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5日，加利福尼亚州耶尔莫市（Yermo），自由雕塑公园（Liberty Sculpture Park）内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Brad Jones/ The Epoch Times）
本月初，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特朗普）宣布2025年11月2日至8日为“反共产主义周”（Anti-Communism Week，简称反共周）。白宫发表声明称：“本周，我们国家举行反共产主义活动周，这令人痛心地提醒我们，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之一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破坏。”
声明继续指出，共产主义“给国家和灵魂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并回顾说，“超过1亿人的生命被共产主义政权夺走，这些政权企图抹杀信仰、压制自由、摧毁来之不易的繁荣、侵犯上帝赋予的权利和尊严。”
白宫发表声明，反共周旨在缅怀极权主义的受害者，这个活动在过去本应团结所有美国人，但是主流媒体对此却鲜有报导，这一点几乎令人不寒而栗。事实上，除非订阅了《大纪元时报》、《极限新闻》（Newsmax）或《古巴新闻》（CiberCuba）等保守派媒体，否则这份白宫声明对我们的影响，恐怕就如同远处森林中树木倒下的声音一般，微不足道销声匿迹了。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沉默或许不仅仅反映了编辑的疏忽，更体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t）文化策略，这种策略已在美国新闻界、学术界和娱乐界等领域的体制堡垒中深深扎根。这种策略有时是无意识的，但更多时候是蓄意的，而且几乎总是奏效。它的发展遵循三个可以预见的阶段：忽视（ignore）、诋毁（vilify）和驱逐（banish）等。最后的结果就是合法话语权的萎缩，显然这与民主社会赖以生存的公开辩论实践背道而驰。
沉默的策略
理论上，新闻自由的意义在于通过各种论调不同的叙事来向公民传递信息。然而，当今美国媒体环境往往并非以公民重要性来定义新闻价值，而是以意识形态立场来衡量。当某个事件或观点强化了保守或传统的价值观，尤其是那些与宗教、爱国主义或反共主义相关的价值观时，传统媒体往往会对其进行有限的关注，或者不予理睬。
沉默的初始阶段，或者说是策略性无视阶段，很少需要协调。相反，这源于新闻编辑室内部的文化一致性，在这种一致性下，记者们在诸多议题上都极度倾向于进步主义（progressive）。由此产生的回音室（echo chamber）效应，正如法国现代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所说的，构成了一个“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在这个场域中，与主流共识相悖的观点并非必然会遭到审查，而是被直接排除在外。
就反共周而言，主流媒体对此事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实际上传递出这样的信息：纪念共产主义罪行要么无关紧要，要么在政治上令人怀疑。而公众所失去的不仅仅是一则新闻，更是一次共同反思20世纪道德教训的极佳机会。
从沉默到诋毁
当令人不安的观点挥之不去，通过另类渠道或网络社群获得关注时，它们往往会被进步主义知识分子重新定义为道德病态。这标志着进入第二阶段：诋毁。
与其深入探讨某个理念的实质内容，例如共产主义暴行的历史记录，不如将讨论重点转移到其所谓的主观动机或社会影响上。曾经超越党派界限的反共言论，如今很容易被重新定义为“冷战怀旧”（Cold War nostalgia）、“右翼民族主义”（right-wing nationalism）或“麦卡锡时代的偏执”（McCarthy-era paranoia）等。这种做法虽带有一定的修辞性，却破坏力十足：它将反对极权主义的道德立场转化为一种极端主义的氛围。
这种模式远不止于反共主义。关于边境安全、性别意识形态或父母在教育中的权利等问题的辩论也遵循着同样的轨迹。一旦保守派的论点突破了选择性的沉默阶段，它得到的不是反驳，而是道德上的否定，即持有这种观点本身就对民主或社会和谐构成威胁。
这种框架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而是为了控制。它向公众发出信号：某些立场超出了体面辩论的范畴，从而阻碍了公众参与，并强化了精英意见领袖之间的共识。
最终阶段：驱逐
当忽视和诋毁都无法压制不同声音的时候，最后的手段就是驱逐，通过取消平台、职业排斥或官僚监管等高压手段，制度性地将不同的声音或思想排除在外。
各个大学以“校园安全”为由取消对有争议的演讲者的邀请。社交媒体平台限制被指控散布“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的账号，而“虚假信息”一词越来越多地指偏离主流叙事，而非事实错误。在某些专业领域，表达不被认可的观点可能会断送当事人的职业生涯，名誉尽毁。
这个过程并非通过国家审查来运作，而是通过英国近代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其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1859）中所描述的“主流舆论的暴政”（the tyranny of prevailing opinion）。它是一种文化压制机制，比专制控制略为温和，但同样能有效地压制异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流舆论的暴政”恰恰反映了反共周活动所要揭露和谴责的专制本能。
制度权力与不对称
认为压制异己的冲动完全属于左翼，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任何一方一旦掌控了文化领域的制高点，都会倾向于维护自身的影响力。然而，在当今的美国，制度性权力，包括媒体、学术界、科技界和艺术界等，都集中在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Marxist）阵营。
因此，“忽视-诋毁-驱逐”的循环主要发挥着自左向右的强制执行机制的作用。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思想必须首先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才能为之辩论。相比之下，进步主义思想则享有合法性的推定，并且往往免受类似的审查。
这种不对称性滋生了怨恨和不信任，促使许多公民转向其它媒体生态系统，在那里他们感到自己的诉求得到了认可。然而碎片化（fragmentation）是有代价的：主流媒体越是排斥异议，公共讨论就越是两极分化，阴谋论也就越发盛行。
重建民主话语文化
自由社会里面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这个社会便无法运转；不同的言论如果不能为人所知，便不存在言论自由。民主媒体的首要职责是如实、公正地报导公共利益相关事件，即便这些事件挑战了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假设亦无妨。单独来看，未能报导反共周或许微不足道，但从象征意义上讲，它反映了美国新闻界的思想多样性已经受到侵蚀。
重塑民主对话文化，需要那些塑造公众舆论的人回归谦卑的心态。编辑和教育者们必须认识到，忽视不同的声音并不会令它们消失，反而会使不同的声音更加激进。诋毁反对者并不会强化民主，反而会削弱互信。将某些声音驱逐出公共领域并不会创造和谐，反而会滋生疏离。
反共周旨在传达的20世纪的教训就是：自由并非来自思想统一，而是来自于思想的不断碰撞。历史表明，当一方声称拥有权力来定义哪些思想可以表达时，自由本身就已经正在衰落。
作者简介：
威廉·布鲁克斯（William Brooks）是加拿大作家，居住在加拿大东南部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 Nova Scotia），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稿。他是总部位于温尼伯（Winnipeg）的知名智库公共政策前沿中心（Frontier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高级研究员。
原文：How the‘Ignore-Vilify-Banish’ Strategy Seeks to Limit the Influence of Anti-Communism Week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