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在这场起义的末尾，下了罪己诏，承认他“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又说：“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而更张，永鉴前弊。”
皇帝道了歉，同时把四川动乱的根源推到了贪官污吏身上。但我们知道，所谓的贪官污吏，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执行朝廷对四川的惩罚性掠夺政策而已。
不过，宋太宗还算说话算话，在表示要改弦更张，将四川动乱作为永远的借鉴之后，淳化五年（994年）九月，他就派出有廉洁美誉的张咏出任益州知州。张咏临行前，宋太宗专门找他谈话，说：“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
张咏到达成都后，降低盐价，使人民买得起盐；对王继恩的专横，也断然加以制止；对掠夺民财的士兵，进行严厉的惩治……他在成都数年，采取了柔性治理手段，被称为“有惠政”。
此后，四川分别在997年和1000年发生两起兵变，但对朝廷的震慑远不及王小波、李顺起义。反倒是另一种长时段的影响，在四川人心中慢慢扎根。
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年底开始，四川地区出现了“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传言。传言不仅被编成歌谣，唱遍四川，还传到了大宋朝廷。这时，距离甲午年（1054年）其实还有一年多时间，但四川民间和开封朝廷，已经人心惶惶。
传言的发生，起因于上一个甲午年，即994年，李顺攻入成都，建立大蜀政权。而再往上一个甲午年，934年，正好也是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建立后蜀的年份。四川人和朝廷官员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新的甲午年，1054年，四川一定还会有大事发生。
连宋仁宗都很担心。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离甲午年还有一周年之时，他派出了口碑很好的程戡出任益州知州，随后又下诏整顿蜀地吏治，对贪滥苛刻、害民妨务者加以处理。接下来的一年中，朝廷陆续发布针对四川的惠民政策，降低税率，考察盐井，减免上供的绢帛……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旨在安抚蜀地民众，防止上一个甲午年的李顺起义历史重演。
到了甲午年，1054年，四川在“侬智高欲借大理兵寇蜀”的谣言中平稳度过，有惊无险。
王小波、李顺起义确实是宋朝统治者一段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直到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推行“市易法”，打算在成都设立市易务，宋神宗和一部分官员还以王小波起义为戒，生怕闹出乱子来，不敢轻易派人去。王安石出来作了当面保证，宋神宗才同意。
北宋朝廷针对四川的政策调整——经济上轻赋税，政治上严控制，终于取得了成效。经过宋初近半个世纪的动乱，宋仁宗以后，四川基本没有起义和暴动发生，变成宋代全国最稳定的地区之一。
▲经过宋初动乱，四川恢复了岁月静好。
06
从四川由乱而治的个案，我们可以分析宋代小起义不断、大起义几乎没有的成因。
宋代是一个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朝代。它是在晚唐、五代军阀割据，强地方、弱中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朝代，因此，几乎所有国策的着力点都用在了怎样避免晚唐、五代的统治悲剧上。
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宋代实行分权制地方行政制度，中央对地方形成绝对的制度优势：
削其支郡，以断其臂指之势；
置通判，以夺其政；
命都监监押，以夺其兵；
立仓场库务之官，以夺其财……
从势、政、兵、财控制地方之后，“向之所患，今皆无忧矣”。尤其是在兵力配置上，宋朝实行尊京师、抑郡县的政策，地方仅保有承担劳役的厢军，几乎全无武备。一旦某地有发生民变的苗头，骚动一起，凭地方兵力要控制住就很悬。正如南宋四川人魏了翁所说：“处处无兵，城垒不修，或数十夫持耰白梃，便可尽杀守令，开府库，谁复御者？”
所以宋代会时常发生一些怪现象，比如有人振臂一呼，率领队伍造反，历数千里竟然没人镇压；或者地方好不容易紧急召来州兵，一看，只有二三十人，直接就被起义者团团围住。
宋代全国平均每年1.36起的小起义，根源就在地方权力尤其是兵力的弱小与空虚，给了起义者闹起来的时间和空间。其实只要地方的兵力强一些，绝大多数小规模的起义在萌芽阶段就会被压下去了。
但这些小起义最终无一起发展成全国性的大起义，这才体现出宋朝地方治理的技术。
关于宋代始终未爆发全国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历史学界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
其中，最主要的观点认为，宋代的赋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庞大的财政开支主要已非取自农业。随着租佃制的普遍推行，作为宋代农民主体的佃农，减轻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多种可供选择的谋生之路。有些人尽管生活仍很劳苦，但还不至于走投无路、大批流亡。除了个别地区、部分极端年头，比如北宋初的四川、北宋末的浙江，农民的日子难过而造反，两宋300多年并未出现过全国性的农民没有活路的情况。
还有学者认为，宋朝将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推进到最高水平，可以说汉唐不能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因此宋代尽管有数百次小规模群体性事件发生，却是唯一没有发生全国范围的民变的朝代。
不应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宋朝统治技术的动态化和精细化。像上面讲到的四川，宋初对该地区执行的是惩罚性的高压和掠夺政策，在一系列的民变爆发之后，朝廷适时调整了政策，从高税额地区变成低税额地区。由于影响最大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最早是由失业茶农挑起的，朝廷此后也加强了对茶业从业者的重点监控，避免历史重演。这一切均是宋朝地方统治艺术的体现，所以在宋初近半个世纪的动乱后，四川此后恢复了长久的安定。
河北地区也是如此。由于唐末的王仙芝、黄巢依靠活动于河北的私盐贩子为基础发动农民战争，宋朝吸取了这一教训，在推行榷盐（食盐专卖）政策时，唯独给河北开了绿灯。因为朝廷怕河北一旦榷盐，又会酿成宋朝版的黄巢起义。正是有了这些特殊的防范性政策，河北虽然在北宋屡遭灾荒，税额负担也重，但该地区农民起义的次数和规模，相较其他地区并不突出。
宋人对朝廷的地方统治艺术，还是相对满意的。北宋理学家邵雍就说过，本朝“内无大臣跋扈，外无藩镇强横，亦无大盗贼，独夷狄为可虑”。
是的，如果没有强大的边疆对手，宋朝就完美了。
可惜这样一个动态、精细的超稳定治理系统，先后被女真人、蒙古人给打破了，真应了那句经典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宋朝已无王小波，却有完颜晟和忽必烈。这就是一个朝代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