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中，久而久之神经反而麻木了。早晨醒来，可能发现睡在左边的难友停止了呼吸，明天早晨又可能发现睡在右边的难友又不动弹了，谁都不知道后天自己会不会成为冤鬼！落在毛泽东的绞肉机里，谁还有生的希望呢！有些难友预感到自己快死了，干脆把好衣服或被子拿给身体较好的难友换根香烟抽，免得白白死去。在监房旁边有两间大房间，从地面到屋顶堆满了铺盖卷，上面写着主人的名字，它们都是冤鬼的遗物，等待家属前来认领，可从未见到有人来领，又有谁敢来领呢？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尽管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劳改当局完全不需为此担心，因为各地政府源源不断地把犯人输送进来，每天三五个十几个从不间断，就像开足了马力的生产线。我们好奇地问新来的犯人犯什么罪？有的说：“我饿得不行，骂共产党不顾人民死活，就判了5年”；有的说：“我偷了公社食堂两个窝窝头，判了3年”；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犯人，他说：“我的父母都饿死了，我在笔记本上写‘我们要起来干，不能等死’，被人检举就进来了。”
据他们说，当时辽宁省创造了名为“群众审判”的所谓“先进经验”——针对反抗暴政犯法的人越来越多，司法部门来不及审判和处理，为了“提高效率”，决定实行新办法：乡镇县各级召开群众大会，要求群众检举揭发“犯罪份子”，当场就把被检举人抓到会场台上，大会主持人简单说明此人“罪行”后，问：“怎么处理？”台下的党员或积极份子就喊：判他劳改三年五年！主持人又问：大家同意吗？台下的人三三两两举手就算审判完成，既没有被告和律师的申辩，也不需要任何证据，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一批批犯人就这样制造出来了，劳改事业怎能不兴旺发达？！这正是毛泽东“无法无天”残害无辜人民倒行逆施的一个例证。
犯人们饿得没有力气干活，劳改队的生产任务难以完成，劳改当局想出了妙计：号召大家争当“劳动模范”，给予减刑、假释的奖励。有些老实人就拼命地干，甚至放弃休息，结果营养和体力消耗过快，还未评上“劳模”就先去见了阎王。
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声中，中共当局认为政治犯和重刑犯是可能反叛的危险分子，于是我们几百个人又被押上闷罐车，驶向离海岸更远的地方——辽宁省北边靠近内蒙的凌源县劳改农场，从事种水稻、玉米、大豆等农业劳动。无论在大连、锦州或凌源，我们亲眼目睹到处风调雨顺，没有任何天灾的迹象，可是各地农田却千里荒芜，杂草丛生，不见有耕作的农民。大家心里清楚：正是毛泽东一意孤行“高举三面红旗”的错误政策，才是全国粮荒，饿死大量老百姓的根本原因。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欺骗人民的谎话。
为了应付全国人民对饥饿的不满，当局想出了新花招：在全国宣传和推广所谓“粮食增量法”，说只要把粮食放在水里泡上几天，然后蒸煮成食物，粮食就会增量，就吃得饱了。这个“先进经验”很快传进我们劳改队，厨房如法炮制，开饭时每人领到一块比平日吃的窝窝头大一倍的玉米面方糕（大概因含水量多，做不成圆形的窝窝头），吃后确有胀饱感，可一次小便肚子又瘪下去了，肚子又饿了，大家这才明白：这哪里是增量，不过是增水，多吃水能吃饱吗？共产党不是在骗人吗？这个花招被戳穿了，又有新花招：把玉米杆磨碎后掺进玉米面里做窝窝头。这下窝窝头的体积大了，但玉米杆很难磨得细碎，吃后肠子和肛门被玉米杆刮出血来，疼痛不已。大家气愤地说：“共产党不是把我们当牲畜吗？”
为了自救免于饿死，大家在劳动中千方百计寻觅一切可吃的东西，把各种野菜塞进口袋里，不管有毒无毒，拿回队里用水稍稍漂洗就吞下了肚。这样人人的肚里长满了蛔虫，多得从鼻孔里、嘴里爬出来，令人见了恶心得作呕。还有多位难友因蛔虫多得把胃肠或心肺堵塞不通而活活憋死，真是人间惨剧！有次我大便后发现粪便中有一堆蛔虫在蠕动，用小树枝把它们扒开来一数竟有120条，而别人都说我肚里的蛔虫是最少的。
一天在田里，我看到一只青蛙，求生的本能提醒我：它是蛋白质和脂肪啊！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每年只有新年和国庆才能吃到指甲般大小的几块肉，这只青蛙对我太重要了，我使足全身力气猛扑上去把它抓住，随即用指甲划破它的肚皮，扔掉肠胃，连心肺一起送进嘴里吃掉，青蛙还在吱吱叫呢！有时发现蜢蚱、蝴蝶等昆虫，也毫不犹豫地捉来带回队里，在厨房火炉上一烤就吃掉。
大家都跟我一样在挣扎着求活命，我们没有思想，也不需要文化，大脑被剥夺了一切功能，只剩下填饱肚子的本能，都成了野兽了。其实这正是毛泽东的阴谋或阳谋——把人改造成没有思想没有文化只有求生本能的兽民、顺民、愚民，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的专制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