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日记》毫无掩饰地彰显了李鹏的智慧。他每次见邓小平，都有“当场笔记”，他援引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下午邓小平的原话，那是在地安门大街前沿米粮库胡同的邓府里说的：“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已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李鹏并在此话前面特别加了一句修饰“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指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六四”这笔账，你们要找邓小平去算，别找我李鹏。
紧接着是五月十九日上午的常委会，李鹏又引邓的原话：“准备流点血。动乱分子搞打砸抢，也有暗藏武器，他们要反抗，阻挠戒严。如果我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全世界不是一直在追问“六四”开枪令是谁下的吗？李鹏出版他的日记，只要达到一个目的就够了：白字黑字指认邓小平下令开枪。
赵紫阳录音谈话面世以后，坊间传说李鹏也要出书，却被胡锦涛封杀了；此前据传是杨家将背景的那本《六四真相》流落海外，也曾令江泽民怒不可遏。江胡二人，视“六四”为身外之物，彷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虽然他俩都是最标准的“六四产儿”。李鹏恨此已极，却也无奈，思来想去，大概自己出书替自己“造历史”，是唯一选择，连邓力群不也是这么干吗？
所以，张良汇集一堆“中央文件”，梳理造册，编成一部秘史，是一个现成的模式，何不拿来？如此召集一帮秀才为自己编一部《日记》，对李鹏不费吹灰之力。这本《日记》的真伪，要看其中史料、记载有多大水分，而不在于是否作者亲笔。通篇《李鹏日记》，皆枯燥的中共官式文件语言，脉络中却有两条灰线，一贯到底，一则是详细引证邓讲话，另一则，是绝不遗漏江泽民在上海的每一步动作，词语间还带上一点阿谀，用意昭然。
2、李鹏日记填补了哪些空白？
江胡不对“六四”做官史，便给野史预留了极大空间，但民间修史对暗箱操作的高层决策，又似无奈，即便如赵紫阳录音回忆，自他被废黜，五月十七日之后便一派茫然，形同空白。
李鹏亦不会“和盘托出”，但他要摘净自己，就躲不开叙述过程，从他的日记里，我们倒可以找到赵紫阳规避、未明之处；再就是五月十七日之后，他们磨刀霍霍、国家机器运作的嘎嘎之声，跃然纸上。
最值得一议的，是五月十九日上午、即当晚于总后礼堂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党员大会”的那个白天，邓小平竟还召集过一次会议，以往所有关于“六四”的回忆、史料中，皆未曾出现过这个纪录，这次却由李鹏公布出来，内容之敏感、尖端，前所未有，邓小平若地下有知，一定大骂李鹏爆料他，比赵紫阳更甚；而就凭披露这个“邓讲话”，胡锦涛就有理由封杀《李鹏日记》。
“上午十时左右，我们应邀到小平同志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云、先念、尚昆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人民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还有秦基伟、洪学智、刘华清三位老红军参加。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主要是三点：“准备流点血”、筹备罢免赵紫阳、确定江泽民接总书记。这次会议，不仅议题至关重大，李鹏记录下来的此次邓讲话，也将是研究八九历史的关键史料，举其要者：
——开禁“杀伤性武器”；
——借鉴台湾戒严的前例，“戒严要多久时间，现在定不下来。总之，要到一切恢复正常为止。台湾不是戒严二十多年了，也没有说哪一天解除”；
——认定戈赵谈话是“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广场放起鞭炮，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承认选错了胡赵二人；
——不否定“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的”，从这里可以接续到日后的“九二南巡”。
另一桩事，是赵紫阳访朝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晚李鹏召开常委碰头会，除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之外，列席的还有杨尚昆、万里，书记处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等，“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认为学潮背后有人操纵，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李鹏提出三个方案：人民日报发社论、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向各省市发通知、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并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
