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邓小平成了和平演变的"总设计师"
于是，八中全会前，杨尚昆、王震等纷纷出来呼吁不要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江核心也终于有了点胆子，敢于亲自删去人民日报社论中"姓资姓社"的提法，并批评中宣部把"反和平演变"搞的草木皆兵；连陈云的心腹宋平，也到颇有些不把北京放在眼里的"上海帮"里去挑选干部了。大家都觉得还是老邓说的在行、干的在行。老邓的办法也很单纯，就是他的老把式，用资本主义来挽救这个江山(而不是社会主义)，虽然他还必须使一个障眼法，说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他自"文革"后第二次上台，就不在乎这个江山姓资还是姓社了，只要姓共就好。
苏联刚垮那阵，老邓就语出惊人：中国才不去扛那面共产主义大旗，谁愿扛叫谁扛去，我们只管办好自己的事。这就是老邓最"精彩"之处，也是中国最大的"猫腻儿"。用老百姓的一句"黑色幽默"来说，就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而今，上上下下都跟着老邓的口气，高喊把经济搞上去就能防止和平演变，殊不知这恰恰是货真价实的和平演变。
把当今中国政治危机的根源，仅仅归结为人民对物质生活的不满足和经济的困境，这曾经是中国改革派的一贯思路。当年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时，就曾抱怨：怎么现在的人都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饭碗骂娘"？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显示，政治动荡常常不是发生在政府无力摆脱经济困境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经济成长、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的情况之下。就生活水平而言，"六四"以前，很少有人不承认自己比从前过得宽裕。赵紫阳政府对消费品发展的重视，已经使大城市居民对"新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基本饱和，许多此类厂家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迫转产，而把家用电器让渡给一大批乡镇企业去生产，向农村倾销高能耗、低质量的"三大件"。
可是，这并不能防止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是从大都市首先爆发，并且比经济状况糟得多的苏联和东欧更早爆发。那时，许多外国人也很奇怪，他们觉得中国人生活得不错，干吗还要跟政府过不去？如今他们仍然会奇怪∶怎么，"中国在追随一个强硬的意识形态路线时，并没有为它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
当年，慈禧杀了维新党人，又闹出一场"拳乱"，自己竟被八国联军逼出北京。签了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后，她也想搞变法了，问荣禄如何。荣碌老老实实告诉她：变法能救中国，但救不了大清。然而，慈禧还是让张之洞搞了变法。没几年大清真的完了。所以，灭大清的不是康梁，也不是孙中山。一半是军阀，一半是慈禧自己。
4、只干不说：执政与制度分离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实话。
邓小平以为给他们一个"小康水平"的好日子过，他们就服贴了。表面上大伙儿都低眉顺眼，大气不出，可心里想什么，谁都心照不宣。借用北京小痞子的一句话来说，大概是：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如今中国人这活法，实在是无论姓资姓社都供不起了。
如果这个制度姓社，则它的税收的百分之四十已来自个体和集体经济，凡是在公有的领域里，"挖社会主义墙脚"、损公肥私已成了常态；如果这个制度姓资，则它又没有财产保障，个人赚了钱照样拿去挥霍。最简捷的"短期行为"要算"吃"，这也是中国的一大文化特色，正所谓"一顿饭工夫"，社会财富都化为乌有，吃得精致、挑剔、讲究"，吃完了就调侃，"侃"得充满幽默和技巧，"口腔文化"日益发达，难怪王蒙会把一顿早饭的吃法写得那样复杂，并引起那么大风波。
中国大陆以公款吃喝的"社会集团消费"，一年是100个亿。等于一年吃掉一个大庆油田，吃掉九分之一的内债。政府曾想以征收宴席税的法子来控制公款吃喝，但饭店酒家当然不愿自堵财路，幸好那些"社会集团"立时想出妙策，把大桌盛筵"分而治之"，变成小桌，按人头算未及上税的限制线，如此，吃得更斯文而且更精致。自然费用反更高。后来，政府改用行政命令规定，凡因公用餐每桌只能有"四菜一汤"。这就引出一个拍案惊奇式的故事。
河北邯郸市有一家陶瓷厂，生产的清花瓷餐具颇有名，娇小玲珑晶莹润泽，销路一向不错。但不知怎的忽然订单大幅下跌。厂方茫然，便派出供销人员到全国作市场调查，这才得知，原来只怪自己信息闭塞，不识时务，便急起直追，向别的厂家看齐，推出一系列巨型化的餐具，最大的菜盘可以盛得下三只肥鸡和成打乳鸽。原来薄如纸、声如磐、润如玉的清花瓷器，也就变得厚拙笨重，但销路奇佳，各大宾馆、酒家、招待所争相订购，月销售量由四万件暴升至七万件。对此，厂家自嘲为"邯郸学步"。说穿了，这就是"社会集团"和饮食业联手对抗"四菜一汤"的手段。
