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为了他，我至今还留着一张单子：
The seminar of 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
(Sept1991)
9-17 The Republic and Plato Prof. Furley
9-18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Prof. Peter Brown
9-23 History and Film Prof. Davis
9-25 Greek Comedy Prof. Zeitein
10-2 The Athens democracy Prof. Ober
10-9 Roman Law
10-15 The history of England Constitution
10-22 The Reformation at16 Century Prof. Lowe
10-23 Issu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of. Jeums
12-3 Comparative Revolutions Prof. Surus
12-4 Censorship Prof. Grafton
二、收藏家艾略特
一九九五年春天，傅莉出院整一年，学社同仁刘宾雁、朱洪夫妇陪约翰．艾略特先生来"狐狸跑"我们住所看傅莉。她神态持稳，应答妥贴，颇显旧日风貌。约翰还问起我们的儿子，叮嘱别耽误他读书。其实，我们那时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也听不懂，要靠翻译。朱洪是流亡者里唯一能讲英语的人。所以约翰跟“中国学社”成员的交流非常有限，也很少露面。我作为当时学社的负责人，跟他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尤其遗憾的是，一个西方慈善家与一群中国流亡文人的故事，至今没有进入任何文本。
是这位约翰．艾略特先生，使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出现了"六四"流亡者组织"中国学社"；它的英文名称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就是他命名的。我们听到的传说，艾略特是中国古字画收藏家，一天他签好一百万美元支票要买什么，那天早晨新闻里正在报导北京坦克上街杀学生；他震惊之下，将这张支票寄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希望以此帮助普大的中国留学生。校长责成东亚系办理此案，散居世界各地的一批八九流亡知识分子，后来分别收到带有菊黑双色盾牌校徽标志的邀请函。
不幸艾略特先生几年后病重，住进费城宾州大学医院。九七年夏一日陈淑平告诉我，她陪余先生赶往费城探视，说他已是植物人状态，靠仪器维持生命，不知还认不认识他们，但迎以微笑。余太太说她看到这微笑，心里还是安慰的，认不认识都是次要的了。我心里恍惚了几日。我能很清晰的回忆起艾略特先生的微笑，很慈祥的微笑。傅莉九五年之前几乎没见过他，但是她自离魂中醒来，就从茫茫时空中拣出"约翰"这个名字，没有忘记因这个人我们才得以落脚普林斯顿，而那关乎苏单获得了很好的中小学教育，是她一辈子感恩的事情。我也很想去医院探望他，却走不开身。后来听说他弟弟决定为他拔掉管子。原来他才六十九岁。真是人走如灯灭。
两个月后我参加了约翰．艾略特的追思仪式，在校园里最瑰丽的亚历山大教堂内的理查森厅，有室内乐队伴奏，上台致词的人都会朗读一首怀念他的诗。这种悼念方式，优雅而略带哀伤，我还是第一次亲历。那些诗我大多听不懂，只对一首巴赫有所触动。致词者也历数约翰一生好事，却没人提他捐助支援中国八九流亡者，一个字都不提，令我有种尴尬的感觉，仿佛我们跟他徒然一场。不知这是约翰生前即有此意，还是致词纪念他的人强加附会？音乐一停我就走了。后来听说在场的流亡者也颇觉不快。一个时代、一场壮举、一个好人、一种历史，却又掺杂了一点荒诞。我身陷此中也不能抽身。将来如果有人要写世界流亡史的话，我希望不要忘记写上约翰•艾略特的名字。荒诞是我们整出来的；在他，唯有慈祥与优雅。
三、余英时释证陈寅恪
中国是地蛮天荒了的一个世界——不管你称它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是专制，在文化上，它已历尽变穷，坠入非驴非马之境，而在这“蛮荒”之后的我们，似乎再不能越过那道“蛮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无文化的"文化癖"。说断裂鸿沟壕堑都可以，问题是你如何逃出这道惟幕﹖都说读书大概可以。但我读了一本书之后才知道并非如此——隔在“蛮荒”这边的我们的语言同那边人的语言，已经无法沟通，你认识的那几个中国字也未必帮得上忙。
这本书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尽管著者余英时教授进在咫尺，可我读到这本书却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整个1994年里，我每周带妻子去纽约城里作三次针灸，停车在曼哈顿街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罚单，安顿好她就回车里来守着，在那摩天搂群的峡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渐渐静下心来看书。当时的心境与世隔绝，看不进报刊杂志和闲书，仿佛是为了同那"后现代"的曼哈顿风景作对，我下意识偏偏只愿读中国古诗词，于是一本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便同妻子的各种药物一起随身携带。其实我能读出点味道的只有从小偏爱的东坡稼轩二位，但读来读去就受不了东坡式的空豪放，更觉出稼轩的沉重和绝望，心境也随之坠入"更旧恨新愁相间"。那么遥远的南宋式的兴亡感怀，此时令我心动者，或在个人不幸，和某种渐渐袭上心来先前未曾感觉到的流亡真实。
忽一日，偶然看到"诗文"二字便拿了这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上路。坐在车里读起来，骤然被一个"文化遗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慑。说实话，以我肤浅的古诗词阅读能力，对此书深义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慑"的，是陈寅恪在他晚年诗文中设置的一套暗码系统，无疑是一道用来抗拒“蛮荒”的屏帐，恰好对我们也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若非余英时的破解，这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变天荒之后，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将任随歪曲无人知晓﹔而中国罕见的一个学贯中西的读书人，在中国文化"历尽变穷"最后二十年里的文化反映和心灵苦难，也将永远烟没。这又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会繁殖著象我们这样的“反传统”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直到毛泽东所铸成的鄙视读书人的一种"传统"，教“蛮荒”以后的我们从来把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无脊梁骨的"的一群，对我们来说，支持这种成见的最有力证据，正好是1949年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唅，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仿佛代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死去。这场"改衰翁为姹女"中的例外，过去我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但后来我看到的资料显示，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赞歌的，后来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龙颜，而较早就犯了龙颜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却终身不再啃气。这好象都不涉及知识和学养的问题，也并非人们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问题，大陆人常爱说，如果鲁迅活到49年后一定是个大右派，我却觉得未必。这好象关设到一种文化精神＿＿与知识和学养紧密联系著的读书人〔或称知识分子〕对文明的最后底线。读了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我才知道这底线是什么。
中国发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敏感到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桴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知识分子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的阉割手术。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毛泽东遇到的阻力并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姹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又都因此而劫难重重。
但是，对这段中国读书人的耻辱史，作纯粹政治性指责和道德非难，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而是回避了更本质的东西，即他们的作为将如何面对他们信奉的知识﹑价值系统及其背后支撑著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底线。而这个底线，并非只设在中国传统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读书人能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便是一种文化的操节。这段历史里，有一个不幸羁留大陆，以至"看尽兴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学阿世，树新义以负如来，“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独依一枝藤，茫茫任苍昊”。这大概是1949年以后唯一还讲读书人节操的一个大知识分子。我读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从他悲怆的诗文里透出的这种节操，并非民间一般的忠义气节，而是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总而言之，对一种文明的承偌。这种承偌，更悲剧性地表现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别是对隋唐历史空前绝后的研究，转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巨著，也是他个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举国皆沉醉”时孤独地到历史中重新发掘这种文化精神。