由此可见，镇压学潮的模式，早在此刻（四月下旬）已经出笼、定型，后来的邓讲话、“四二六社论”、邓府决定戒严、废黜赵紫阳、总后礼堂大会等等，不过是走形式而已。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李鹏牵着邓小平的鼻子走，还是邓在幕后指挥这一切，李鹏不过是个前台的一个皮影儿？有没有吴国光所钩沉的一个“邓小平四二三密令”？李鹏在此究竟隐瞒了什么呢？
五月二十日“没有想到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可以肯定，戒严消息事先被泄露出去了”，也是李鹏日记精彩的一笔，“西面来的部队被人群围堵在八宝山，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南苑，东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通县，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北太平庄。戒严指挥部曾设想，西面的主力部队经过地铁运送到天安门，也因为走漏消息，复兴门地铁施工洞口被一群动乱分子占领，堵塞了地铁的通道，部队调不进来。惟一成功的是从河北沙河县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的两千余人。这是根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同志的请求，我下令铁道部长李森茂执行运送沙河部队的命令，他执行了。但部队一下车，就被动乱分子包围，困在北京车站动弹不得。”
涉及赵紫阳的两处，亦耐人寻味。李鹏说杨尚昆向他透露五月十三日赵紫阳见邓小平情形，“小平对赵紫阳说，我现在感到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得厉害，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清楚。”查赵录音回忆，一字未提邓的态度——很明显，邓装聋是一种政治表态，对陈云也一向如此，赵紫阳对此是很熟悉的，这次竟未能解读，那厢杨尚昆却及时通报了李鹏！另一处是，五月二十一日部队进城受阻之际，李鹏给王瑞林打电话，请示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罢免赵，邓小平答复：“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显然，这是邓怕兵变的一个旁证。
3、“李鹏策略”解读
“八九”这场厮杀，无论是官民对阵，还是党内角逐，结局仿佛大家都输给了一个白痴，听上去很惨。其实，决定因素是邓小平的理念，而支配他当时心理的，是来自波匈巨变的强烈冲击，《李鹏日记》对此均有充分的展示。这个大气候，决定了在权力结构上，赵紫阳与李鹏并不处于均等的地位，虽然他俩同时处于邓小平与柴玲、地安门（邓住所）与广场、老人与学生的夹缝之间——但赵需要劝慰、安抚邓小平和学生两方，李鹏则只需践踏、侮辱学生一方，就能赢得老人一方。
李鹏在《日记》里写了一个因果链条：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让他栽了——“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他以阴谋论判断，有人要以文革手法搞臭他；同时他对民间怨言赵紫阳的儿子“官倒”，又幸灾乐祸。两人谁会成为这次学潮的“替罪羊”，李鹏有非常清晰的意识。四月二十三日他却若无其事地去北京火车站送赵紫阳访朝，还说“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心里大概已在狂喜，天赐他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要先下手为强——这应该用来解释前述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碰头会的原委。李鹏拥有的优势，是老人帮和邓小平的恐惧心态，但他缺少一个时机，来把生米做成熟饭。我们可以断定，李鹏洞悉邓小平的理念——痛恨“红卫兵”、将文革与东欧变色一锅煮、恐惧民心浮动、除了武力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手段，等等，他只要让常委会通过一个极端的应对方案，邓小平和全党只有照单全收。
在策略上，李鹏使用“袁木谈判模式”，持续地激怒学生，有一石三鸟之效：令赵紫阳疏导学生、力挽狂潮的努力化为乌有；令学运从静坐向绝食逐步升级，其领袖“理性受冷落、激进得拥戴”；令邓小平越来越陷入一种“镇压冲动”。何东昌也配合李鹏，在北师大说赵紫阳的态度不代表中央。五月十三日常委会上，赵紫阳怒责此说，李鹏则保护何东昌，反唇相讥：“要李鹏下台，这些传言由谁来辟谣？”此后“对话破裂，绝食开始”，没几天赵就对戈氏撂出了邓“掌舵”。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会发现，赵紫阳步步落空，李鹏招招得逞。
4、米（万里）有愧于粮（紫阳）？
历史是个多面体，每个当事人只能映射某个单面，李鹏说“六四”，其价值也在于此。从他的记录中，我们也能看到其他当事人的某种侧面，有时候竟是令人诧异的。
杨尚昆就不必说他了。李鹏笔下的万里，也叫人“跌破眼镜”。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赴朝第二天，“下午五时，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开常委会讨论对策。我同意了万里同志的建议，决定晚八时开常委碰头会，扩大到有关同志参加。”照李鹏的说法，他那个先发制人的“四二四常委碰头会”，竟是万里起的头！赵紫阳录音回忆中的说法则是，“万里上了陈希同、李锡铭的当”——其实，京津两地的首脑，陈希同、李锡铭，包括李瑞环（原北京市的木匠），是一个宗派，大佬就是万里，这个宗派八九年力主镇压学潮。另据宗凤鸣引李树桥谈，赵赴朝后，李先念要李鹏通知北京市委强硬对付学潮。
