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城市财经”文章，中国人口袖珍小县的机构编制改革，已经开始了。
7月21日，新华社正式公布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文件中，明确提出：“稳妥推进人口小县机构优化”。
去年年初，官方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精简5％的目标，还要求地方也要着手精简。地方党政机关人员编制精减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结合实际研究确定。县、乡两级不作精减要求。”当时明确写著，县、乡两级不做精简要求。
而最新的重磅文件，则侧重强调了要推进人口小县的机构优化。这意味着，这一轮机构编制改革已经从省市延伸到了县，广度、力度都在加大。
在重磅文件提出稳妥推进人口小县机构优化之前的7月12日，山西省蒲县人大常委会发布政府工作人员任免公告，多名副县长兼任新政府部门一把手，而多名“局长”原职务随机构改革自然免去。
之后的7月22日，陕西省黄龙县举行机构改革涉改单位揭牌仪式。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发展改革科技局、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县教育体育局等单位揭牌。
蒲县是山西省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第三批试点之一，2023年全县常住人口9.3万多人，GDP为175.9亿元（人民币，下同）。
而陕西省的黄龙县则是标准的“袖珍”小县，常住人口只有4万多人，2023年全县GDP略超2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只有8315万元。
砸碎铁饭碗开始了
自去年大陆中央强调机构编制改革后，地方纷纷行动起来了。其实，这一轮机构编制改革是山西发动的。
2019年，山西省委一位主要领导去基层调研，发现了惊人的一幕：全省的人口小县星罗棋布，大多数地方的财政入不敷出，编制又比较多，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不是很合理，人浮于事。
回来后，就协调各方，于2020年4月，在山西省选取了忻州市河曲县、临汾市浮山县、太原市娄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6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开启整编改革试点。
山西拉开序幕后，其他地方纷纷跟进。去年，湖南省古丈县、安徽省4个常住人口较少的县（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江苏、湖南、湖北、内蒙古、江西等都已经开展了整编改革试点。
今年上半年，四川内江市发布的《内江市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结合部门职责任务和履职情况，按照3％比例对市级行政编制进行核算精减。
河南省漯河市发布的《市直机关行政编制精减和核定专项方案》提出，对市直机关行政编制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统一按3％的比例精减，共精减54名。
甘肃省发布的《甘肃省行政编制精减方案》，按照5％的精减比例，扎实推进行政编制精减工作。
其中的青海玛多县，是迷你小县城。2022年GDP才3.95亿元，土地面积虽广，但人口才14796人，比很多乡镇的人口都要少得多。
这个县大多数人没有听过，但它有一个响亮的头衔，“黄河第一县”。巴颜喀拉冰水融化，汇聚出扎曲、约古宗列曲、卡日曲三条溪流，三条溪流一路奔向扎陵湖、鄂陵湖，黄河在此继续力量汇聚八方来水，黄河往东奔流的第一站就是玛多县。“玛多”在藏语里是“黄河之源”的意思，所以也被称为黄河第一县。
湖南的古丈县，人口也只有10万，是湖南省人口最少的县城。
在全中国，这样的人口小县还有很多。据统计，在2000多个县域单位中，人口在20万以下的多达400多个，其中5万人以下的袖珍县（市）有80多个。5万人以下的小县城，完全可以采取合并的方式，或者并入大的县城。这是精简编制最快最好的方式。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为何要进行这一轮机构编制改革，而且要侧重强调人口小县的机构编制改革？
精简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文章称，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公务员队伍庞大，财政吃紧，再叠加人口通缩，小县城收缩，人浮于事现象越发严重。
第一，人口收缩，人浮于事现象严重。根据2023年发布常住人口数据的268个城市，143个城市人口在减少，2个持平，121个在增加。人口减少城市在进一步增加，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小县城人口在收缩。当人口收缩后，需要提供服务的人员，自然会多出来，需要进行优化。
第二，财政吃紧。体制内人员越来越多，国家财政就越来越大，不堪重负。有机构算过一笔帐：中国财政中，向政府雇员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近十年来不断上升：从2012年的33％左右，提高到了2019年的超过50％，再到2020年以后的超过60％。
比如某西部省份人口小县，总人口仅4万馀人，但财政供养人数近2500人，全县总人口数与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为16.9：1。
这种状况放在过去经济蒸蒸日上、财政狂奔的年代，或许还可以运转自如。然而，在内外环境变化的今天，必须要进行机构编制改革才行。
从财政角度来看，大陆全国财政在3年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平复之后，2023年增长不错，但结构性不确定性仍较大。
2024上半年，大陆财政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5913亿元，同比下降2.8％。此外全国卖地收入也在下降。这种背景下，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都在强调过“紧日子”。而大陆一直以来的现状是，中央有钱，但地方有缺口。但中央的财政盈馀，也只能填补地方一半的缺口而已，而且中央需要填补地方财政的缺口在逐年扩大，压力也越来越大。大陆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央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首次突破10兆元，达到了102945.19亿元。这一数据，创下历史新高。
转移支付压力加大的同时，地方政府另一个钱袋子--卖地收入，在快速缩水。当中国在1980年代初，开启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模式，赋予了地方更大的行政权力去管理各种它能控制的资源，并且把这些资源经济化。其中土地资源便是其中之一。各地卖地收入都是归于地方政府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