如果人们得知北京一个中央直属研究所的小小卫生室，就购进1200盒北京蜂王浆，作为公费医疗的"急诊药品"，这还不值得惊奇的话，那么，嫖妓宿娼还可以用公费报销，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奇谭。然它却是真实的案例。广州某工厂营业部主任黄崇德与三名手下召妓，以公款"实报实销"，长达半年。东窗事发，他只好自叹不走运。不花一个子儿能"夜夜风流"者，何止黄某。从沿海到内地，很多地方的淫业都是收钱后开出旅馆住宿单据的，按制度办事拿回去何愁不给报销。
这些事例虽小，却可以说明，眼前中国搞的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制度。如果按照中共强硬派的宣传，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和平演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造成这种演变的物质方式——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等，这些中国稳定的根本因素，正是邓小平精心设计的。维持这个政权暂时不垮的秘诀，正好是彻底葬送这个政权的秘诀。中共的老人，如陈云等，在这一点上并不糊涂。他们一直指桑骂槐地高喊"警惕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指谓何者，是再清楚不过的。而西方人所不能看透的中共何以能创造的那个"奇迹"——在"六四"以后维持这个政权没有垮掉，实际上恰好是另一个"奇迹"∶这个政权以牺牲它的社会主义原则换来存活。
这是苏联消亡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启示：把执政同制度分离开来。
5、让出半壁江山给姓资的
这种分离，照邓小平的谋略，是"只干不说"。当然，一切关系到维护这种执政的行为，如镇压异己力量、不准反对党存在、稳定军队等等，都是只干不说。所谓"防止和平演变"，也已不是防止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制度蜕变(毛泽东曾为此几乎把这个党摧毁重建)，而是单纯到防止政权被非共产党、甚至非当今执政者利益集团的任何人拿走。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根本的一次变质，也是它失去统治合法性最明显的反映。
然而，这种分离又是以共产党出让“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为前提的。首先让出来的，自然是这个党过去以全民所有制形式独占全社会财富和市场的那种垄断。从旧体制里分离出来的个体和集体经济，以其提供的百分之四十的税收，成为这个政权的重要供养者，并且创造着繁荣和稳定。
《纽约时报》记者曾采访贵阳一个姓张的医生，在上海和西南之间贩运毛衣、茅台酒和筷子，1990年利润一百万，上缴税收10万，还雇用了520人，他很幽默地宣称"我在为国家作贡献"。人们都记得，"六四"以前陈云曾有一句名言：按马克思算出的资本剥削率，雇用八个人以上就是资本主义。那时连农村雇工都受限制，现在则是城市里也管不住了。中国事实上正在悄悄进行一场所有权的重新分配，只不过是一场没有法律保障的分配，它将如同共产党在1949年前后以暴力重新分配一样，留下无穷后患。有趣的是，正是陈云的儿子陈元，好象看出其中奥妙，最近提出一项"新政"，共产党反正不能独占社会全部财产，不如"合法地"把其中一部分干脆变成"党产"。这点后文还要提到。
倒是那一大批不被任何人所占有、真正只属于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如今成了这个社会的包袱和不稳定因素。它使这个政府负债累累，每年财政补贴高达一千多亿，占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赤字一百四十亿(如包括内外债和银行透支，最少六百亿)，中共只有借内外债和多印钞票来补这个窟窿。
千家驹说∶"工厂亏损，以由国家包下来，国营企业不怕破产。工厂里的原材料、成品，工人可以随意拿回家去，这叫以厂为家，把工厂拿光了，也不关工人的事，反正老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此八中全会，三峡案子定不了，人事安排摆不平，最后只好去打国营企业这个"死老虎"，殊不知这是只能喂、不能打的一只怪物，邓小平最怕碰它，经过"六四"，才知道一打它，它就上街，跟你要"民主"。邓小平吃过这个亏，知道只能分一杯羹喂它，每年忍痛拿几百亿补贴买个太平。
可是那些太子党们血气方刚，不认这壶酒钱，冲老邓叫嚷：不要再搞"骄民政策"，不要再"向公众许诺不现实的高标准"，还搬出亨廷顿的一段话，说"统治者为满足群众情绪而发动改革，常常会成为革命的先导，因为群众这时想到的不是统治者的善意，而是统治者的软弱可欺"——这里比较幼稚的地方在于，共产党的太子们偏偏比他们的老子更不懂得治下的子民，这种社会主义养出来的"群众"，的确是不供养就会"革命"的，这是制度造就的——吃大锅饭和闹革命，这两个脾气都是共产党惯出来的，如今你要他改，他就先要改你的江山。这跟善意还是软弱毫不相干。你要想改他，你就得有勇气把江山也赔上，象戈尔巴乔夫一样。可惜中共老人和他们的太子党，早已不是这样的大角色，如今为江山不惜舍得一切，宁愿让它烂掉，也不撒手。然而，邓小平到底知道，若要这般，先得让出半壁江山，这就是让先富起来的那百分之四十的个体和集体，搞一点"利益均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