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蒋介石夫妇在重庆住地的防空洞前。
与蒋介石初次见面
我那个“蒋介石的干儿子”的罪名是怎么来的？说来话长。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陪都重庆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我父亲为了全家人的安全，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买了一块地（一个小山包），盖了房子，挖了防空洞。为了躲避大轰炸，家里很多人都搬到那里居住，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也搬到了那里，我们兄妹俩进了汪山一所私立小学读书。
从重庆老城南边的望龙门渡口摆渡过江，就到了长江南岸。一条崎岖的公路，从江边蜿蜒而上，经过南岸山上的重要乡场黄葛垭（又作“黄桷垭”），再往前到达黄山——蒋介石和他夫人的别墅就建在这里。再往前到汪山，我家别墅就在汪山马路边上。
蒋介石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在当时老百姓心目中，在国际上，他都是领导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最高领袖。他在黄山有一处官邸——当时可能有汉奸告密，日本飞机曾经轰炸黄山，但炸弹丢到了汪山。人们都知道那是冲着蒋委员长来的。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经常在周六或周日下午从黄山乘车到汪山。到了汪山，离我家别墅前不远，就双双下车，沿公路散步。
有一天，蒋介石夫妇二人在我家后山坡野餐。我家有仆人看到了，说：“看，那是蒋委员长！”
大人们站得远远地仰着头观看，我和妹妹出于好奇，悄悄爬到后山树林边去偷看。有几只警犬冲我们叫，被蒋介石的侍卫官制止了。
蒋介石夫妇见到是两个小孩，也觉得好玩，便亲热地招呼我们过去，并叫侍卫官把警犬牵走。我从小就不怕陌生人，大大方方地迎上前去，妹妹跟在我身后。
蒋介石和宋美龄席地而坐，地上铺了一块白桌布，放了点心、饮料之类。蒋介石很和蔼地问我姓名，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学等，还给我们兄妹二人各一块点心。临别时，他还说：“小朋友，我们下次来，再找你们玩。”
这就是我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
同宪兵赌气，蒋介石以为我病了
从这次之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经我家门口时都要叫上我。蒋夫人同来时，也会叫上我妹妹，让我们陪他们散步、聊天。
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发现手上留下了很好闻的香水味，到处给别人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
后来，蒋介石来汪山叫上我陪他散步，几乎成为惯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散步到我家门口时，都用很重的浙江地方口音叫我“国雄，国雄”。侍卫官马上跑进我家来，叫我去陪蒋委员长散步。
从此，只要看到有宪兵在马路两旁开始站岗放哨，我就知道他们要出来了，我就会主动站在我家前面的花园里等着。
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我家花园玩，看见宪兵又开始在马路上
站岗放哨了，我就对他们说：“一会儿蒋委员长就要出来了。”
过去在这一带站岗的宪兵都认识我，也都知道蒋委员长和我的关系，对我也很友好。不巧这次在我家花园前站岗的宪兵是新换的，他不认识我，他听我和别的孩子说蒋委员长要出来了，就很粗暴地向我说，等一会儿委员长出来时你们不许乱叫。我听了之后很生气，我想：你知道什么？我和委员长是老熟人了！我也没理他。
那次正巧蒋介石和蒋夫人不是来散步，只是坐着一辆敞篷车经过我家门前。我照例大叫了一声“委员长”。蒋介石抬头一看是我，笑眯眯地把帽子摘下来向我挥动。车很快就开过去了。
可是这一下惹恼了那位宪兵，等蒋介石的车一过去，这位宪兵就对我嚷嚷道：“我刚才跟你招呼了，委员长来时不许向他乱叫，你还敢乱叫，下次你再这样，我开枪打死你！”
我当然不敢作声，扭头回到家里。可是我心里并不服气，我想报复他。
从那天起，我只要看到宪兵站岗，估计蒋委员长又要出来了，就有意躲在家里不出去。接连有二三次，我都没主动出去。
终于，有一天，一位侍卫官到我家来找我，说委员长来了，在马路上等我，问我为什么不出去，是不是生病了等等。我就把那个宪兵威胁我的事说了。这位侍卫官说，我去告诉他们。以后这批宪兵就换成了熟面孔。
从此，蒋介石又跟过去一样，叫我和他们一起散步、闲聊。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在和我闲聊中，蒋介石最喜欢提的问题是老百姓生活方面的。我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但是平时听大人们讲得多。家里有仆人，有厨师，在汪山还专门请有两个“大班”（轿夫，除抬轿外，还做些杂活），他们的家一般都在乡下，有时家里人还要到乡下去赶场，因此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我多少有些了解，居然能答得上来，这使他很满意。他还经常让侍卫官给我送一些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来的水果和糖块。
有一次，蒋介石听我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就关心地问我平时找什么医生看病。我告诉他，家里主要是找一个叫周伦的医生给我看病，周伦是留德博士，因失恋曾经自杀未遂，留下残疾，但医术很好。
不久以后，有一次周伦对我说：“国雄，你还把委员长的孙儿给我介绍来了！”
原来，有一天，有人带了两个外国人模样的小孩到他的诊所看病。他一看是两个洋娃娃，有些奇怪，一问，才知道是蒋经国的儿子。他问他们怎么知道他的诊所，回答说是听康国雄介绍的。
就这样一起散步许多次以后，蒋介石偶然想起问我，你姓康，你们家与康心如什么关系？我答道，康心如是我的父亲。他这才恍然大悟地说：“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那时，我父亲在重庆独立经营美丰银行，对发展繁荣西南金融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影响很大。1939年，蒋介石指定我父亲担任了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任期四年。父亲一直不愿参政，因为蒋介石的指定，他才出于无奈连任了两届。在任初期，我父亲曾上书蒋介石，提出建议：为了领导全国抗日，应设重庆为陪都。蒋介石非常欣赏，曾两次召见我父亲和他面谈。
1940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定重庆为陪都。当时学生中，流行请人题写纪念册留作纪念的风气。我想，跟蒋委员长这样的最高领袖认识了，何不请他也给我题写纪念册？
我也和大家一样有自己的纪念册。有一次，蒋介石带着我散步时，我向他提出请他在我纪念册上题字的想法，他欣然同意了。
我根据他的交待，把纪念册交给他的侍卫官。
不久，一位侍卫官专程给我送回来。纪念册的一页上题写着“国雄贤侄，立志有恒”，下面落款是“中正”。
后来在1951年，我离开重庆时，为了我的安全，母亲硬要我把它撕毁了——那时蒋介石已被称为“蒋匪”、“人民公敌”。
在我的记忆中，蒋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马路上散步时，从来不回避行人，更不会驱赶行人搞戒严什么的。在马路上来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有侍卫官招呼人们靠边走，让开马路中间的道。因此，沿途总有人停步观望，还有人脱帽鞠躬，甚至喊“万岁”什么的，蒋夫妇二人也微笑点头或摘帽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