万里被赵紫阳反反复复地引为“志同道合”者，说他是中央领导人中“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并提及那些著名的事例：八七年不赞成“反自由化”、学潮初期不赞成北京天津两市委的“阶级斗争意识”、预定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从法制轨道解决学潮，等等。万里后来在压力下沉默了，邓小平去世后，赵紫阳又呼吁万里站出来，“小平在时不可能有别的说法，小平不在了，我觉得万里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了。谁能怎么样他？”但万里依然沉默，其实他已噤若寒蝉。一九九七年九月赵紫阳给十五大写信，再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宗凤鸣请张广友将这封信送给万里，据说万里看到此信后，神情紧张，叮嘱不要外传……。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个传世佳话，后来被“六四”阴影所蒙晦，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死去。时光不能挽留，人格却永存历史，赵紫阳不玩阴谋，没有私党，对后果承担到底，且毫不畏惧，堂堂正正地做个现代政治家，在中共他是第一人。
五、暴政之后是废墟？
推翻一个独裁者，留下的是一座废墟；
强人之后，需由军阀撕杀出一个新局面，也未可知。
中东在伊斯兰文明解体后，制度重建缺乏机制，如同美国摧毁伊拉克独裁，无法送一个民主制度给它。这其实也是中国面临的前景，习独裁尚在，未知垮在何年，叫人头皮发麻的，反倒是他垮了以后，中国也要任军阀混战一番吗？混战之后又杀出一个新强人怎么办，如同晚清民国？难道中共七十年会给中国留下“制度重建”机制？不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不错了！
人口的膨胀和年轻化，恰是"阿拉伯之春"的肇因。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的背景之一，是青年失业率高达52%，一个26岁的水果贩无照被罚而自焚，点燃抗争烈炎。
准确的说，这是一场阿拉伯世界的骚乱，事后被贴上"民主"的标签，背后推手是什叶派教长尼姆，2016年被沙特阿拉伯处死。自2011年底北非动荡，有四个国家的政权被推翻（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并长期无法恢复秩序，而伊拉克（被美国出兵推翻）、利比亚的权力真空，和后续陷入内战的叙利亚，最终酿出恐怖国家"伊斯兰国"的灾难，和殃及西欧的难民潮，局部解构了二战后的世界平衡机制。这段中东沦丧史，发生在千年文明故土，其涵义就是超越地缘政治的：
一、西方之外的世界，政治制度落后，结构脆弱，内部极易引发动乱，伊斯兰世界在本世纪初头个十年里，就出现解体、崩塌，文明（宗教）老旧是比政体落后更本质的内因，逊尼派的现代极权政体，如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皆溃败，显示伊斯兰传统无法支撑世俗政权的现代化，无论是民主还是集权；看似唯有政教合一的什叶派伊朗稳定不乱，也有更加怪异的形态，如沙特等王室政权，依赖石油丰厚利润维系稳定，物质表明可以极奢华，而内里极陈腐，政治上甚至处于原始层级，残暴血腥，如对异见记者卡舒吉肢解谋杀，而主谋王储逍遥法外；
二、文明、价值、习俗等靠千百年养成的系统，可以为短暂的政治形态和制度提供资源，却不能相反，由政治形态来型塑它；价值系统既不能推倒重来，也不可能从外面全盘植入；部分改善又如基因改造，乃是长程适应外界而存活的策略所致，没有人为设计的可能性；而伊斯兰文明在现代化调适过程中，又显示出更大的困境，它是一个拒绝改变价值观的受挫文明；
三、史学家余英时别有睿见，认为中东的危机不是源于宗教，源于伊斯兰教的。在进入现代以后，有一个困境，就是伊斯兰民族怎么样来改变它的传统，来适应现代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之所以成为问题，和世俗化的政治势力有关。比如说：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贵族，他们已经基本上世俗化，进入市场了，进入资本主义的圈圈了，并没有真正的象我们想象中那样有深刻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只是要权力、金钱，然后把教育问题完全不管，把这些教育问题都给那些回教的、伊期兰教的宗教人员。在他们的手上，所教的都是仇恨西方，反对现代化，拒绝一切改变的东西。他们要回到一千年以前的状态，这就造成它的宗教、教育，跟它的世俗的政权和经济体制完全相冲突，或者是背道而驰。所以这是它适应现化失败的原因。
