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9岁,当时我家住在成都中医学院内。学校停课了,到处贴满标语大字报。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伴来到一间空空荡荡的阶梯教室,见讲台上放着一个剩下一点点墨汁的小桶,里面还有一柄很大的毛笔,就抓起毛笔,蘸上墨汁,耍弄起来。
我先在讲台地上划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红太阳,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图案,然后开始练书法,写了五个大字“打到刘少奇!”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讲台的地上被涂得差不多了,我们才乘兴而去。
第二天,听说出了反标,我就跟着去看。地点正好在我前一天去过的教室,里面有不少人。我挤到前面一看,所谓反标就是有人在我写的“打倒刘少奇”的“打倒”二字旁边的墙上画了一个朝上的箭头,而上面是毛的画像。
我天生耿直,就对旁边的人说,那字是我写的,只是那箭头不是我画的。我当即被人带去盘问。没想到,第二天,院内就有小孩朝我喊:“小反革命分子!”
学院成立了专案组,我被叫去审问。我重复讲我的经过,他们不信,拿出毛笔,让我写给他们看,直到他们相信是我写的,于是便问我,是不是谁教唆我这么做的。我回答,没有,是我自己这么玩的。那人说,有这么好玩吗,是要掉脑袋的。这时我才知道这么玩的严重性。
此时我父亲因民国时期做过警察,已经被作为牛鬼蛇神抓了起来。我母亲很害怕,就对我说,人家问你,你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就说是你爸教你的。我妈这一说,我反倒被吓哭了。我妈就去找专案小组的人说,不要对孩子搞逼供。
专案组的人起初怀疑是一个大学生所为,这人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问我,当天是不是在教室周围看到别的什么人。我说,没有。我的确没看见。后来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老师对我另眼相看。有一次我迟到了,老师就说,让这个小反革命分子站在讲台上,给毛主席请罪。
我常常回到家就哭,我妈没办法,见我哭,她也泪眼花花的。那顶小反革命的帽子很沉很沉,压在一个孩子稚嫩的心上。那件反革命事件一直没查出结果。好多年过去了,已没有人再喊我小反革命,但我仍感到压力,心头始终有一团恐怖的阴影。每有老师或学校领导找我,我就担心是不是我又犯了什么错误。
我很想知道那个画箭头的人,他的大手笔与我的命运紧紧相连。他是那个时代张志新似的先知,如果他那时被抓住了,中国可能又多一个被割喉的英雄。那个制造那场史无前例大灾难的恶人,如今还安稳地躺在中国人民的心脏地带睡大觉,其幽灵仍在神州大地游荡。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三期,2011-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