供支持，并在获得回报时承担风险。美国若专注于限制中国经济优势的战略，就可能忽视自身的优势。
2023年4月，伊斯坦布尔附近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航道上，一艘运输中国电动汽车的船只。图源：Yoruk Isik/ Reuters
美国决策者还必须意识到，北京谋求自给自足的努力加剧了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一努力近年来得到了重点关注，反映出习近平的不安全感，以及他在与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形下降低中国战略脆弱性的迫切愿望。事实上，习近平动员该国的民众和资源围绕中国建造一道技术和金融墙，这一尝试本身会有重大后果。一个日渐与西方市场隔离的中国，在可能与西方发生对抗时的损失会更小，因此，也就更少有降低局面升级的动机。只要中国与美国和欧洲通过不易替代的高价值商品贸易被紧密捆绑在一起，西方阻止中国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时就会变得高效许多。中国和美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敌对国家;尽管如此，论及美中贸易关系时，老话当中仍有大智慧:“亲近你的朋友，并更亲近你的敌人。”
美国政府理当劝阻北京，不要建造一堵可以防范中国经济受制裁的墙。为此，下一届美国政府理当缔造联盟，恢复受损的多边机构，形成新的相互依存的结构，使孤立和自给自足不仅对中国没有吸引力，而且也无法实现。一个好的开端是在谈判桌上拟定更多政策，而不仅仅是征收关税。在紧张的地缘政治氛围下发动贸易战，将提升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赤字，并导致人民币贬值，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关税的影响。
中国的贸易政策或许也可以比看上去的更加灵活。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升级以来，中国学者和官员探讨了若干政策选项，包括实施自愿出口限制、人民币升值、拉动国内消费、扩大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投资于研发。中国学者还研究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指出贸易紧张局势如何迫使汽车制造等日本成熟的产业升级，并提高与西方对手的竞争力，这种做法可以为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提供经验教训。
除了自愿实施出口限制，北京已在一定程度上尝试其中几种选项。假如政府也实施自愿出口管制，它可能一举多得：此举将减少贸易，甚至可能弱化与美国的政治紧张关系；迫使成熟产业进行整合，并变得更可持续;有助于将制造能力转移到海外，直接服务于目标市场。
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分割的方式，一次解决一件事，将谈判重点放在单一议题上。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倾向于不同的方式，即不排除任何事情，在一个领域的让步可能换取在另一个领域的收益，哪怕那些事情毫不相关。因此，尽管北京在孤立的谈判中可能显得顽固，但它可能愿意接受一个更全面，同时处置美中关系多方面事情的协议。华盛顿理当以开放态度看待达成这样一项大型交易的可能性，并认识到，假如激励发生变化，中国领导层可能突然转变策略，就像它突然结束新冠清零政策时那样。
华盛顿还应考虑，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推动与北京的谈判。例如，中国可能同意自愿放弃其在世贸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在一些贸易争端中，这一地位赋予了被认定的国家以优惠待遇。中国也可能被说服，支持世界贸易组织修订其确定一个国家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框架：美国和欧盟正是依据逐个产业而非经济整体的状况，利用这一地位对中国征收了更高的反倾销关税。这些举动将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功，同时要求中国遵守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更高贸易标准。
习近平自视为改天换地式的领袖，这招致人们将他与毛主席相提并论。2023年7月，在他正式接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这一点显而易见，那时距离基辛格去世仅仅四个月。基辛格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为数不多的广受尊敬的美国人士之一。习近平认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应受到谈判或外部压力的约束，但对自愿在贸易问题上调整，作为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他可能持开放态度。
中国许多专业人士和商界精英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感到绝望。他们明白，中国融入西方领导的全球体系比被排斥在外获益更多。但假如华盛顿坚持目前的路线，并继续走向贸易战，华盛顿就可能在无意中导致北京加码推行产业政策，而正是这些政策首先导致了产能过剩。从长远来看，这对西方国家和中国一样不利。
[作者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高级研究员。本文原题“China’s Real Economic Crisis”，原载美国《外交事务》2024年9/10月号，8月6日上线。除了截图之外的所有图片均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
原文链接：China’s Real Economic Crisis| Foreign Affai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