四、回教世界是一个低度开发世界中最军事化的区域，显示了一个衰亡文明的阵痛：贫穷却人口快速增长，人命不值钱到了专门出产"人肉炸弹"的程度，不过尼克松说回教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抵御"比基督教世界更经得起考验"，其实不过是更野蛮而已，这个文明的黄金时代在中世纪，科学、医学、哲学皆很发达，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说：培根向欧洲宣布科学方法时，已远在Jabir（化学家）以后五百年了，培根系得之于西班牙摩尔人的启发，而摩尔人的指路明灯又来自回教的东方。但中东这个文明摇篮已经变成坟墓，有五个世纪之久，即公元七百年到一千二百年之间，回教世界领先于基督教世界，但几十年的战争颠倒了两个文明之间的差距，杜兰特说，西方在十字军东征时打输了，但在信仰的战争中却获胜。所有的基督战士虽然都被逐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但是勉强得胜的回教却大量失血，又遭蒙古人荼毒，反而沦落到蒙昧而贫穷的黑暗时代。被打败的西方转而成熟，忘记失败而奋力向敌人学习，他们建立高耸入云的大教堂，遨游在理性的大海上，把粗鄙的新语言——中古主要是拉丁文——转变成但丁、乔叟及维农的文采诗词，并兴高采烈走进文艺复兴。
五、伊斯兰信仰的深处有其极端与暴力的根子，浮现于十八世纪的奥托曼（Ottoman）帝国时代，并发展于二十世纪。在今日西方的话语之中，人们对宗教历史的幼稚与无知是惊人的，不仅伊斯兰何曾只是"和平"的，欧洲基督教也血腥了中世纪的几百年，更何况争夺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战争？这二百年的西方殖民、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失败，大约也是伊斯兰激进与暴力化的原因之一，一如儒家的东亚，文明失败之后也只剩下激进与暴力；
六、法国十八世纪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其预言很象中国唐朝的《推背图》，语焉不详，却料事如神，被他预言中的包括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希特勒等，甚至对苏俄崩溃和海湾战争也有预言，他说的三个"反基督的人"，除那、希二氏，第三个竟然被今人说成是伊拉克的萨达姆。诺氏预言关于现代的冲突，主要是指中东伊斯兰势力在其强人率领下横扫欧洲基督教世界，亏得他在十八世纪就能预见二百年后西方同海湾国家的冲突，也是奇事，英美法对付中东强人，除了石油的实际利益之外，恐怕同诺氏的预言暗示有关；杭亭顿声称的"文明冲突"，首指伊斯兰，恐怕也是诺氏话语的一种翻版，所以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还是"基督教中心主义"，仍然还是"轴心时代"的余绪，"世界"并未终结，科技也无补于事，吵吵了一阵的所谓"后现代"也是一个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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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3428名伊朗示威者丧生该国诺奖得主呼吁美国定点打击哈梅内伊
伊朗人权观察周三宣布，伊朗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以来，至少已有3428人被杀害，至少数千人受伤。另有超过1万人被捕。伊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希琳·伊巴迪呼吁对哈梅内伊实施定点打击以阻止屠杀。
法广/作者：安德烈
2026-1-14
这家伊朗人权组织表示，死亡数字大幅上升的原因是他们"从伊朗卫生部和教育部内部消息来源获得了新信息"。这家人权组织同时警告说：'这个数字是绝对的最低值'。
伊朗人权组织还补充说，他们已收到大量的"新报告和证词，进一步表明了暴力镇压的严重程度"。
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人希琳·伊巴迪女士周三建议美国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采取"高度针对性的行动"，以制止"对伊朗人的屠杀"。
伊巴迪女士周三在接受德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要求和期望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措施阻止伊朗人遭到屠杀"，
特朗普曾保证，如果伊朗当局开始处决被捕人员，美国将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
但埃巴迪女士认为："阻止伊朗人民遭受屠杀，并不需要发动全面战争，也不需要杀戮更多人。"
特朗普13日在其社交平台"真相"写道："伊朗爱国者们，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机构!"
"记下杀人凶手和施虐者的名字，他们会付出巨大代价。我已取消与伊朗官员的所有会谈，直到无谓杀戮抗议者的行径停止为止。援助正在路上。"
伊巴迪女士列举了"美国在伊朗可以采取的两个具体措施"，包括"干扰伊朗国家媒体的通讯"，以"遏制宣传"。
这位前法官补充道："另一种选择是对伊朗最高领袖和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采取高度针对性的行动，"
她提到了外国在伊朗开展的"类似行动"，"例如"以色列在2024年7月对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黑兰的暗杀行动。"而那次行动中没有平民伤亡"。
埃巴迪女士强调："同样有针对性的行动也可以对最高领袖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官员实施"。
自12月28日抗议活动爆发以来，特朗普已多次威胁要采取军事干预。这是自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