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有三个之一：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先驱之一，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抗战七君子”之一。
他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学习，1925年去美国留学，1929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随即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做研究员。回国后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同时在中国公学等校兼课。
他的前半生简直就是一部革命史。
在北京读书期间参加五四运动，任清华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和干事会主席，两次入狱。
1925年发生五卅运动，他参加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在《京报》主编《上海惨剧特刊》，声援五卅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发表《救亡两大政策》，主张抗战。在上海发起组织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任常务理事。又参与组织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积极参加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工作，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年底创刊并主编《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后改名为《自由言论》。
1933年王造时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理事。
1935年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以上三个组织中王造时均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同年11月22日，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七人被国民政府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
1938年7月王造时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重庆召开的第二次参政会上，严辞驳斥卖国论调。1939年5月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任社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王造时回到上海创办自由出版社，任社长。1947年4月出席国民参政会，反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
建国后，“抗战七君子”除邹韬奋病故和李公朴死于暗杀外，有4人应召前往北京参政。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长。而学位最高、年纪最轻、功劳也大的王造时却被冷落。直到1951年8月，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听说了他的处境，聘请他到复旦担任政治系教授，王造时才有了一个安身吃饭的地方。
很多人感到奇怪，王造时自己也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后来他听史良私下说：可能是北京某位领导对当年他执笔给斯大林写信有看法。1956年初，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孟闻从北京开会回来，也对王造时说，中央某领导说是一个什么条约问题，对你有看法，还点了你的名。王造时这才恍然大悟。
事情发生在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为巩固苏日两国间的和平友好邦交，在莫斯科缔结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的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条约之后还附有一份《共同宣言》：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的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份条约和宣言一经公布，国人震惊，舆论哗然。
1941年正是中国抗战最艰难、最困苦的时期。日军占领了我国半壁江山，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与日本妥协，美国对中国抗战仍处于旁观立场，中国几乎是孤军抗战。在这样万般艰难的时刻，苏联突然与日本抱团，损害中国利益，实在令人震惊。苏日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对于日本侵华，苏联将不顾国际准则，不分是非地保持“中立”。特别是在“宣言”中还公然声称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也承认“蒙古国”。
当年，日本扶持溥仪成立的“满洲国”，乃是我国东北三省的神圣领土，满洲国就是一个傀儡政权。除日本及其法西斯盟国外，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承认它。而苏联与中国是邦交国，怎么能背信弃义承认“满洲国”呢？
苏联的这一举动，给侵略者及其日伪汉奸以极大鼓舞。南京汪伪政权在刊发这一消息时，以大字套红出版，还配有斯大林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肩握手的大幅照片，声称“日苏条约的成功，是以证明和平运动的正确，将使渝方抗战日益失其根据。”
消息传开，坚持抗战的中国民众大为震惊，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要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人相约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与会者不少人是法律、外交方面的专家，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一致认为苏联此举是典型的损人利己。
早在两年前，苏联就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共同瓜分了波兰。这使它不仅避开了战争的威胁，还成为了战争的受益者。
这次，它又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背着中国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使中国成为苏日两国互为妥协的受害者。
经过讨论，参加座谈的救国会成员一致认为，苏联作为友好邻邦，在援华抗日方面对中国有过帮助，但他不能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卖中国的利益。
对此，国民政府很快作出了反应，外交部在声明中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出于抗日大义，救国会也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大家共同推举王造时执笔，由他根据大家的意见，起草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王造时没有推辞，当晚即熬夜写成信稿，交大家征求意见。第二天大家在史良家中再次开会，最终确定了公开信的内容：
苏联大使潘友新先生并请转贵国领袖斯大林先生勋鉴：
我们以中国公民的立场，谨以最恳切的热诚，致书阁下。贵国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及积极援助我中国抗战的事实，使我国民众对于贵国具有至高的景仰，与无限的希望。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互相尊重所谓“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了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
我们为主张抗战之人，对于中苏两大民族携手向人类解放途上迈进，尤其寄以无限的期望。故谨以致诚，略献数语，以供阁下考虑。此信虽系我们数人签名，但我们相信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民众意见。
专此，并致革命敬礼！
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等（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年四月十七日
公开信见报之后，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约见沈钧儒、章乃器等人说：救国会写这封信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考虑到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这封信很容易被那些反苏反共分子所利用。沈钧儒听后表示说：我们考虑问题不全面，有些欠妥。而章乃器则坚持说：为了维护国家的神圣主权，此信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后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也提到了此事。他答复斯诺说：“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那它就不会签订。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援，那就可以签订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240页）
上述发生的这些事情，因王造时已经返回江西，他一直都不知道。甚至有人回忆说，沈钧儒对周恩来表示自己愿意撤销签名，这些情况王造时也不知情。
新政权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建交，昔日公开信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年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是斯大林的策略，其目的是让日本侵略者的矛头向南不向北，免得苏联腹背受敌。只能以牺牲中国主权来保护苏联。按照这个逻辑，公开信自然就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了。
当时的“反苏”是和“反共”划等号的。这样一来，作为执笔者的王造时，便有了历史罪过了。
1957年2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王造时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借此机会，他向有关方面解释“公开信”的问题。上海市统战部长刘述周会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详细听取了王造时关于写“公开信”的经过。29日又找到在京的当事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回顾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大家承认写那封信是召开座谈会共同商量的决定，信的内容也是大家共同修改定稿的，如果那封信有错误，也应该由9个人共同负责，不能由王造时一个人担当。
周恩来听到统战部汇报后，决定抽时间单独找王造时谈谈。
3月27日下午，周恩来派秘书前往政协招待所将王造时接进中南海，与之促膝长谈，仔细聆听了王造时的陈述。表示历史问题说清楚了就好了，归咎于王造时一个人是不公平的。希望他从此放下思想包袱，来日方长，大胆工作。
交谈结束后，周恩来把王造时送到门口，他紧紧地握着王造时的手说：如果先生愿意的话，待会议结束，将考虑调他来北京做事。
周恩来的这番谈话，令王造时感动万分，卸下了背负多年的包袱，感到浑身轻松。
不料风云突变，王造时返回上海才两个多月，一场反右运动便如急风暴雨席卷而至，此前王造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建议国家建立法治，以法治国，此时被认为是向党进攻。将其定性为全国知名的大右派，曾经的那封公开信也被认定为“反苏反共罪行”。
戴上右派帽子后，王造时被降职降薪，剥夺讲课权利，安排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劳动改造。
1966年9月，王造时被三次抄家。第三次抄家时，红卫兵逼迫王造时交代问题，将其与家人隔离看管，每天三班轮番逼供，历时42昼夜。王造时体力不支，昏厥倒地，被用冷水浇醒，醒来后又是一顿拳脚相加。1966年11月2日，红卫兵撤离，随即由上海市公检法以“反革命”罪将王造时逮捕入狱，押送至上海第一看守所关押，囚号是“1416”。囚禁期间，每隔两周，王造时会写一个条子列明所需物品，除牙膏肥皂外，也要求家人送一些维生素B、C给他。
由于长期关押，王造时在狱中两次发病。1971年7月下旬，王造时再次病危，经有关部门逐级上报后，国务院电话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力抢救，然而终归错过最好时机，已经无力回天。8月5日，王造时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死后，在监狱方退还的遗物中，包括两大袋维生素B和维生素C，家人这才知道，看守所方面根本就没替他们转交。
2025年0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